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这一章列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科学地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某些经济和政治特征，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这一节列宁论述马克思研究国家消亡问题的科学方法、把国家消亡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消亡的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列宁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痛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原理的歪曲。

恩格斯在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严肃地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关于国家问题的一切废话。《哥达纲领草案》闭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却鼓吹“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为了纠正和避免德国党对“国家”认识的混乱不清，恩格斯建议干脆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这就是向人们说明，无产阶级所要争取和建立的不是“自由国家”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绝不是用合法手段所能达到的。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一次由大多数人掌握国家政权而镇压少数剥削者。所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要逐步消灭阶级，为国家消亡创造条件，促使国家完全消亡。

马克思在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在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自由国家”的荒谬主张之后，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哥达纲领草案》，“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指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根本不是说国家不会消亡，而是更具体、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利用这个革命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促使国家完全消亡。根据这些分析，列宁肯定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二、马克思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问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问题。列宁论述了马克思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根据。他指出，“这里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再也不能缓和。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无产阶级必然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掌握着由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又有经过长期阶级斗争锻炼的无产阶级队伍。有了这种物质基础和政治力量，就可以对整个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进行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当阶级消灭了，已经没有什么阶级需要镇压时，当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现了“各尽其能，按需分配”时，完全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国家也就完全消亡了。

研究国家消亡，如同研究国家产生一样，必须到经济基础中去探求。马克思研究国家消亡问题，就是把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消亡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

三、批判机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国家观

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草案》，割裂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机会主义者空谈什么“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但却不揭露“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其目的在于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对国家政权稍作改良，争取到一个“自由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资产阶级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中，程度不同地摆脱了中世纪落后的、保守的经济和专横的政治统治，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特点而发展的形态有所差异，发展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是，它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是半封建的军事专制国家，英国是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瑞士和美国则是资产阶级的联邦制共和国，所以“现代国家”只是一种虚构，它并没有反映出某一国家的实质。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管它们形式如何纷繁复杂，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上。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都具有的这些共同特征的意义消失后，才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覆灭了。那时的国家，是建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笼统地谈论“现代国家”，既不看它的社会基础，也不管它是什么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只能给人们一个机会主义的模糊观念。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列宁指出，马克思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那“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但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理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所以得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结论；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空谈“现代国家”、“人民国家”，必然要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然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