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发展现状的矛盾与困窘

英国学者阿兰·罗德威给后现代主义以这样的评价：后现代主义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又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它既似曾相识，同时又新颖入时，也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萨特，人的存在都不是一个先验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都揭示了任何一种主义或者真理的对象化事实。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都是“实践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努力，而且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抗固化”(鲍曼语)策略。“社会学作为一种抗固化的力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恢复了世界的弹性;它显示了世界的面貌大可以和今夭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也许我们能比过去更容易与‘他人’沟通，也许我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宽容，也许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有其实现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纠结与离散，从来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上的问题，而是与人类生活实践伴始终的问题，只不过是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化而从世界本源和道德伦理的幕后窜到了资本运动的前台，并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而打斗愈烈。 

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似乎从来不局限于纸上谈兵。现代主义的“固化”往往是以民族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一种强加了国家、民族意志的现代性自上而下地统一和规整着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弹性”。但是，即便在宣布现代性已经失败的今天，仍然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曾主动宣布放弃这种统一和规整。后现代主义者充分意识到了这点，于是首先选择了一种文化批判的策略，剑走偏锋。而这种剑走偏锋的结果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消费诱惑。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品性—批判的观念演变成了与消费者的合作。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选择了流浪、闲游代替了现代性的朝圣，将他们摧毁某一种东西后的经验重组的误构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远离伤害。鲍曼把陌生人定位为四种角色:流浪者、旅行者、闲游者、游戏者，把后现代的个体自主投人到道德责任以及所有他人责任的对立面，从道德判断中去除了人类相互影响的巨大空间，甚至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这就意味着一种无根的、游戏的生活规则和道德规则，已经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作用。对于这种作用的影响的感受，我们可能已经超越了熟悉的限度，更多地是感觉到置身其中。    

后现代主义在这里陷人了一种无力自拔的矛盾—拆除现代性的藩篱之后的防不胜防和颠覆道德理性后的筋骨酥软。

综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窘，这些既不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能避免的，也不是建设性的和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能搭救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意义是什么?又在哪里?转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话语对象，但是它还未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还未成为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对象。本文作者的目的，就是本着严肃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系统的社会学描述。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类型，而是一种文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表征的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文化的意义状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差异，因此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文化领域消除分化和差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