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三、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国际贸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The Mercantilism）时代。重商主义者以其错误的财富观为基础，推论出“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1766年，亚当·斯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其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分工和自由经济的观点，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贸易观，提出了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正确地提出和论证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理，确立了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关于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李嘉图强调的是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性，认为各国之间只要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一致，就存在比较利益和相互贸易的动机。其后的一些学者，如穆勒、马歇尔和艾奇沃思等，集中研究了贸易条件的决定问题。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关于比较优势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

1919年，赫克歇尔在《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要素禀赋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的观点。其后，他的学生俄林在1933年出版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赫克歇尔的要素禀赋理论。因而后来人们又称要素禀赋理论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

1936年，哈伯勒在《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用机会成本理论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理论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哈伯勒、勒纳、里昂惕夫、米德等人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

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新古典模型为表达形式的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虽然这期间曾出现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和围绕解破此谜的研究而提出了不同于比较优势的新的贸易理论，但要素禀赋理论并未受到真正的挑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才真正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除了要素禀赋差异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的原因和贸易利益的另一个独立决定因素。即使在没有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能引导各国开展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的假设，打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使得关于贸易理论研究的重心由国家间的差异转向市场结构和厂商行为方面，使研究更加深入。

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历史背景。首先，随着时间的发展，传统的贸易理论已不能解释许多重要的贸易现象。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绝大部分是在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比较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为什么国际贸易流量中，产业内贸易，即发生在同一产业类别中的双向贸易，已成为主流？实践要求发展一种新的贸易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其次，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为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主要以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考察对象，分析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业组织理论出现了一次大的突破，特别是博弈论方法被引入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之后，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主要是寡头市场）厂商行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978年，克鲁格曼在其博士论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中首次把将差异产品和（内部）规模经济考虑在内的垄断竞争模型（又称“新张伯伦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模型上首次证明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的另一起因，以及差异性产品决定了贸易形态为产业内贸易。

由于不完全竞争理论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模式，所以新贸易理论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实际上，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能代替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首先，从解释现象上看，两种理论分别解释不同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作要解释产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而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则主要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其次，从理论基础上看，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强调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性差异；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则以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前提，强调国家间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观点不仅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相反是互补性的，共同丰富和完善了国际贸易理论。

（二）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是“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e）问题。早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前，历史上就已经产生了关于外部调节的问题。1752年，大卫·休谟在《论贸易差额》一书中，论证了著名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他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在金币本位制条件下，可以通过货币—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完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恢复平衡，而不需要外部的人为干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休谟的理论一直主导着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的事件，使得国际金融理论明显避开了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关注，而将重心转移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对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也在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凯恩斯的乘数理论说明了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蒙代尔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更新了国际收支调整的传统观点。在蒙代尔模型中，货币政策被放到了国际收支调整的首要位置，国际资本流动占据了国际收支的重要地位。他提出，当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目标发生冲突时，由于资本流动性的存在，使得在固定汇率制条件下，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起资本流出，而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资本流入，这样，借助于针对外部平衡的货币政策和针对内部平衡的财政政策这两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就能同时达到内外平衡的目标，从而解决了固定汇率条件下政策选择的两难问题。这种把货币政策分配给外部平衡，而把财政政策分配给内部平衡的观点，被称为“蒙代尔分配法则”。

1960年，特里芬提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的存在，使得金币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大批经济学家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基本论点是浮动汇率可以使政府免受国际收支的限制，并允许政府不需要运用货币政策去被动地稳定汇率，从而获得利用货币政策工具的主动权；同时浮动汇率也像一堵防火墙，把国内经济与外界隔离开，使国内经济免受外界因素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一些极具价值的开放凯济动态模型。其中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方法强调实际平衡效果和长期的国际收支平衡；资产组合平衡模型则阐明了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财富积累中资产的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区别，并吸收了理性预期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

20世纪80年代，借助储蓄和投资理论中的跨时分析方法，对开放经济动态变化过程的分析已变得日益普遍。

除了上述关于外部平衡这一核心问题外，国际金融理论在汇率决定理论和汇率制度研究方面，也有极为丰富的理论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