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

文/季羡林

季羡林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季羡林（1911～2009年），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

6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一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不过是几个字罢了。6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儿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1999年，季羡林与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光美在一起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儿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季羡林重返哥廷根大学，与刘大年教授合影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叔父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儿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教国文的老师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校长王寿清的嘉奖。这当然更出乎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满足。

2001年，季羡林与金庸在学术研讨会上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50年来舞笔弄墨不辍，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99年，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儿接近狂傲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80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文学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24年，我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可是我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成为国文教员。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我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

1936年冬，季羡林与留德同学合影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我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与朱光潜、冯至等学者出席学术会议

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这个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待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于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11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被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

……在学术工作方面，有人说，我对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大体上说来，我的身体还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灵光，走路有点儿“飘”，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难道我不知道，到圆明园或颐和园去遛弯，再远一点儿，到香山去爬山，比现在这样更轻松愉快吗？难道我在名利方面还有什么野心吗？都不是的。我知道遛弯舒服，但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遛几年弯。那不是我追求的目的。至于名利，我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点儿名堂，稿费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在名利两个方面我都够用了，再多了，反而会成为累赘。那么，我这样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愿说谎话，讲些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了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著名佛教学者王孺童与季羡林先生合影

（文/摘自《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本刊有删节 图/摘自《季羡林：静静走在喧嚣中》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