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家庭与保持社会稳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资本家如何设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工资以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他们所在家庭组织的延续。^[6]而现代劳动经济学则从微观及实证方面为“社会汲取—劳动参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税收是国家汲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可以捕捉和衡量的，它不但与社会动员方式及动员程度有关，也与社会稳定和家庭组织维系及劳动力再生产息息相关。欧洲的征税制度与其劳动力的提供方式紧密相关。在封建时代，分封制度使得国王不能直接统治和动员他的人民，正所谓“我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封地上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也仅仅直接受领主的管理，税收则直接由领主缴纳或提供。此时，近代福利制度尚未形成体系。

首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国家动员的需要，现代福利制度萌芽。在欧洲，奥托·冯·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最先实行了系统的福利制度。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派主张要重视伦理价值，要注重社会分配的平等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应该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来缓和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学派的部分观点被俾斯麦所接受。这不但是出于国家统一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做出回应，用福利作为一种构建公平正义、缓和社会危机、解决统治危机的手段。

英国的《济贫法》、《斯品汉姆兰法》等一系列福利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工业化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和生活无助以及由此引发的罢工和抗争。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大规模启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劳动者离开土地，生活无着，英国社会又一次走进了无序和混乱的时代。此外，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爆发也逼迫英国政府再次采取措施缓解统治危机。二战结束后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日渐成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战后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心，一方面要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运转，一方面又要通过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维系民族大众对国家的合法性支持。”^[7]由此，政府开始建构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条款来应对社会中的失业、养老等问题，以达到缓和社会冲突、带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目标。“西方国家先后走上了所谓‘福利主义’的道路”，^[8]从这个时候起，民族国家间在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竞争就与福利制度联系了起来。欧洲的系统性福利制度对家庭基本价值的关怀，对家庭成员社会福利的实施，确保了家庭的稳定和人口的繁衍，这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并在战时得以对社会成员进行广泛动员的关键所在。

其次，在现代的福利制度中，更可以看到对家庭的关怀。安德森在从去商品化的角度对福利国家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以后，也看到了家庭的因素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类型、保守主义的福利类型以及自由主义的福利类型中都考虑了家庭因素。其中瑞典、丹麦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对家庭价值的关照最为突出。在这一体制中，把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的目标。为了使得广大女性参与劳动市场，政府对家庭服务的提供特别显著，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措施不断完善，对家庭的支出占到社会总支出的很大比重。这在一定层次上解放了妇女的传统上家庭照顾的重任，使她们从家庭中摆脱出来走向劳动力市场。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女性的社会平等地位，缓和了家庭的抚养重任，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不重视社会再分配、不关怀家庭的基本功能的单纯掠夺性国家将会陷入社会动荡、经济落后的深渊。“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反而可能被用在腐败上，最终落入那些进行私人消费的精英之手，从而导致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努力的失败。”^[9]阿图尔·科利通过比较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国家建构模式和国家干预模式，敏锐地指出：“对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权力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国家制度的组织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刻凿它与社会阶级之关系的方法。”^[10]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只有在税收等社会汲取中重视对家庭价值的关怀，协调好与各社会阶级的关系，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在一国内部，福利制度也与产业革命一道，逐渐渗透进了国家体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福利在当代社会包含着教育、养老、家庭救助等诸多内容，它的触角已经伸向了社会的诸多层面。观察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福利制度我们会发现，它的种类是如此繁多，几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社会各阶层都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再分配已经成为历次选举和社会政策制定中人民关心的核心议题。每一次福利改革的失败都会导致执政党的下台和社会的动荡，所以当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人民发起针对社会不公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时，历史只不过证明福利不平等已经与各类社会不平等一道成为了资本运动下民族国家内生性的矛盾和张力。21世纪欧洲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以来，希腊人民对工作机会的争夺和对资本外逃的恐惧也仅仅是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不同向的反映。在普遍意义上，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生产及其所附带的分配方式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始终存在。如何通过完善福利制度，建立有效的社会再分配机制，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各国面对的共同议题。

在社会汲取、福利及社会稳定的关系方面，与“综合税制”不同，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分类税制”这一税收制度的国家，即将纳税人的个人所得划分为不同的收入来源，并按照不同的纳税标准来计算个人应纳税额度。此外，对个人征税时，也不以家庭为单位记税，不考虑个人的家庭供养情况。^[11]在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下，中国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群体无疑会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这也是造成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的秘密所在。作为再分配机制，在税收这一源头上对来自最底层的生产者的福利状况缺乏关注，其在弥合转型期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层面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明显不足。

作为后发国家，面对外部的竞争压力，在赶超型发展战略下，资本积累的需要，使得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在保证了有效社会汲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难以逾越的转型障碍。户籍制度的建立把广大农民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同时，也把他们隔离于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从而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发展差距。在城市，我们看到的则是单位体制的形成。单位是生产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发挥着社会保障的重要职能。但由于对生产效率的忽视和自身负载功能的过度繁冗，使得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的效率低下，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加剧，民众的社会需求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这就需要福利体系在新的背景下予以积极回应。但中国的福利制度的发展仍然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那些为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务工人员还没有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这使得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家庭发展和后代教育上难以维系的困境，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稳定问题，生产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在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公共支出并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增长，社会福利体系的去商品化程度仍然较低，只限于维系受助者最基本生存的层面。对陷入生存危机和缺少发展能力的底层劳动者而言，社会救助的提供仍然是面临外部社会压力时的一种事后应对机制。

可以说，中国的系统性福利在建立和发展中一直呈现着很强的权力导向。不同职业和身份之间有着巨大的福利差异，而附着在福利差异背后的是地位的差异和权力的分化，这在强化了“内部人和外部人效应”的同时，也正悄无声息地完成着一个社会的阶级再生产。

在分配格局中，制度上向精英和权力的倾斜，彰显着权力之手强大的汲取力量。有效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的不足，使得底层的需求很难纳入决策者的视野。“征税权的失控，必然意味着国民收入越来越多往政府间转移。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9%，1978年的时候下降到45%，2009年民间消费只相当于GDP的35%。过去的60年，总体上民间拿到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在下降，而与此相比较的是，政府掌握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在上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