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漫谈国学

对于什么是“国学”，季老曾说：“像国学这样的题目，难以讨论。想给国学下个定义，永远也不会有结果……与其在下定义上下工夫，莫如切切实实地读一些书，切切实实地思考一些问题。根据自己的认识去钻研，去探讨，有了心得，就成文成书。这比争定义、说空话好得多。”

在季老眼中，国学是一个太广博、太精深的话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同样，世人对于季老的争论也一直绵延不休。学术界围绕季老是不是国学大师这一问题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而季老也在他最后的著作《病榻杂记》中力辞“国学大师”的称号。这自然是季老的谦虚，而退一万步说，即使季老算不上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也做了大量关于国学的研究，留下许多国学方面的论述文章，提出了许多国学上的观点。因此，套用季老的话说，我们与其在“国学大师”这个称号上争论不休，不如踏踏实实地去读一些季老的著作和文章，这比争称号要有意义得多。

季羡林19岁考入清华大学，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1935年，被德国格丁根大学录取，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季羡林匆匆束装上道，从德国回到祖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

我们了解季老，多半是通过他的散文集和随笔，例如《朗润集》《牛棚杂记》等，其实季老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更难得的是，季老在所有这些领域上，都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佛学方面，他是国内外少数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经过10年坚忍不拔的努力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他研究吐火罗语，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说法；他晚年写作的《蔗糖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做学问者，切忌只有学问，这个话很矛盾，其实却也实在……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学术和时代、学术和民生相联系，把中华文明导向现代化。”季老曾师从于胡适，胡适说的这种文化的转型，既是胡适的，也是季羡林的。20世纪80年代后，季老对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仍然不遗余力地力倡“大国学”的观点。

然而，作为这个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老在学术上却是孤独的，社会上关于他的各种争议风波似乎比他的学术本身更容易引起关注，他甚至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旋涡之中。季老在《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一文的最后写道：“芝生先生！你完成了人生的义务，掷笔去世，把无限的怀思留给了我们。芝生先生！你度过漫长疲劳的一生，现在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这恰恰也是我们想对季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