知识—权力的谱系学

知识—权力的谱系学

在对知识的考古学研究中，福柯把话语实践、思想模式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文化表象转向深层的知识型结构，发现在各个时代知识型与社会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利用和制约关系。因此，随着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福柯的研究越来越集中于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对于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他说：“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44]因此，有什么样的知识型，就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统治秩序和规范。有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关系网络，就有什么样的知识生存与再生产活动。知识—权力的谱系学就是要全力揭示知识与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勾连关系。

福柯提出了一套“微观权力分析”，来考察知识与权力的历时性共生关系。近代以来流行着两种权力理论模式——法理主义的法权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实际上关注的都是宏观的、经济主义的、以统治为中心的王权。在这里，知识的生产与权力无关，知识的应用维护或抑制权力。但是，这种宏观性的权力观无法说明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45]福柯认为，重要的不是看“谁在行使权力”，而是看“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因此，关键在于揭示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

福柯发现，权力的运转形式在现代发生了一个由王权向生命权力的根本性转变。19世纪以来，“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就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46]。从生死的角度来看，王权是“使人死”和“让人活”的权力，生命权力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其重心在于控制人的肉体和生活。为了完成对生命的控制和改造，需要一套复杂的操作方法。于是，生命权力与知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现代权力运用知识来说明、指导和合理化，来区分理性和非理性、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于是犯罪学、精神病学等知识逐渐完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考察了疯癫的界定史。从中世纪到现代，疯子从最初被视为上帝的使者，到丧失原有地位成为社会边缘人，到18世纪“古典时代”成为被禁闭的人，到20世纪精神分析学试图重新理解疯癫，但疯子仍被当作非正常人，当作客体对待。对疯癫的界定历史实际上就是权力与话语发挥作用的历史，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史。福柯发现，疯癫是被学科性知识制造出来的，国家又根据这些知识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谁是正常而健康的，谁又是道德上或生理上变态而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批准了权力的行使，而权力的运作过程本身又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但是，为了掩盖这个过程，“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的运作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47]。

与传统知识观真理就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相反，在18世纪以来的知识—权力共生关系中，权力让真理成为真理，同时真理进一步加强了权力，于是，整个社会通过这套复杂的运作机制成为一个规训社会。“知识通过自身的形态，通过相互敌对的掌握者和通过它们内在权力的后果相互对立。”^[48]于是，科学以真理的名义，对所有话语进行归类、划界，形成了某些“被压迫的知识”，如关于疯人、监狱、性、屠杀等长期被人们忽略和边缘化的历史知识，以及所谓处于前科学阶段的低级知识、地方性知识。福柯把这种知识的干预过程称为“知识纪律化”过程。他的知识—权力谱系学研究就是要关注知识纪律化过程中被遗忘和压迫的知识，使之从知识的等级解构中解放出来，以对抗知识纪律化过程。

同样，在知识—权力的共生中，人也被归类、划界，现代人即作为主体的人即是知识—权力作用的结果。福柯认为，现代社会通过三种方式把人改造成主体。首先是通过知识确立标准人，塑造改造标准，解决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其次是对本真的人进行规训，使其成为标准人，从而解决如何区分标准和不标准的人，如何改造不标准的人的问题；最后把标准人的各种规范、观念、行为准则等内化为个体的自觉意识，使现代人感受不到知识—权力对自我的干涉和控制于是，现代人只有变成标准人才能被承认为人。通过把人变成主体、标准人，知识—权力完成了人的压迫和对非人的改造。

福柯把通过知识对人进行区分和改造的过程称为规训。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49]。规训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力量，在生产驯服肉体的同时也生产着知识。福柯认为：“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在它们里面促成某种知识。正是这些技术体系所持有的这种联系使得在规训因素中有可能形成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劳动的合法化。因此，这是一种双重进程：一方面，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加工，实现一种知识‘解冻’，另一方面，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权力效益扩大。”^[50]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成为知识－权力、真理－权力的“共生体”。一方面，权力在逼迫我们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需要这种真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服从真理，传播真理，推动权力的效力。^[51]

规训的体系化使整个社会建立了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形成了从不守秩序过渡到犯罪的连续统。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在检查中的结合，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规训社会。规训社会是一个监视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在监视中生活，同时又沉湎于对他人的监视中。在规训社会中，每个人都处在知识—权力的网络中不能自拔，不但以此来区分和改造他人，更不自觉地区分和改造自己。这一切，构成了现代人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