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思想研究谈起

一、问题的由来：从马克思思想研究谈起

我之所以强调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源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从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到当下各具特色的解释，有着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了从原理式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方式的转变。在过去的研究中，常常局限于教科书的原理，从原理出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语录来论证原理的正确性，这是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解，对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往往缺乏深入的讨论。第二，注重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进展，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置于学术史中进行考察，改变了对其他学科简单评判的姿态。比如在面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时，按照过去的原则，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在做这个判定时，我们可能并不会对这一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的讨论，而是以先验的立场作为自己评价的标准。在这种语境中，《辩证理性批判》本身的理论问题以及这本书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恰恰被遮蔽了。这种封闭式的讨论，看起来坚持了基本原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思想。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离不开对当代思想的借鉴和反思式的运用。第三，注意对当代社会变化的研究。这个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讨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这部分研究在目前是最为薄弱的，这种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学者无法从多学科之间的融合关系出发来深入社会发展的深处。马克思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教条的体系，而是将哲学的反思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从天上降到地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分析现实历史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哲学的批判与建构功能。马克思是这样做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卢森堡等，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讨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就离不开对当下社会历史的批判分析，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从马克思思想处历史地、逻辑地走向当代。因为只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地透视当代思想的真实寓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在研究马克思思想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学科分化的时代，按照这种学科分化的原则，我们能真的理解马克思吗？在我看来，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中，早年学习的是法律，后来对历史学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度与青年黑格尔派交往密切。从哲学理性出发批判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构成了他最初的理论主题。经过《莱茵报》的实践之后，马克思意识到仅从哲学出发无法真正地批判分析当下的社会，加上恩格斯与赫斯的影响，马克思从德国到了法国，开始研究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这才有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融合，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不同的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不同的评价，在我看来，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来看，手稿的真正价值在于：如何以一种理论逻辑实现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尝试中，马克思的思想才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规定性。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不同学科之间的总体性关联构成了重要的理论特性，如果这三条思路不能融通，马克思思想也就无法得到理解。

我们以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批评为例来加以说明。批判蒲鲁东主义，这是自1846年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个批评并不是从单一学科入手的，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蒲鲁东及其后继者在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上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不是彼此无关，相反蒲鲁东的哲学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结论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此，对蒲鲁东的批评就体现了跨学科之间的沟通。从哲学上来说，蒲鲁东强调历史的进步，但他将这种进步置于无人身的理性之中，蒲鲁东强调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但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在哲学方法上，蒲鲁东和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3]。当将现实的社会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时，即使是想彻底地变革这个社会，但最后也只是对既定的社会进行一种改良，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与蒲鲁东一样，认为分工与交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罪恶来自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里蒙提出以劳动券与国家银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策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交换与生产相适应，“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4]。而只从交换层面来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只是想实现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正是资产者的幻想。这也是马克思批评达里蒙的基础。针对达里蒙的言论，马克思反问说：“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5]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达里蒙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讨论其中的理论问题，只想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些线索交织并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研究视角，这种研究在《资本论》中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如果还是按照一种学科分化的方式来讨论，将其哲学思想归到哲学研究、将其经济学思想归到经济学研究、将其社会主义思想归于科学社会主义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就会失去，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标题中我用了“马克思思想”，意图就在于强调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多线索的整合特性^[6]，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实现跨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