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传播主体的生成与双向传播形态的确立

第二节　新的传播主体的生成与双向传播形态的确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报刊杂志的发展和读者的互动曾经营造了一个平等自由发表意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大众传播中读者与作者、传者与受者曾经有过一段交往互动的美好时期。华特·本雅明写道：

几百年以来,文献中的情形都是这样,以致很少一部分作者与数以千计的读者相对峙。在上个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随着新闻出版业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首先是逐个地——成了作者,新闻出版业不断给读者提供了新的政治、宗教、科学、职业和个人方面的说话场所。这肇始于日报向读者开辟了“读者信箱”。……读者随时都能成为作者,读者作为鉴定人就具有了成为作者的可能。^[92]

如果说,本雅明描述的是大众传播古典时期具有浓郁人文色彩和田园牧歌式的传播图景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随着电信、广播、电视的出现,传播业完成了由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的飞跃,传播的范围和社会层面以及影响以几何级数递增。无远弗届的信息传送,使地球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就此开启。大众传播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工作、生活、态度、观念、习俗等方方面面。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体形成了一个覆盖社会的大众传播网络。而这一阶段的传播既不是由“很少一部分作者”向“数以千计的读者”的传播,也不是通过传播“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了作者”,而是传播的进一步专业化——正如德弗勒所言——“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93]这个时候,“传播者成了某种组织,传播渠道不再是由社会关系、表达工具和感受器官所组成,而是包括大规模的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分发设备和分发系统。传播的信息成了可以大量复制的符号结构物,接收者可以是组织、群体、个人。也有人根据大众传播的非个性化,把接收者看做是有普遍特性的‘大众’”。^[94]这个大众媒介并不是帮助社会公众进行信息交流,而仅仅有助于信息的单向流通。在这个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一切美好的历史记忆都在破碎。

大众传媒不仅深刻改变了大众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因为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尤其在后现代社会视觉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人们深深地为媒介尤其是视觉媒介所控制。不管是单向度的接受还是有机的抵抗,都无法拒绝符号对当代生活的有效支配。这种状况发展到极致,就是“大众媒介等于大众宣传,大众宣传等于大众压制”。^[95]个体也成了交流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件,传媒不再是人的力量的外在化表现和延伸,相反,人本身成了传媒系统内的终端。所以李希光认为,在今天的社会里,谁掌握媒体,谁就掌握声音;谁掌握声音,谁就控制了民主。如果我们意识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对声音、民主的遏制,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给弱势者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96]

在波德里亚看来,所有大众传媒的信息和交流都消除了意义,从而使听众和观众处于一种平面化的、单向度的经验之中。电视的出现尤其被波德里亚看做是传媒的一种主要的“仿真”机器以及后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电视促成了“符码”和“类像”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迅速传播,从而共同形塑和支持了一种“超现实”。大众被动地接收形象或拒斥意义,而不是主动地参与到意义的流程和生产过程之中。当代大众传媒在形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97]

在这种以影像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图景中,普通受众并没有什么武器来对抗以好莱坞、以形形色色的促销广告为代表的商业影像,从而呈现出被好莱坞殖民的倾向。在全球化的图景中,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成为美国文化的殖民地,大众被娱乐冲击波和封闭叙事缝合进影像奇观的幻象中;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武器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只能通过自己颠覆性的读解来生产自己的意义和快感。但是我们认为,随着影像生产大众化的到来,可望通过大众影像来重建公共领域,并防止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