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学院姚小林、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徐阳鸿同志对马克思的“历史环境”进行概括总结，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环境”是指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从内容上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从功能上分为起内因作用的内部环境和起外因作用的外在环境；从主体方面分为个体的历史环境和群体的历史环境。[1]这种分类当然不错，但是，马克思对“自然环境”的研究，关注的是“人化自然”，它在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才有意义。
在研究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对“历史环境”的探讨，侧重点更多的是放在社会层面，即，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实践改造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件的总和。从内容上，它可以分为经济历史环境、政治历史环境、文化历史环境等，这是广义的“历史环境”。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东方社会中、印、俄“历史环境”，是三个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四重“混沌性”存在。
仅仅四重“混沌性”存在无法决定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东方社会“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成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3]“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环境”还有狭义含义，即，在东方社会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能否出现促成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世界民族革命的历史机遇或历史事件，简单而言，“历史环境”之狭义意谓，是指历史发展关节点处的机遇或足以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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