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科学方法

二、论科学与科学方法

翻开历来的教科书，阅读那记述关于科学方法的章节，其中所阐述的科学方法都是首先进行实验、搜集论据和资料；然后是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提出种种假说；接着是把这些假说再放到新的实验中去检验验证；最后是发现现象的统一记述，这就是正统的（orthodox）科学研究方法。是的，这确实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一点也没有错。但是，根据现代的自然观所知，随着学问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现自然界新的层次，在这里规律也将改变其形式。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在学问研究的方法中也带进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要素。这种新要素的重要性，表现最显著的方面就是理论物理学了。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它而使得学问研究的特性为之改观。到上世纪末为止的理论物理学的课题可以归结为是如何巧妙地使用数学。但是，在现代，象预言介子那样的新层次的存在，以及创造量子力学那样的新的法则规律已成为主要的任务了。正因为这样，当量子力学创建时，经常成为指针的玻尔的对应论方法；以及在对基本粒子论的发展起过指导作用的海森堡的历史观点等等，正是强烈地反映了上面所阐述的、新要素的认识。再又，对汤川介子理论的形成曾起过积极作用的武谷三阶段论，越发深刻地发展了这种认识。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64—65页

科学的方法论同以往传统的方法论和自己独特创立的方法论有着显著的差别，是在对这样一些方法论进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已决不是那种偏狭的东西了。它犹如是登山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地图和罗盘那样的效能。今后，象那种不带地图和罗盘而试图登山的人那样的科学家将会越来越减少下去了吧！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40页

在本世纪初，正确地揭示了物理学所面临的危机的本质，并正确地指出解决这种危机的途径的，正是俄国革命的指导者列宁。他借助于革命的成功，同样地也根据物理学推动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在那之后，物理学的显著进展，即相对论的发现，量子力学的创立、核物理学的发展，基本粒子论的展开使得唯物辩证法越益受到强力的锻炼，为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方面的发展准备了充实的地盘。在量子力学的形成中扮演作为哥本哈根精神的指导性作用的玻尔的对应原理，以及现在在基本粒子论的展开中海森堡所提出的关于存在着规范理论使用界限普遍常数的见解等等，哪一个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意识，是有力地说明第一流（最前列）的科学家如何从自然界获得正确世界观的例子。唯物辩证法只有达到了这种完全的意识的时候，才开始作为充分有效的方法而起作用。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1页

忠实地记述肉眼所观察到的自然界的面貌，搜集大量的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这确实是重要的工作。但是，真正值得成为科学研究的，应当是去挖掘隐藏在肉眼所能看得到的现象深处的东西，即作为肉眼能看到的现象的本质的构造和法则。“如果现象与本质是一致的话，所有的科学都是多余的。”马克思这句名言，可以说是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精髓。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9页

所谓现代科学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与现代科学相对应的，有古代希腊科学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科学。有人认为古希腊科学不能称之为科学。但古希腊的学问毕竟是一种科学，而且，它即使在现代还具有很大的意义。在古希腊科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思考（虑）方法，对所有的现代科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一切学问都可以从古希腊科学找到其缘起，也并不算言之过分。即使是我所专门的原子研究其基本思想也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所倡导的原子论认为，万物是由凭我们的感觉所不能感觉到的微小粒子——称之为atom的所组成的。所以，甚至可以说古希腊的原子论的思想给近代科学以决定性的影响。不拘怎样，古希腊科学是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科学之一。在它之后，经过中世纪的黑暗，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在文艺复兴时代所起源的科学，被称之为近代科学，而它具有与古希腊科学完全不同的新的性格，正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所表示的那样，它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力量。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从近代科学所延续下来的方面，大量地残留（保存）有它的遗迹，很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是近代科学的延续。但是，现代科学既不是希腊科学，也不是近代科学，它具有作为新科学的价值，并且必须具有这种价值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现代科学了。今天，科学无论从内、外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而这正是现代科学尚还未从近代科学完全脱胎的原因。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科学理应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幸福的，然而却给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怖感。在欧洲，曾产生了希腊科学，创造了近代科学繁荣，但结果怎样呢？它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乃至越南这类悲剧的延续。这种结局可说是以近代科学这种特性为基础的学问的必然归宿。现代科学为了不重演奥斯维辛和广岛的悲剧，它必须超越近代科学。在实际上，现代科学已具备克服近代科学弊端的力量。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同20世纪我们现在所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看起来像是连续的，然而并不是那样，这有很多迹象显示出来。我们必须扶植这种力量，使得现代科学避免重蹈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之覆辙。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295—296页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现代是所谓原子能时代，或者宇宙时代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毋宁把它称之为科学时代要更适当一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科学就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发展着的。当然，这种急速的发展，主要是以原子物理学为枢纽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它的发展，才有了其他所有学问的相应急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掌握了支配距离我们日常经验世界非常遥远的世界了，例如我们能支配原子世界。这种更小的世界，还有更大的世界，单凭我们已往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到达的。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277—278页

在现象论的阶段之后，是抓住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新的层次的实体的阶段、以及发现支配现象的新的法则的阶段。武谷三男把前者称之为实体论阶段，把后者称之为本质论阶段，他并且指出，对自然的认识，是现象论－实体论－本质论的环不断地螺旋式前进的辩证法的过程。故武谷三段论在自然的辩证法、即自然的累层构造中具有客观的根据的。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98—199页

20世纪物理学的特征是：第一方面，认识到了自然的层次性（阶层性），特别是在极微世界，发现了存在着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这样一系列层次；第二个特征是认识到所有的法则都具有其适用性的界限，尤其是牛顿力学显然不是亘古不易的大原则。在自然界中从大的星云、太阳系，到小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为止，存在着在质方面完全不同的无限的层次，这些层次处于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之中，且互相关连、相互依存，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自然界。这样的一种观点称之为辩证的自然观，业已是19世纪末恩格斯所提倡的观点。20世纪的原子物理学可以说是再发现了这种自然观。

摘自（日本）板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97—198页

现代物理学的特征是认识到了一切概念、一切法则都具有它所适用的界限。我们用肉眼所能直接观察到的物体的运动，根据牛顿力学的运动法则就能对它进行正确的描述。但是，对于原子的运动，牛顿力学就不行了，必须让位于量子力学。再进一步，对于具有接近光速那样速度的物体的运动，必定发现相对论理论。从这之后，每每发现自然的更深阶层，古老的法则将被怀疑，新的法则将会创立。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91页

科学，过去由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思想，以及自身过度专业化的影响，常常摆脱不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和实证主义的束缚。科学的进步，因此常常遭到来自这些方面的阻碍，只是基于技术发展的要求才终于得以从停滞状态摆脱出来，有所推动。但是，在今天由于辩证法自然观的确立，科学永远排除了束缚它的枷锁，保障了无限制发展的可能。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82页

20世纪的物理学获得了新的自然观、世界观，它能洞察从“极端的世界”到“极大的世界”，统一地来把握自然和社会。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今天已具有了全世界（大区域的或全球）的性质，当它与能够洞察它的整个领域的统一的自然观、世界观联系起来时，才能作为创造新时代的真正伟大的潜力发挥作用。武谷三男博士所论述的“物理学精神”的重要性，其道理就在此。新的自然观虽然冠以“新的”这个形容词，但是事实上这个新的自然观早在上一世纪后半期就由恩格斯阐明了它全部概貌，就是“辩证法的自然观”，它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重新发现了自然界的辩证结构，在所有方面使这种自然观丰满了起来。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一点：由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这一新的自然观、世界观，不仅仅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法不断地证明和说明世界，它对于变革世界也是极为有效的。的确，唯有新的自然观才是支持“科学时代”的观点，可以说，贯穿着“物理学精神”的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74页

根据武谷的“三阶段论”理论认为，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是遵循着现象论→实体论→本质论这样三个阶段进行的。所谓现象论，是指原封不动地把握现象的阶段；所谓实体论是指搞明对象有什么样结构这样一个阶段；而所谓本质论是指寻找对象的运动法则的阶段。量子力学也好，牛顿力学也好，都是遵循着这样三个阶段认识发展的结果。实证主义者经常忘记了第二个阶段（实体论阶段）认识的重要性，而武谷先生把当时的原子核物理学的状况，规定为应当是正处于从第二阶段的分析探索迈入第三阶段的道路时的一种状态。中子的发现，以及介子理论的导入的重要性，可以说就是这一规定的显示。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22页

我所从事研究的原子核物理学，或者叫做基本粒子论的理论，是一门非常新的专门科学领域，是在我还是大学生时代时才产生的学问。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从古老科学的传统观点中摆脱出来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的学问同古典学问之间也许看不出有任何渊源关系。但是，破旧才能立新。“科学的方法”，也即方法论问题，就是怎样摆脱旧的思维方法。在这一点上，经典的东西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的经典，特别想例举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来谈一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我40余年的科学研究生活中，始终为我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投射出瑰宝一样的光彩。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4页

科学工作者一旦失去全局性观察，不仅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危机，而且学问本身也会极度衰落。我们应当牢记古希腊科学、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科学所造成的奥斯维辛、广岛和越南那种结局，现代科学必须闯出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以马克思所开创的、武谷三阶段论为顶峰的新的方法论、新的哲学，必须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前进。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3页

为了发展学问并使之为人类谋幸福，必须以根据现代科学所提炼出来的新的自然观、新的方法论作为基础，必须把由19世纪为止的科学所一个个切割开来的自然联系起来。我认为只有根据这样的联系，才得以使现代科学变得真正象现代科学，且在人类历史中，科学才能起到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的话，科学的结果将成为奥斯维辛、广岛和越南，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不让这类奥斯维辛和广岛那样的悲剧重演。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1页

这种方法诚然也是深入了解自然界真实情况的一个必要过程，不过，它是生硬的，也是粗糙的。自然界当然有一个模式，但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状态。自然本身，以濑户内海为例，是渔民们用全部的体验来保护的。至于说到究竟是研究者们还是渔民们保护了这个自然，那当然是渔民。所以，研究者们首先应该听取渔民们的证言，要向渔民们学习。

但是，研究者却固执地以为自己的生硬的模式就是自然本身，并认为这就是“科学”的真理，反而把渔民们的证言斥之为视野狭隘的经验，斥之为‘非科学’而不予理睬，当然就更谈不到向渔民们去学习了。渔民们的自然观，虽然很接近自然的本质和构造，不过仍然还处于经验阶段，有时的确是极其直觉的，确实还难以客观化，难于系统化，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这里还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他们能够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者们只有一面向渔民们学习，同时又去帮助渔民，才能共同为深入了解自然的真实状况而发挥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优越性就是，即使没有亲身接触到自然现场，对自然现场的运动状态也还是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所以，比起渔民来，研究者不论行动范围，还是收集情报的范围都更广泛得多。此外，尽管科学方法有局限性，但它对自然运动状态的认识，不论在风速、潮流速度，抑或在水温盐分、浮游生物分布，乃至在有机物需氧量等方面，都能够吸收一定地区渔民的经验并使之客观化；它还能掌握有关濑户内海全水域甚至海洋全貌的情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将渔民的经验系统化；它还能把迄今为止人类用科学方法所得到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与长期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渔民们的实践相对照，从而互相印证。然而，遗憾的是，政府或自治体、企业及大学方面的许多研究者并不是立足于这种正确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者仅仅是把自然界所显示的支离破碎的片断做为测定值，或者以假说作为前提而提出自然的模式。这恰如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信奉者们一样，远离自然本身，也不根据自然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一个劲地盲目地认为圣经或者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就是反映自然的真理。可以说，测定仪器或者依据假说而提出的自然模式，就是今天的这种圣经。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自然，计算环境可容量，防止环境污染，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进一步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是为领主及教会利益服务的，而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则以自己的无能服务于不道德的经营家们的利益，并成为他们破坏自然的帮凶。

摘自（日本）星野芳郎《星野芳郎著作集》第2卷第155—159页

学说，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一种假说。如果一种假说能建立在最简单明了的前提之上，并能说明迄今为止未能说明的众多事实，那么这一假说就是最接近真理的学说。除非又有了一种较之更简单明了、更能说明问题的假说。

摘自（日本）梅原猛《学海觅途》第122页

在烽火中建立并在战斗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各种技术，为我国人民新建立的科学带来非常宝贵的传统，这就是自力更生精神、无条件服务的思想和从革命任务出发而建设和斗争、进攻并争取胜利的观点。

摘自（越南）谢光宝《科学为生产和战斗服务的二十年）《东南亚研究资料）1966年1期第1页

为了适应各个技术部门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技术管理工作，以便合理使用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资，充分使用各种机器设备能力，并且加以很好地保养，稳定产品质量，进一步使工作有条有理和走上轨道，使技术改革运动有具体的目标和步骤。

摘自（越南）谢光宝《科学为生产和战斗服务的二十年》《东南亚研究资料）1966年1期第6页

我们说，在关于天体的问题方面，有两种学说。持第一种学说的人认为每一个星都是它自身与一定数量的球的联合。这些球为这个星的运动所支配，就像整个形体属于一个单独的动物一样。其中每一个球的活动，都是由一定数量具有一种运动的部分完成的。因此这些球像器官一样。但是这种说法没有继续把所有的球都讲到。

以后来了另一种学说，持这种学说的人认为所有的球内部都有一个分离的特殊生命，并且认为存在着第九个形体，这个形体实际上是单一的，其中并没有多。这些人会认为，当“灵魂”这个名称应用在天上的灵魂和植物灵魂的时候，只不过是凭着同名而应用的，因为这个定义只能用在那种属于组合物的灵魂上面。

摘自（阿拉伯）伊本·西那《论灵魂》第17页

倭马亚王朝时对医学已有所重视。因为人们需要医学，也因为医学与其他外国科学相比，对宗教的影响最小，因此，允许翻译医学书籍不会使任何倭马亚人，其中包括最虔诚的欧麦尔二世感到为难。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第252—253页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医学和星相学上，原因是实际生活的迫切需要。如曼苏尔因生病而需要医学和星相学，因为他认为星宿运动及形态与现实世界中的凶吉有关。从那时起，医学和星相学就成了两种官方的事业，由国家派专人掌管。如军迪沙普尔的久尔吉斯·本·捷伯里勒·本·伯赫帖舒成了曼苏尔的御医。当其年迈时，曼苏尔又任命他的弟子伊萨·本·谢赫拉纳为御医。迈赫迪任哈里发后，让外号为“古莱氏之父”的伊萨·索依达拉尼作他的医生，让鲁哈的基督教徒陶菲勒·本·突马作他的众星相学家的首领。拉希德掌权后，伯赫帖舒·本·久尔吉斯和约翰·本·马赛维成为他的保健医生。买蒙继位后，宫廷中的医生和星相学家就更多了。星相学家有哈拜什·哈西布、阿卜杜拉·本·赛赫勒·本·努拜赫特、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密和犹太人马萨艾拉；医生有赛赫勒·本·萨布尔、约翰·本·马赛维、久尔吉斯·本·伯赫帖舒、伊萨·本·哈克木和扎卡里亚·塔依夫里。哈里发穆阿泰绥姆登基时，他的御医先是赛勒马维，后来是约翰·本·马赛维，等等。

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医学和星相学成为受到哈里发庇护的两门学科。哈里发对它们的需要是出于实际目的，当然，对医学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充满了有关哈里发们求教星相学家的传说，如曼苏尔在选择兴建巴格达的吉日时就曾请教过星相学家。迈赫迪在出游马斯布扎尼地方时也问过他的星相学家陶菲勒·本·突马。哈里发穆阿泰绥姆的星相学家劝他只有在无花果和葡萄熟了的时候再出征，穆阿泰绥姆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照样攻占了“阿姆里耶”。诗人艾布·台玛木为此作了一首韵诗“宝剑胜过书中语”。哈里发瓦绥格病重时，将包括哈桑·本·赛赫勒·本·努拜赫特在内的星相学家召来看相。他们根据哈里发的生辰估计他还能活五十年，可是，瓦绥格在他们说过这话十天之后就死了。

我们并不是说哈里发鼓励天文学仅仅是出于上述目的。因为星相学包括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同时也包括研究地球因星体位置的不同所发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希腊人都研究过，阿拔斯人也很重视。在买蒙时代，对星体进行了观测，并改进了观测仪器。我们想指出的是：引起哈里发对星相学兴趣的首先是想了解星体运行规律的热望，后来才逐渐变成对研究纯数学天文学的支持。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第253—254页

阿慕尔把星星分为恒星和流星两种，以为恒星关系宇宙的秩序，流星则无关紧要，他这种观察是何等的精细，但是他的解释并非经过哲理推论出来的，也没有用明显的因果观念把事物的本身联系起来。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