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与传播

1903年2月25日，马君武在日本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时，马君武提到了马克思，并且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概括马克思的理论。他虽然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还缺乏深邃的洞见，但是他已经充分意识到马克思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改造旧中国的巨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君武特意列举了西方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代表著作，在马克思的名下列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也许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中文知道这部著作。

1903年3月，戊戌维新派开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作者是日本人福井准造，这是近代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著。书中有“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这里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活动，其中提到了《哲学的贫困》（当时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的写作过程，而且，《哲学的贫困》中一些重要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已经由日语译为中文，开始形成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

1918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即“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到1920年，研究会已经初具规模并开展经常性的研究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大钊的建议下，研究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命名为“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收藏有英文版的《哲学的贫困》，还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英译本。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号”专辑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这一长篇论文。李大钊在文中不仅第一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通过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译文，集中展现了马克思表述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并且直接引用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论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该书的内容，这也是书中内容第一次被译为中文，尽管只有简短的一段话。

他写道：

“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48)。

另一位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陈独秀于1922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一篇短文，陈独秀在文章中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49)。

李达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更是堪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李达被选为宣传部主任，主管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他还担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即《共产党》杂志的主编，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9月1日，李达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登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布了该社当年的出版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包括《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入门》、《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宣言》与《哲学之贫困》。从“马克思全书”的内容上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出版计划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及时地落实。

1928年上海《思想》月刊第2、3期上发表了李铁声翻译的《〈哲学底贫困〉底拔萃》，这里节译的是该书的哲学内容的片断。译者是根据日本学者浅野晃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形成——〈哲学的贫困〉中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一书的顺序编辑的，该译本有选择地节译了《哲学的贫困》中的部分内容，并添加了标题，文前译者撰写了序言。以译者为第二章拟定的标题为例：

唯物史观底形成

唯物史观

（A）社会底经济形态底发展过程。（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法底成立）

（B）社会形态底内的连络底探究，——交互作用与决定要因。对立底均衡。

1.一般的概括（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

2.经济构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

3.物质生产底总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与社会的生活过程

4.法制的，政治的生活过程

5.意识过程。

（C）变革的实践（人们只在能变革的时候才变革。然而，人们要变革。）

从译者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拟定的标题看，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理解并掌握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并使之合逻辑地引申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观点。

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书前附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和德文第二版的按语，书后附录包括《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B，即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以及《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三篇文章。该版的译者附言写于1929年6月15日。1930年10月，水沫书店再版该书，1946年5月，该版又在作家书屋重印，1947年10月和1949年2月，作家书屋又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党宣言》转向《哲学的贫困》，说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译介的视野拓展了。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30年4月出版了由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该书摘译了八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其中包括《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五节的后半部分，篇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930年8月，上海山城书店出版了巴克编译的《社会主义底基础》一书，这是一本文摘性专题集，由《哲学的贫困》等30余篇著述节译组成。

1932年7月，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了许德珩翻译的《哲学之贫乏》，该版根据1922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同时参阅了1920年美国出版的英文本和日译本，因而是一个更为完善的译本。

许德珩在《我翻译〈哲学之贫乏〉的经过》一文中写道，“我之翻译马克思《哲学之贫乏》一书，是当时某些人宣传无政府主义言论的情况下，针对这股思潮而进行的”，“通过二八运动和争回里大的斗争，使我明确认识到：勤工俭学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增强了我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一套理论也更加不信任”(50)。1929年秋，上海一家出版社诚邀许德珩翻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许德珩欣然接受，他说，“我想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国内甚是泛滥，马克思的这本书正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经典之作，译成中文，亟有必要，于是我就接受了。动手是在这年的十月初。可巧在我翻译了三分之一的时候，一天下午路过上海书店最多的四马路（今为福州路），忽然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悬着大字广告牌，牌上写着‘《哲学之贫困》出版了’。我看了又是欢喜，又是懊悔。欢喜的是，这本书已经出版，令人高兴；懊悔的是我竟然白花费了那些功夫去翻译别人已经出版的书。于是打定主意，决定不再翻译它了。回家来就把这个已经译起四万多字的稿子捆束起来，置之高阁，一方面写信给这家书店老板，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这种工作。这本书在当时就如此搁置下来。”(51)后来，许德珩发现前译本存在许多问题，于是重下决心继续开始翻译工作。这一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翻译和传播历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在此之后，怎样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课题。

1942年至1944年期间，何思敬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在延安中央党校完成了《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翻译工作，这一版的主要特点是参照了英文译本，并在译文中增加了“英文版注”。由于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流动性大，这一版直到1949年9月才由解放社出版，11月又在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同时翻印。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重印，书前译者注明“教学用书、非卖品”。1953年11月，第2版第3次印刷时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72年7月为第2版第7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