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重读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重读_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重读

顾海良^[1]

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同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先导。方法创新一定是建立在某一特定学科基础之上的，而在思想史上被认可的、有杰出成就的学者，在某一特定学科上的方法创新，更能说明方法创新的意义与作用。据此，我选择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方法创新，作为演讲的主题。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有两次重大的方法创新: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的创新，这次方法创新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的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到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的转变，开始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第二次是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关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创新，这次方法创新直接导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五篇结构计划”的提出和“六册结构计划”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十年之后的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出版，成为马克思在经济学方法创新、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结晶。

从马克思一生经济学探索过程来看，没有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创新，我认为有十个基本论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一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二是“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理解的关系;三是“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的关系;四是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五是“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六是总体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的意义;七是“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八是“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的逻辑关系;九是“从后思索”:蜘蛛、蜜蜂和建筑师的形象说法;十是“结构”的多义性及其统一性问题。这十个基本论点，大体可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切入点;其次是二、三、四部分，主要讲研究方法;再次是五、六、七部分，主要讲叙述方法;最后是八、九、十部分，主要讲总体上的综合的方法。这些方法论上的创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和理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创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马克思用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以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范畴为始基范畴。为了澄清这种误解，马克思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问题。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实际上成了说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要义。

马克思认为，他并不是从“先验的”材料出发，而是从实在的经济现实出发的。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研究方法本身包括三个主要环节，这三个主要环节也是研究方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三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经过研究方法的这三个主要环节，就能得出一些思维上的理论结论。接着，把这些理论结论以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马克思认为的叙述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中，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叙述方法的起端，只有运用研究方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才有叙述方法的理论阐述和理论体系表达。

反思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我们深切地感到，缺乏研究的理论叙述是阻碍理论创新的症结之一，也就是说，理论叙述并没有经过马克思所讲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环节，在研究方法的三个主要环节上没有付出更为艰苦的科学劳动，就开始“自说自话”地叙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并没有占有更多的材料，也没有分析所有材料的发展形式，更没有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可以认为，研究方法主要环节的缺失，是阻碍理论创新的症结之一。

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叙述方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是密切相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成果，不能只有叙述而没有研究，也不能是只有建立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叙述，甚至是没有研究的叙述，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有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也可以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不良学风形成的方法上的根源。

二、对“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的贬谪

对“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的评说，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说明之一。马克思晚年在欧洲已经有很大的理论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他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陆续翻译成德文以外的文字，在欧洲得到日益广泛的流传。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现象: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重要论断看作是一把“万能钥匙”，认为这些论断不管拿到哪个国家或者针对哪种情况都是直接有效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他反对“万能钥匙”的说法。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同时指出:“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不存在一般的“历史哲学”，不存在适用于任何历史环境、解释所有各种社会现象的“万能钥匙”。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存在理解所有这些结果绝对划一的、一成不变的“万能钥匙”，这是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领。同时，“万能钥匙”或者“历史哲学”的这些说法，根本的局限就在于“超历史”。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专门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材料都具有历史性，都涉及历史变化的社会现象。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都是“历史的”科学。就此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超历史的“万能钥匙”，也不存在普适的“历史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比较”是相当重要的，要把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加以研究、加以比较，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汇总，以得出一些研究的结论，这才是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每一专门学科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也提到，假如把他的理论当成一种“历史哲学”，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他在晚年曾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马克思不赞成把他的理论看成是“历史哲学”，也不赞成把他的理论看作是能够解决好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假如这么做，马克思认为，就会在给他“过多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了他“过多的侮辱”。显然，马克思非常清醒地估价了自己理论的有效性，他极不愿意在得到“过多的荣誉”的同时得到“过多的侮辱”。马克思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在于它在经济学科学革命运用中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

三、“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的关联及其“中介”

在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中，马克思对“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及其关联问题作了阐述。马克思提道:“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5]也就是讲，在对同一类型事物的研究中，比如，在对原始公社的研究中，不能把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像原始公社这样的历史事实，它也同地质层系构造一样，具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等形态，亦即会有不同于一般形态的多种转化形态。我们假如把原始公社中的“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混为一谈，看成是一个无差别的历史事实，就会抹杀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的差别，进而违背历史的多样性的特殊性原则;同时也就会抹杀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的转化关系，进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同一性的一般性原则。

历史事实中的“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之间，既存在多样性和差别性，同时也存在可转化性和关联性。“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是“原生类型”的转型，是经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转化形态。在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马克思在揭示李嘉图经济学方法的失误时曾经指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6]马克思认为，用圆转化成方这样的问题，在几何学上是可以用代数的方法来解决的，但是方作为圆的转化形态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假如在“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之间，没有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就不可能认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存在的是事物的转型关系，对这种关联性的探索，在研究方法意义上，最根本的就是探索事物“转型”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问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从利润、利息等“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等具体形式中，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一内在的、本质的“原生类型”，第一次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原生类型”的范畴，从而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完全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看来，“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7]这里的“第二级的”一词，不仅具有由“原生类型”的生产关系转化而来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在形态上脱离“原生类型”的生产关系，形成更高层次的“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生产关系的意义。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转化形式，不仅说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源泉，而且还说明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具有更复杂、更具体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就是要探明“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的转化关系。“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的转化过程是历时性的，是存在于历史上的中介过程，在现实中这一中介过程不再存在。科学就是要发现这些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只有在研究过程中把这些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加以发现，才能在叙述过程中阐明它们是怎么一步步实现从“原生类型”到“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转化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强调对中介、中介过程、中介环节的研究，如果缺乏对它们的研究，叙述过程中的理论及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就消失了。

四、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

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8]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样。在研究中，我们往往用一些经济规律或者一些规律性的表述来直接解释现象。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原因就在于具体现象有着比一般规律更多的复杂的规定性。任何规律都是对具体事物的一般性的、共同性的认识和提炼，很显然，对于具体事物是不能直接用这些规律来解释的，因为这些具体事物有着许多未被规律提炼的、在规律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复杂的因素或规定。我们只有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或规定一一加以考察之后，才可能得出可信的适合于复杂现象的结论。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认为经济规律一般能够说明具体事物，说明经济现象特殊。这就是具体现象和规律一般关系问题的基本要求。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是不能用一般经济规律直接解释具体经济现象的。经济规律不能简单地、直接地说明任一特定的经济现象，只有在对某一特定经济现象的具体关系作了更多研究之后，经济规律才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说明”和“解释”。我们不能依靠教科书中的任何经济规律，来直接解决经济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

五、“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

“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联接关系的表达。关于“具体总体”，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涵义:一个是作为“思想总体”前提和基础的“具体总体”，另一个是作为“思想总体”结果的“具体总体”。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9]这就是讲，在“思想总体”之前的“具体总体”，指的是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这种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是事物的本体意义的存在，马克思把它称作“具体总体”。这种“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和根据。当然，“思想总体”经过思维的加工以后再产生的“具体总体”，从思维的规律来看，就是先有直接的表象事物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思维对这些具体的形态进行加工，最后在思维中得到反映，然后在思维中表达出来的基于、同时也高于原来那种直观的总体。所以，从“具体总体”存在的直观和表象，到经过思维加工以后变成有序的有系统的“具体总体”，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从研究方法向叙述方法转化的基本过程。

研究过程的关键在于“思想总体”怎样反映“具体总体”，一方面“思维总体”产生于“具体总体”，“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的材料和对象，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把先前存在的“具体总体”加工成一种思维中有序的系统的思维中的“具体总体”。在思维中再现的“具体总体”，就是我们讲的理论观点及理论体系。这种“再现”，不是对先前的“具体总体”的简单摹写，而是经过人的思维这一专有的方式加工以后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经典的概括: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10]，也就是“叙述方法”。所以，这一“具体总体”并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具体，而是经过思维加工后再现的具体。“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专门提到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方法，只是马克思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

关于“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

六、总体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的意义

在“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区分总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用“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这样一些形象的说法来说明问题。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1]在马克思看来，“具体总体”是由各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关键因素和非关键因素，其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将其称为能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和地位的“普照的光”。这一“普照的光”，决定了这一“具体总体”的根本性质。在一定的“具体总体”中，“普照的光”会掩盖其他一切因素的色彩，改变其中存在的各因素的份额和比重，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以太”这一说法，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事物的“原子”的一种指称，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说的构成万物基本元素“气”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决定事物中的根本性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以太”，这种“特殊的以太”决定着事物的性质，也决定着构成这个事物的各要素的关系。

著名的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关于“总体与个体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的结论就是由此而得出的。卢卡奇的这一结论是在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得出的。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认定了这一结论。这一结论强调了总体的重要性，总体改变着存在于总体中的任何个体的色彩，尽管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这样的总体，实际上就是研究对象意义上的总体。总体或整体的根本要素就是“特殊的以太”，在对“特殊的以太”把握的基础上，再分析和理解“特殊的以太”之外的次要要素。由此而在理论逻辑上再现一个有序的、系统的思想整体，这是马克思所讲的叙述方法的根本所在。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讲，总体的确定性也就是对象的既定性。研究对象的边界是什么，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没有总体边界的确定，就不可能使自己所研究的事物能在思想总体中得到反映。马克思曾以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总体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2]

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体”或“整体”的说明，包含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象的整体性;二是整体中的决定性因素;三是总体中决定性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即决定性因素决定着其他因素，其他因素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决定性因素。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中，整体的确定性以及整体中的决定性要素和非决定性要素的相互联系，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如马克思所讲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的基础。”^[13]整体内部会存在不同的要素，这个整体和不同要素的关系就有矛盾，因为整体形成以后它的内部各种要素还会独立的发挥作用。这些独立发挥作用的要素和整体是存在矛盾的。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整体和局部的矛盾。

“整体”同“整体”中“独立要素”的关系，在宏观上看，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现象、社会现实与每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矛盾和关系是一样的。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而言，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作为叙述对象是一个复杂的思维系统。复杂的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就是我们讲的社会存在和对这一存在的反映。对于社会存在整体现象与现实的研究，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总体性。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明确的对象。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每一门学科，只把这一对象中的一个部分抽出来加以专门研究，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中的经济现象，历史学研究的是整体中的历史现象，文学研究的是整体中的文学现象。总之，人文社会科学任何一门学科，只对这个整体的某一部分加以研究。这些专门的学科，都是作为一个独立要素而存在，因为是作为一个独立要素而存在，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整体的那一部分内容的规律性，而不是整体的全部内容的规律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天然矛盾就是，对象的整体性和学科研究的局部性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要对对象的整体加以理解，各个别学科必须加以联合、加以融合，必须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原本具有整体性的对象得到一个趋于整体性的反映。假如各学科各自为战，只对部分的现象加以研究，然后把部分的现象当成整体的规律性，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整体和整体中的独立要素的关系，对于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局部性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是由其对象的整体性决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摆脱各个学科交叉和渗透这一根本要求。

七、“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4]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似乎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样，我们通常的理解认为，对低等动物的了解似乎更简单一些、更容易一些。在马克思看来，在叙述方法中，必须在对高等动物有了充分理解之后，才能理解低等动物的来龙去脉。所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在马克思看来，叙述方法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所谓概念就是对事物某一发展阶段的概括，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15]这就是说，如何认识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要杜绝从概念出发、再回归概念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在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概念的完整性与具体对象的发展阶段性和发展的成熟程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低等动物的研究上，要对事物最高级的发展形态进行研究。只有对事物的高级形态有了深刻的研究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低级形态。在研究过程或叙述过程中，对简单的事物的研究和对复杂的事物的研究，以及对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和已经成熟的、完成发展过程的事物的研究，两者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割裂开来的，这就像马克思讲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一样。

八、“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的关系

在叙述方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关系。马克思在对经济思想历史在经济学研究和叙述中的重要意义的说明中提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6]在人文社会科学探究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理论研究本身的问题，也就是理论逻辑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自行批判”的问题;二是理论逻辑在历史视角上的再现，即历史逻辑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历史路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理论原理逻辑的叙述和理论历史逻辑的叙述。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除了理论原理之外，还有理论历史，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历史”。没有思想历史的学科肯定不是一门成熟的和完整的学科。对于理论原理逻辑和理论历史逻辑这两者关系的理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探索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在对理论原理逻辑和理论历史逻辑关系的理解中，首先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从理论历史逻辑开始的，也就是在对理论原理来龙去脉进行清晰的历史研究后，再形成自己的理论原理。叙述过程则反过来，先是理论原理逻辑的叙述，然后再是理论历史逻辑的叙述，用理论历史来说明理论原理演进的“历史路标”。

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缺乏思想历史的内涵，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重大障碍。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中，对前人理论成果普遍存在着茫然不知所以的现象，进而出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中动辄就讲“创新”、动辄就讲“填补空白”的怪现象。有些理论结论也许是研究者独立探究得出的，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自我认定为“创新”、认定为“填补空白”。但是，这其中的许多理论结论早就是思想历史中的常识，早就是思想历史中的成见。人文社会科学要慎言“创新”、“填补空白”，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历史材料浩如烟海，倘若你没有经过完整的探究，没有经过思想历史精细的研究，就不能下结论说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创新”或是“填补空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注释的方式，把前人和同时代人在相关理论问题上的见解一一列出，对经济思想历史中的任何有价值见解都细加考察，从不敢多言“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加强思想历史的研究，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讲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也是黑格尔所倡导的观点。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提道:“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17]

马克思在这方面受到黑格尔的影响。1859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述评中作了类似的说明。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8]这就是讲，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有着逻辑上的联系，但这种逻辑联系是经过“修正”的。

关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修正”后的一致性，可以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范畴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关系为例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肯定是先于资本积累，没有资本原始积累不可能有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先讲资本积累后讲资本原始积累，这就是理论逻辑对历史逻辑的修正，这一修正就是前面讲到的总体。因为在现实资本主义中，总体中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资本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色彩。所以要以资本为中心，那么在叙述中先涉及资本积累这个范畴，而资本原始积累只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历史性的补充。

九、“从后思索”:蜘蛛、蜜蜂和建筑师及其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谈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9]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发生、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是人的思维正好相反，它是从一个已经形成的复杂的状态开始，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根据已经形成的复杂形态逐次追溯它的来源，所以研究只停留在已经成熟现象上的研究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必须“从后思索”，去追溯事物的本质，追溯事物的起源。

马克思所说的“从后思索”方法，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探究的特有方式。马克思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0]人的思维是和其他任何动物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蜜蜂建造蜂房的时候非常精巧，使我们赞叹不已。但是，蜜蜂建造蜂房是它的本能，它在建造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蜂房是怎样的;然而最蹩脚的建筑师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中已经有了想要建造的房子的样式，他是先画好图纸，根据自己设想的样式一步步建造起来的。可能蹩脚的建筑师所建造的房子没有蜂房漂亮，可是蹩脚的建筑师的作品却是思维的结果。

在这之前，马克思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是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21]马克思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比建筑师的思维更高明，人文社会科学在表达一个理论、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这一理论或理论体系的内容有了充分的理解，对理论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理论和范畴之间的转型、理论和范畴之间的逻辑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才可能对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作出叙述。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原理构建的基础上的，而理论研究是通过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来完成的。从蜘蛛、蜜蜂到织工和建筑师，从建筑师到科学，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性。

十、“结构”的多义性及其统一性

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结构”是马克思用得不多但十分看重的语词。马克思十分看重“结构”在他的经济学体系及其著作中的地位。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作最后润色时曾充满感情地谈道:“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22]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可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善，但是他建立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则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是他而且更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思维的科学成就。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马克思所有的书信和文章中，这也许是他最高的自我评价。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结构”大体有三种涵义:一是对象的结构，对象的结构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对对象的理解程度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程度研究的基础;二是思维的结构，就是人的头脑怎样反映这种对象，把对象在头脑中模拟出来、反映出来，这就形成思维的结构;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把思维的结构再反过来变成一种理论著作的结构，即章、节、目。这三种结构的涵义先后是对象的结构，然后是思维和思想中反映的对象的结构，再把这个结构表达出来。

从总体上看，对象的结构、思维的结构和形式的结构之间，前者是研究过程，后者是叙述过程。从对象的结构到思维的结构是研究过程，是把客体在头脑中模拟出来的过程。然后从思维的结构到形式的结构就是叙述过程，也就是把自己的思维结构，认识上的结果表达为形式上的外在的东西。马克思的“结构”概念是多义的，但也具有统一性，可以将其理解为从“潜在的结构”到“流动的结构”、再到“形式化的结构”或者说是“格式化的结构”。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上，我们常引述马克思的以下一段论述:“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3]只有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才能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真谛。辩证法包含的科学精神，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与时俱进的品质。

以上论及的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十个基本论点，是他从1843年到1883年40年间经济学研究中逐渐形成的方法论上的部分见解。对这些基本论点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是以方法论上的创新为起点的;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是以方法论上的不断认识为基础的;第三，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创立，是以方法论上的新的理解为前提的;第四，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真正理解和科学运用，是以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面把握为基点的。这四点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理论观点和理论创新中，方法创新是先导，是理论观点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基础。

(根据2009年11月7日上午作者在“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2009”所作报告录音整理)

【注释】

[1]顾海良，武汉大学校长、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1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