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认识兴趣与科学划界

关注认识兴趣与科学划界

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论的科学哲学做了深入的发展，其第一个重要体现是他“认识兴趣学说”的提出，此学说在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得到充分阐释，该书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近现代知识发展历程的批判性考察，从认识与兴趣的角度，论证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批判的科学哲学”^[41]。

（一）认识兴趣学说的由来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盛行，其以下科学主义的主张开始得到普遍推行：以经验主义原则拒斥形而上学；知识仅限于经验的范畴，唯有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将自然科学的典范——物理学的方法推广到一切知识领域，实现人文学科的自然科学化。对以上主张，哈贝马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深刻地指出，“可靠的知识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当代知识论的核心话题。在实证主义出现之前，科学并不是唯一的知识形式，相反，科学唯有通过哲学的辩护才具有合法地位，换言之，知识论并没有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对科学的方法解释上。然而，实证主义的出现意味着知识论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它视自然科学为知识的同义语，除此以外的知识均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知识的参照系统不再是知识的生产者——认识的主体。这导致知识论因缺乏认识的批判和自我反思而陷入危机。而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对认识进行反思，再现主体在认识中的批判和反思作用，这需要将认识论社会学化，并确立科学不过是众多知识中的一种类型，其存在不过是满足了人类某个方面的兴趣。人类的兴趣不只关注在生成领域的自然科学，也更加关注在价值和审美领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重拾人类认识的兴趣，将认识与兴趣统一起来才能解决知识论的危机。

那么，何谓认识的兴趣呢？哈贝马斯指出：“我把兴趣称之为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die Grundorientierung）。因此，这些基本导向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满足直接的经验需求，而是解决一系列的问题（die Loesung von Systemproblemen ueberhaupt）。”^[42]根据哈贝马斯对兴趣的解释，兴趣通过指导我们的认识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兴趣的满足一定要导致成果的实现。“衡量成果的尺子是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解决具有一种维持兴趣的主要意义，同时也是一种认识的意义。”^[43]可见，兴趣不只是主体的本能的满足，而是要指向人类生产、再生产及人类的生活世界，在这些领域，认识的兴趣激发和指导人们去从事认识活动，指示社会问题得到不断解决。正像哈贝马斯所言：“指导认识的兴趣，在劳动，语言和统治的媒介中形成。”^[44]至此，哈贝马斯通过“认识兴趣”概念的规定将认识活动完全引向了社会领域，也间接地给出了同一学科的划分标准，即同一学科的知识必须能够解决一致性的问题。

（二）三种兴趣与三种科学

哈贝马斯将认识的兴趣分为三类，每种兴趣对应着相应的科学。一是对环境进行控制并实现物质生产的技术兴趣，它形成“经验－分析的科学”；二是相互交往并力图达到相互理解的实践兴趣，它形成“历史－解释学的科学”；三是摆脱虚假意识形态并使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兴趣，它形成“批判的科学”。这三类认识的兴趣分别应用于人类的三种活动，即工具活动、交往活动和自我反思活动。概括起来，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学会所可以简化为下表：

技术兴趣是指人们有效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它要通过人们的工具活动进行，其要实现的功能是物质资料生产，正像哈贝马斯所言：“经验科学理论的主要兴趣是使可有效地加以控制的活动有可能从信息上得到维护和扩大，并以这种兴趣来揭示现实。这就是对技术上掌握对象化认识过程的认识兴趣。”^[45]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技术的兴趣的发生和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工具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探究和钻研自然界的规律，并通过积累和传承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的一般见解，这些见解的理论体现就是经验－分析的科学，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一种预言的知识，这种预言的意义在于它们技术上的可开发性。它将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从这点来说，自然科学无疑有重大作用。但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承认认识的技术兴趣，进而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的知识，这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因为除了技术兴趣还有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

实践兴趣是指不同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的兴趣。对此，哈贝马斯将其解释为：“维护和扩大可能的、指明行为方向的谅解的主体通性，并以这种兴趣来揭示现实。对内涵的理解按其结构来说，目标是行动者在流传下来的自我认识的框架内的可能的共识。为了同技术的兴趣相区别，我们称这为实践的认识兴趣。”^[46]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类不仅劳动，而且还有语言。语言的交往滋生了实践兴趣，它关注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通性，即不同主体通过对话形成的关于经验“客观性”的共识，只有在主体通性的框架内，传统意义的世界才能对解释者显现自身。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兴趣支配着服从主体通性的交往活动，人们在此过程中体悟历史文化的精神，形成历史－解释学知识，即人文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知识。但是，由于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实践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在今天还被压抑或忽略，导致了当代社会对话受阻，共识无法达成。

实践兴趣派生了解放兴趣，解放兴趣即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同哲学一样具有解放的认识兴趣”^[47]。解放兴趣支配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活动，它要清楚人们交往沟通中被扭曲的部分，将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纳入批判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成批判的理论或科学，这也是哈贝马斯终其一生一直探索和追求的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最主要部分。

（三）认识兴趣学说对科学划界的意义

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重点问题，因为它涉及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提出了“非此即彼”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当他们自以为解决了划界问题时，库恩、拉卡托斯等主张的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又对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的逻辑严密性和普遍性进行了批判，告诉人们试图建立一个超越一切历史、适合一切历史的泾渭分明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的，不考虑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不能提出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的，一切标准都是相对的、历史的。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和SSK干脆就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划界标准，彻底地宣布科学与非科学并无区别，科学划界问题被其直接投入火中，把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发挥到极致。

相比于传统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上的困境，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科学划界问题的理解。一方面，哈贝马斯通过对三种认识兴趣及对应的三种科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科学的内外部边界，即将科学从内部划分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批判理论，在科学外部则为形而上学保留了应有的位置，从而突破了实证主义只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知识而排斥非经验学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则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保留了独立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为科学划界问题提供了一种广义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够将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学说与传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认识进行综合，则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明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技术兴趣是指人们有效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它要通过人们的工具活动进行，其要实现的功能是物质资料生产，正像哈贝马斯所言：“经验科学理论的主要兴趣是使可有效地加以控制的活动有可能从信息上得到维护和扩大，并以这种兴趣来揭示现实。这就是对技术上掌握对象化认识过程的认识兴趣。”^[45]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技术的兴趣的发生和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工具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探究和钻研自然界的规律，并通过积累和传承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的一般见解，这些见解的理论体现就是经验－分析的科学，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一种预言的知识，这种预言的意义在于它们技术上的可开发性。它将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从这点来说，自然科学无疑有重大作用。但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承认认识的技术兴趣，进而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的知识，这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因为除了技术兴趣还有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

实践兴趣是指不同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的兴趣。对此，哈贝马斯将其解释为：“维护和扩大可能的、指明行为方向的谅解的主体通性，并以这种兴趣来揭示现实。对内涵的理解按其结构来说，目标是行动者在流传下来的自我认识的框架内的可能的共识。为了同技术的兴趣相区别，我们称这为实践的认识兴趣。”^[46]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类不仅劳动，而且还有语言。语言的交往滋生了实践兴趣，它关注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通性，即不同主体通过对话形成的关于经验“客观性”的共识，只有在主体通性的框架内，传统意义的世界才能对解释者显现自身。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兴趣支配着服从主体通性的交往活动，人们在此过程中体悟历史文化的精神，形成历史－解释学知识，即人文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知识。但是，由于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实践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在今天还被压抑或忽略，导致了当代社会对话受阻，共识无法达成。

实践兴趣派生了解放兴趣，解放兴趣即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同哲学一样具有解放的认识兴趣”^[47]。解放兴趣支配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活动，它要清楚人们交往沟通中被扭曲的部分，将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纳入批判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成批判的理论或科学，这也是哈贝马斯终其一生一直探索和追求的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最主要部分。

（三）认识兴趣学说对科学划界的意义

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重点问题，因为它涉及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提出了“非此即彼”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当他们自以为解决了划界问题时，库恩、拉卡托斯等主张的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又对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的逻辑严密性和普遍性进行了批判，告诉人们试图建立一个超越一切历史、适合一切历史的泾渭分明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的，不考虑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不能提出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的，一切标准都是相对的、历史的。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和SSK干脆就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划界标准，彻底地宣布科学与非科学并无区别，科学划界问题被其直接投入火中，把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发挥到极致。

相比于传统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上的困境，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科学划界问题的理解。一方面，哈贝马斯通过对三种认识兴趣及对应的三种科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科学的内外部边界，即将科学从内部划分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批判理论，在科学外部则为形而上学保留了应有的位置，从而突破了实证主义只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知识而排斥非经验学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则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保留了独立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为科学划界问题提供了一种广义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够将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学说与传统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认识进行综合，则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明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