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年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

第三节　20世纪前40年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

一、背景概述

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期，世界发生了巨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原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到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后发展成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亦获得了国家独立。在此宏大背景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完成了质变，进入了现代农业时期，传统农民变成了市场体系中的农场工人。而二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也有了初步的工业化。同一时期，报纸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大众化媒体。20年代广播诞生，并随之成长为大众传媒。30—40年代电视诞生，但受二战影响，直到战后才成长为大众传媒，并逐步越过报纸、广播，成为公众获得外界信息的第一渠道。然而，这40余年，战争频繁，绝大多数新闻媒体成了敌对双方的宣传工具。因此，争取农民支持是这一时期农业新闻传播的最大特色。

而20世纪前40年的旧中国，自五四启蒙运动后，中国社会渐趋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民党集团，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以及坚持“第三条路线”的中坚派别。这三股力量演绎了这40多年的历史，其间又有日本侵略中国的长达8年的“插曲”。“演绎”大约始于辛亥革命失败、五四启蒙运动期间，经“第一次国共合作”、“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为止。在这场斗争中，在某种程度上，农民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共产党实行了“工农联盟”的政策，依靠农民、实行土地改革，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⁴²⁾。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内靠大地主、大官僚，外凭美国，用法西斯专制手段维持着国家秩序。费正清曾说，“南京政府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又说，“蒋（介石）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虽然蒋介石集团欲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现代农艺，但是正如蒋介石在1932年说过的“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其结果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⁴³⁾处于夹缝中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欲救国，但不赞同暴力形式，多采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形式，在他们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下，部分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但受战争的蹂躏，所剩成果寥寥。在这三股政治力量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上的农业报道，受其政治实践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并在不同时期有所表现。

依据20世纪前40年旧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性，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农业新闻传播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大致从1919年到1927年的“1919—1927年的农业新闻传播”，大致从1927年到1937年的“3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大致是从1937年到1949年的“4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这三个阶段各有其传播特色，需要分而论述之。

二、1919—1927年间的农业新闻传播

从1840年到1949年，农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如何发展，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设计的救国方案中均有所涉及。梁启超提出用西方和日本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晚年还喊出了“农民解放”的口号。但是，历史否决了他们的“救国方案”。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积极策划复辟帝制。现实的教训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从思想启蒙入手，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报刊亦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首选工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就以《新青年》为阵地、学生报刊为辅助，在北京、上海等地蓬勃发展起来了。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封建文化，提倡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了一批热血青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提倡要让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的《劳动节纪念号》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⁴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席卷全国，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亦在五四运动之后的1921年正式诞生。从1915年到1921年，启蒙报刊上虽然较少涉及农村，但是，在启蒙报刊的熏陶下、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批有知识的青年获得了看待中国的另一种方式，历史将在他们的主导下上演，农业报道亦在这宏大的历史剧中曲折发展。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农联盟”的思想渐成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李大钊首次提倡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19年毛泽东于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2、3、4号连载的《民众的联合》长文，提出了“全国各地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联合起来闹革命”的号召，此文随后被成都的《星期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转载、或推荐，轰动一时，影响及全国。⁽⁴⁵⁾后期的《新青年》被钱玄同称为有“劳农化”⁽⁴⁶⁾的倾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式确立了“工农联盟”的路线发展。在“工农联盟”的指引下，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作为共产党的喉舌的报刊随之掀起了宣传工农联盟、农民运动的高潮。

就目前收集的资料而言，从1920—1927年左右，共产党报刊的农业报道是零散中有集中，不同等级的报刊对农民宣传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机关报对农村的报道侧重于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主要内容是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阐释，批驳各种谬论等，报道以评论、理论性文章、调查报道为主。这些早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有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导》、《前锋》、《共产党》等，地方上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中州评论》（豫陕区）、《战士》（湖南）、《群众》周刊（湖北）等十多种报刊。但在这些报刊上对农民的宣传是比较零散的。比如，《共产党》刊有《告中国的农民》、《告劳兵农》等富有鼓动性的传单式的呼吁书。其中，《告中国的农民》后被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班选编为国文教材，毛泽东联系湖南农村的实际进行讲授；《向导》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的鼓动，报道了工农运动的方针政策、农民运动的经验，并对诬蔑工农运动的种种谬论给予批驳；湖南区委的《战士》周刊创刊时，正逢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宣传与指导农民运动就成了该刊的中心内容，该刊第35、36、38、39期首次刊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41期发表了李维汉的《湖南革命的出路》，强调土地问题是“这个新时期的中心问题”；1926年创刊《群众周刊》连续发表了《论目前湖北农村斗争》、《最近黄县农民运动》、《是农民还是土豪劣绅闹得不像样子》等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用事实对国民党和党内右倾主义者给予了痛击⁽⁴⁷⁾。此外，在共产党所创办的劳动类报刊，青年类报刊也有一些涉及对农民的宣传报道。

在苏俄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成功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革命高潮随之而来。国民党改组后，进一步加强了报刊宣传工作，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一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报刊和通讯活动。由此，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兴盛起来，据《政治周报》统计，1926年6月北伐前夕，全国14个省市（不包括北京、广东），国民党系统出版有报刊66种，加上广东、北京两地，总数近百种⁽⁴⁸⁾。这些报刊较零散地宣传“扶助农工”的政策，但也有不少诬蔑农民运动的报道。其中，《中国农民》月刊和《农民运动》周刊，对“扶助农工”的政策有较集中的宣传。这两份刊物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主要撰稿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中国农民》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机关报，1926年1月创刊于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中国农民》也迁到武汉出版，是年12月一度停刊。次年6月复刊，第2卷第1号为土地问题专号。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李大钊、彭湃、林祖涵、李立三、阮啸仙、罗绮园等。毛泽东的《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重要论著发表于该刊，对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作了理论指导。《农民运动》是一份通俗刊物，1926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后迁武汉，1927年6月出版的第29期是现存的最后一期。该刊发表有关农民运动的政论和宣传材料，报道了各地农民运动，批驳了敌对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此外，《政治周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中央副刊》也有不少农业报道。

除此之外，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农民报刊也兴盛起来了。1925年7月，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协会创办了《海丰半月刊》等早期的农民报刊，而从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湖北、江西、山东、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协会出版了一批农民报刊和农民画报。有《湖北农民》、《湖北农民画报》、《江西农民》、《锄头》、《血潮画报》、《山东农民》、《山东农民画报》以及湖南的《农友》、陕西的《耕牛》、广东的《犁头》等。这些报刊是各地农民协会的机关报，以半月刊、月刊、旬刊为主，主要刊载农民运动的决议、宣言、计划、章程及论文，转载各地的农民运动、揭露地主豪绅残害农民的罪行等。如1926年2月，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武昌出版了机关刊物《湖北农民》，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该刊十分注重通过本省及全国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向农民进行形势教育，及时反映农民运动的情况，批驳种种诬蔑农民运动的谬论。该刊最高时达2万多份。此外，在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湖北等省，从县到区的农民协会出版的油印小报、大量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小册子、壁报遍布各地。这些农民报刊的出版，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⁴⁹⁾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兴盛的农业宣传转眼间陷入低谷，共产党的报刊几乎被查禁，农民报刊和农民运动一样，在蒋介石集团的血腥镇压下，几乎没有幸免。可见，农业新闻传播的演变规律是：受政治局势的深刻制约，随政治局势的发展而演变。

三、3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

从1927年到1937年是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在经过两到三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集团形式上统一了中国，随之的执政重心是政治、军事上的“剿共”；经济上采取利于社会财富趋于垄断的政策；文化上推行“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外交上应付日本入侵，并随局势演变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抗日政策。在此宏大背景下，从1928年到1949年，放眼观看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经济，可用四个字来概括：“满目凄凉”。与此相应，共产党深入农村，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创建革命割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推行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路线，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并随局势发展推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形成了根据地农村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大众传媒方面，国民党迅速建立了以南京《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庞大的新闻事业网，占据了新闻出版的垄断地位，并对全国新闻界推行“党化新闻界”的政策，建构了庞大的新闻统治体制，严格控制不利于蒋介石统治的任何言论。与此相应，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分为二，在国统区秘密出版地下报刊，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传播革命声音；在根据地创建“农村新闻事业”，以“党报理论”为指导思想，强调“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在这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之中，民营的报刊在夹缝中延续。3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就在这两股现实逻辑的推动下演变。

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大陆出版的新闻史著作中，对国民党系统内的新闻事业的描述多以政治、军事传播为主，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质，鲜有涉及农业，已有的其它资料还不能理顺国民党系统内的农业媒体情况，但是农业大国的事实使得国民党的新闻事业不能忽视农业报道。从现有的资料看，未发现有专门的农业报刊。国民党的农业报道数量较少，且多以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政策宣传、农产品贸易、政府官员的农事活动、农业理论探索、“乡村建设”等农业活动为主；文体有消息、特写、评论、通讯等。相对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报道，农业报道比较客观、真实，但其倾向是维护国民党的农业政策，并且对于农业经济的报道，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发展的。《中央日报》⁽⁵⁰⁾从1928年到1948年关于农业经济的报道情况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说明：此图表依据台湾宗青图书出版有险公司的“《中央日报》（1928—1949）标题索引”网络版，以“农业经济”为关键词检索统计后，利用word制作而成。该网络版由上海数字世纪网络有限公司制作，网址：http://www.ewen.cc/zyrb/。

图2—1　1928—1948年《中央日报》关于农业报道统计表

从此图表中可以看出，1934年到1937年为农业报道的高峰期，最高时达1724条，而从1928年到1933年农业报道的量较少，平均每年约411.3条，其中1930年报道量有所增加，为624条；从1938年到1948年农业报道一直处于低潮期，十年间《中央日报》总共报道了3094条，平均每年报道309.4条，比1934—1937年的三年间的总报道量还少1528条。最高“年报道量”是1947年的595条，最低“年报道量”是1938年的55条。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因此，从该报对农业的报道情况可以管窥出国民党新闻事业对农业报道的大致情况：与其说是农业报道，不如说是农业宣传更贴切，宣传以农业政策为轴心，粉饰“满目凄凉”的农业，服务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在国统区，除了国民党系统的农业报道外，民营报纸和共产党出版的秘密报刊也有不少农业报道。民营报道以反映农村危机、复兴农村为主要报道原则。30年代，“农村危机”和“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和“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几乎在所有党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⁵¹⁾，在国统区，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最有影响，该派主张社会改良，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中国不需要任何根本变革，只要到乡间去从事平民教育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不论是国民党的报刊还是民营报刊，都对乡村建设派有较大分量的报道。在民营报刊上，也有一些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讨。比如，《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在30年代，它发表许多文章，涉及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次的主题就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对于农村制度层面的讨论也就相当集中。⁽⁵²⁾共产党创办的秘密报刊的农业宣传侧重于揭露国统区农村苦难的现实，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后期宣传日本侵华，发动群众起来抗战。比如《上海报》以工人大众为主要对象，发展了农村通讯员；创刊于1934年的《美术生活》画报刊出描写城乡劳动者生活的专题报道，如《荒凉残苦的西北农村》、《人将相食》、《伤心惨目之川灾》等⁽⁵³⁾。《布尔什维克》重点报道了农村的土地革命等，哈尔滨有《工农旬刊》，武汉有《中国农村》、《救中国》、《抗战到底》、《人人看》、《好男儿》等报刊，这些报刊是面向工农兵和广大民众的通俗刊物。《救中国》周刊曾宣布，它的“目的就是要能做成工农士兵的朋友，只要能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灌输大众抗战的知识，提高大众抗战情绪”。⁽⁵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33年下半年开辟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建设了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伴随着军事和政治发展，根据地的新闻事业逐渐兴盛起来，到1933年秋，仅中央苏区就有各种大小报刊34种⁽⁵⁵⁾。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是各省的边界地区，依据附近的乡村而建，农业经济又是根据地经济的命脉，各种革命报刊大都在农村创建，因此，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亦可称为农村新闻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新闻事业主要是在红军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共产党十分重视红军的新闻宣传，被称作“第一个重大的工作”。⁽⁵⁶⁾早期的红军宣传主要面向农民、工人、士兵等，以发动群众、瓦解敌军为宣传主题，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媒介形式。标语多用于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红军每到一处就四处张贴，如在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就在墙壁、木板、石碑、石板上，广泛张贴革命标语，后这些标语被编成《革命标语集》出版；传单主要用于对敌宣传，一般是文字简短，如标题《为谁打仗》、《你们这样当兵值得吗》、《你们甘心挨打吗》、《不要替军阀白拼命》、《反对许克祥喝兵血》等；布告则多用于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行文一般采用4字到6字一句编写；壁报开始由连队的士兵委员主办，后由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兴办，定期编写（3天一期），成为在根据地广泛张贴的一种小报。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一份《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有《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普遍举办这种用大黑墨字抄写的大张壁报，认为它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这些宣传品文字简短、旗帜鲜明、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内容生动、方式多样，最接近当时农村实际、农民心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并成为根据地报刊发展的良好开端。

从1928年到1937年，根据地的新闻传播初步建立了一个四级结构的农村新闻事业，处于舆论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社。它们直接由中共中央直接创办，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传达着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影响最大的是1931年11月创办的红色中华社和同年12月11日创办的《红色中华》报。此外，在红色区域出版的中央一级报刊还有：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周刊、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等。其次是各革命根据地创办的地方性报刊，此类报刊为当地工农兵民主政权所创办。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末，全国各地发生了100多次革命群众起义，其中一些一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地区，出版了工农自己的报纸，计有湖南平江的《苏维埃》、浏阳工农政府的《新浏阳》旬刊，广州工农政府的《红旗日报》、海陆丰地区的《群众之路》和《红报》、惠阳县的《革命小报》，福建闽西地区的《烈火》、《赤潮》、《少年先锋》等周刊，湖北黄安县的《群众》报、麻城县的《战斗》、孝感县的《火线》，鄂东地区的《英特纳雄耐尔》等，这些报刊很受工农欢迎，例如《群众》报出版后，“农民极［爱］看，文字通俗，用土语白话，故效率很大”。到1933年全国开辟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报刊网络，其中大部分报刊以根据地农民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如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报》、湘鄂西根据地的《工农日报》、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报》等。但是，这些报刊绝大多数在战火中已被毁或散失，现有的各种资料证实这些报刊依靠工农群众办报，实行通俗化的方针，建立了广泛的群众性通讯网，重视农村报刊的发行、阅读工作。例如，湘鄂赣根据地的《工农日报》，其主编谢觉哉强调文字要给“工农群众看”，⁽⁵⁷⁾该根据地曾流传着“苏维埃政府领导好，报纸印的多精巧，晚风吹来动树梢，墩台湾村都读报”的歌谣；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乡村设有读报员联会，在区一级设有读报指导员，有组织地普及读报活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乡村、连队中普遍组织读报班；鄂豫皖根据地各乡苏维埃、村的行政机构从1931年都订了报刊等⁽⁵⁸⁾。据此，可以断定，地方革命报刊是有可能让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再次是红军报刊。此类报刊由红军的简陋的新闻传播活动发展而来，在各地武装起义中，在攻占一些城市之后，红军就创办一些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油印、石印甚至铅印的报纸，如有红五军的《工农兵》（1929年9月）、红七军的《右江日报》（1929年11月）、红八军的《工农兵》报（1930年2月）、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1930年7月）等。其中《红军日报》（1930年7月29日创刊8月4日停刊），是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它是彭德怀攻占长沙后夺取敌人的印刷设备出版的，共出6期，发表了《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等文件。后来，红军报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层连队普及了墙报，各师、各军区、各军团、各方面军和中央军委，都出版了油印或石印小报，甚至铅印的报纸。仅中央革命根据地，目前有实物可查的红军报刊就有三十多种。其中，有中央军委的《革命与战争》，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红色战场》，一方面军政治部的《铁拳》，红三军团的《火线》，红五军团的《猛进》，江西军区的《红光》和《拂晓》等。这些红军报道以军事宣传为主，是发动农民、瓦解敌军的重要舆论工具；再次是由红军开创、后遍布各革命根据地的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此类宣传品虽称不上是报刊，但是它的出现适应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启蒙农民、宣传红军，加强内部沟通、帮助了解时局变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四级报刊，除了向工农兵进行军事、政治宣传外，还大量报道了各地农民起义、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欣欣向荣的农业生产活动、农家子弟参军、爱军的活动、农民拥军、护军等活动。但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此类报刊的出版很不稳定，停刊、复刊是经常发生的事。1934年10月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路上，红军广泛宣传其革命理想，因此，红军长征也是一次向农民广泛撒播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的一次依靠人际传播的大型报道。长征结束后，在陕甘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又恢复和创办了一批报刊，并根据时局的演变，向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总之，从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迫于形势，在农村创办各种报刊，这些报刊绝大部分创办在农村，以农村的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这有别于中国报刊在城市办报的传统。这些报刊采用通俗化的编辑方针，建立广泛的农村通讯网和乡村读报系统，实现了报刊与农民的结合，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报刊，这在中国报刊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⁵⁹⁾

四、4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国难之际，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八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又发动了第三次内战，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依据其内在逻辑继续向前演进，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民营报刊亦依据其内在逻辑，根据时局的变化演进。与“30年代的农业新闻传播”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这一时期出现的日伪新闻事业。在日寇的蹂躏和国民党的压榨下，中国农村走向崩溃的边缘，国民党的报刊上的农业报道日趋萎缩，没有多大改观，倒增加了许多粉饰农村现实的虚假报道，因与前一时期的国民党的报道没有实质区别，故不再赘言。日伪新闻媒体上也有一些鼓吹奴化思想、粉饰农村现实的农业报道，此类报道以宣传日伪的农业政策、向农民鼓吹“东亚圣战”等内容为主，是粉饰现实，掩人耳目、企图奴化和麻醉国人的舆论工具。处于夹缝中的民营报刊艰难度日，其农业报道对农村的悲惨现实有所揭露，惟有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事业上，农业新闻传播得到了发展。下面将详细论述之。

从1937年左右到1945年，共产党的农村新闻事业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起初，共产党加强了延安报刊的出版工作，并创办了《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解放日报》等报刊。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各根据地的报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以中央级党报、各抗日根据地机关报、团体报、军队报刊以及墙报、壁报等构成的报业体系。这个报业体系是革命根据地时期报业体系逻辑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有所改变，抗日成为了共产党报道宣传的一条主线，同时，此报刊体系亦是抗日根据地农业报道的主渠道，但报道相当零散，但也出现了一些专门面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传播媒介。

一类是党创办的农民类或农村类报刊。这类报刊包括各根据地创办的各类机关报，以《边区群众报》为代表。此报于1940年3月25日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大众读物社创办，谢觉哉任社长，胡绩伟任主编，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后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早期该报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读者对象，为适应农村读者的识字水平，该报力求做到通俗、明白、多样化、活泼有趣，读者称赞它：“念着顺口，听着顺耳”。

一类是由壁报、简报等发展而来的各类墙报、黑板报。这种基层报刊，有公办的，有群众办的。群众办的，由政府予以帮助指导。在延安，墙报、黑板报几乎到处可见。主要有民众教育馆编的《大众周刊》和《大众新闻》，抗敌后援会编的《新延安》，文协编的《街头文艺》，民众夜校学生编的《少年先锋》，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编的《木刻墙报》等。此外还有各种不定期的墙报。墙报上有时论、报告、诗歌、小说、小调、鼓词、漫画、木刻等，还有翻译的文章和专门的论著等。著名的墙报或黑板报有：杨家岭的生产合作社办的《突击简报》（后发展《杨家岭墙报》和《杨家岭生活》两个报）、新市场的黑板报、桥镇乡的黑板报等。抗日根据地的墙报和黑白报发展很快，据1944年统计，陕甘宁边区有黑板报600多块，工农通讯员已发展到1100多人，读报组已普遍地在识字组、变工队、合作社、运输队、纺织组、夜校等组织里举办，甚至被誉为“农民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工农通讯组贯彻“大家看报，大家办报”方针，有效地把工作、写稿、学文化和读报结合起来，一举数得，保证了墙报和黑板报的“出版”。据此可以断定：墙报、黑板报，是最贴近农民的报刊，是农民最直接的舆论工具。它的普遍创办对于指导和推动基层工作，教育和团结广大农民，提高农民识字水平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同时，墙报和黑板报也是“农村办报”的生动体现。

在上述传媒上，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宣传报道主要有三个特色。第一是发挥报刊的政治整合功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策略，日军的残暴，鼓动农民抗日救国。其次是宣传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三三制政权”，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争取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中农等群体参战；最后是宣传农业大生产运动，为农业大生产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农业报道的最大特色。1941年，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解放区的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为配合党中央的号召，解放区报刊对农业大生产运动掀起了大规模的报道，在这次宣传中，《解放日报》做得相当出色。《解放日报》对农业大生产运动报道的主要特点：（1）注重对大生产运动的整体把握，又突出重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它不仅报道党中央的有关大生产的文件，还大量报道了各条战线劳模的先进事迹；（2）以典型报道为主，用典型的力量激励人心，推动农业大生产运动。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的消息，并配发社论，拉开了宣传典型的序幕。此后塑造的农业典型还有农业劳动模范杨朝臣、边区合作社的带头人刘建章、种棉能手刘秉仁、妇女劳动模范郭凤英等，先进集体南泥湾、金盆湾南区合作社等。据粗略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过的模范人物多达600名以上，有关南泥湾和南区合作社的新闻报道多达40余条。1944年元旦，报纸又专门开辟《边区生产运动》专栏，系统介绍劳动模范的事迹，共持续3个月。这种典型宣传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史上所少见。（3）“策划”新闻，以舆论的力量推动大生产运动。1943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安塞县劳动英维、退伍军人杨朝臣向吴满有挑战的消息。3月1日，报纸又在头版头条报道吴满有建议边区军民广泛开展生产竞赛的消息，同时刊登吴满有给杨朝臣的复信。3月3日发表社论《大生产竞赛》。这样，在报纸的倡导组织下，劳动英雄纷纷参加生产竞赛，使“挑战”和“应战”形成热潮，广泛地调动了生产骨干的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发展到边区的各个角落；（4）发表了大量署名文章，总结群众经验，探讨农村经济理论，并用社论的形式推广成功的经验和理论；（5）介绍农业生产技术和常识。《解放日报》常用整版篇幅介绍先进农业技术、各种农作物的科学种植技术及常见病虫害的防治。从1944年9月开始，开辟《农学知识》专栏。这个专栏发表的文章当时就成为学校的参考教材。报纸重视对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了边区农业生产教术，使大生产运动的宣传报道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而且有较强的科学性⁽⁶⁰⁾。总之，《解放日报》对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报道，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了农业大生产运动，同时也产生了如《南泥湾的战士》、《为群众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新闻精品。但是，关于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报道，也有一些不真实报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曾检查出这方面的案例：如大生产运动中出现的“　县家家户户纺织声”的假新闻，介绍劳动模范人物出现过夸大渲染的报道现象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在接受日伪报刊的基础上扩大了原有的新闻事业，但不久发动了第三次内战，又一次失去了复兴农村的机会。共产党的农村新闻事业随着解放区的区域变化而转移办报地点，或由乡村迁入城市出版，也有一些由城市再迁回农村出版。解放战争胜利后，绝大部分农村报刊实现了向城市报刊的转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边区群众报》，该报最初定位在农村干部和农民，解放后该报与其它报刊合并组建成了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但是也有一些专门以农村基层干部为读者对象的农民报刊。它们通俗易懂，是面向农民群众的大众化报纸。在这些传媒中，农业报道亦相当丰富，除了有大量的常规性农业报道，对于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是解放战争时期农业报道的一大重点，积累了丰富的报道经验，下面略叙述之。

土地改革是旧中国农业领域中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洪秀全提出“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但是他们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土地改革，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彻底的进行，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对于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一直是共产党的农业报道的重点，并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进一步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新华通讯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区报刊如《解放日报》、《晋绥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掀起了对土地改革的宣传浪潮，这次土改宣传报道的特点是：（1）迅速播发和刊登《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指导土改的重要文件，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把土地改革和人民解放战争联系起来，着重宣传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地主阶级等；（2）配发评论刊登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外舆论界对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评论，一面揭露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土地法大纲的歪曲攻击；一面介绍了苏联《真理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外报的赞誉或中性的评价；（3）大量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帮助农民“倒苦水，挖穷根”。各报用许多篇幅发表一件件具体事件，揭露地主阶级采取的高地租、高利贷、强取豪夺等多种残酷剥削手段。一批根据农民诉苦记录整理的第一人称通讯，材料真实，感人至深⁽⁶¹⁾；（4）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开辟《农民呼声》专栏，集中为农民倒苦水提供平台⁽⁶²⁾；（5）推广典型经验，纠正缺点与错误，推动土地改革健康发展。1948年初，新华社揭发《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晋绥日报》等各报普遍刊用，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写的批示。⁽⁶³⁾各报还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陕甘宁解放区绥德黄家川土改工作经验，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整党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经验等，克服“左”的偏差，指导了各地土地改革的正确开展。《东北日报》在土地改革初期，发表消息、社论、专文，集中地系统报道了宾县县委书记马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马斌工作方法”被普遍效法。这一典型宣传对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工作起了指导、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其它新闻单位提供了典型报道经验；（6）及时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失误，发动新闻界进行了一次反对“客里空”的运动，赢得了民心，增强了传播效果。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⁶⁴⁾此次新闻界“整风”历经一年多，既纠正了土改宣传上中存在的反右和反左倾向，检查了新闻的真实性，赢得了民心，保证了土改的最终胜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报道经验。

由此观之，旧中国的农业报道的数量、程度与性质受制于政党性质。国民党不重视农村工作，农业报道亦较少，并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最终成为其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政策方针，根据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又辅以大量的新闻媒体“启蒙”农民转变观念，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全国的政权。其二，农业报道和农村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度。这段历史也表明如果农业报道严重滞后于农村发展的现实，那么农村亦不会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若能充分发挥媒介的功能，保证农村信息畅通，充分启蒙农民，被压制的农村生产力亦会得到爆发，农村、农业、农民将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