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虽然很短，但经济问题的产生却源远流长。经济学每天都在补充新的例证、产生新的理论模型。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标志着一门新的科学——经济学的诞生。作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最核心的理论就是“看不见的手”，即个人利益、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他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发展，而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价格机制自发地起作用。他的思想足足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50年之久。然而，经济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一成不变。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世界在陷入经济大萧条的同时，开始思考“看不见的手”为什么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此时，另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看得见的手”，即主张国家用经济理论指导干预经济生活，突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的理论从微观走向了宏观，宏观经济学由此诞生。在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观察经济问题的角度从微观转向了宏观，从个量转向了总量。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解决资源利用的问题，它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研究现有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原因。[1]从科学理论层面走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我们也不难发现宏观经济就在我们身边。比如银行存款利率降低，我们该怎么办？是继续将钱放在银行里，还是拿出来投资到其他领域？又如有的国家面向国民发行国债，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对国民来说又有什么利弊？还有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围。
财经新闻从广义上讲涵盖了国内外社会经济生活及与经济有关领域的新闻报道，而宏观经济可以反映社会的变迁、生产力的改善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宏观经济报道的地位日益重要。有的媒体还有专门的宏观经济报道栏目，如新华网、和讯网、网易财经等。像《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报纸也都将宏观经济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对象。据此，笔者认为，宏观经济报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内容：一是以政府为主导，利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来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利用。二是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研究，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发展情况，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为个体或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建议。
一、宏观经济政策报道
政府在宏观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市场失灵时对经济进行干预，将市场拉回到正常的轨道来。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刺激总消费，加大总投资，鼓励出口。[2]为了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各国政府往往都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来进行的。借鉴政府对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的三种经济政策，笔者将宏观经济政策报道分为财政政策报道、货币政策报道及对外经济政策报道。
（一）财政政策报道
财政政策是指相关政府部门（如中国的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通过调节税率或者提高/降低政府开支（例如建设公共设施）等影响宏观需求或供给的政策。更为直观的是指涉及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国家提出减税政策，财经新闻记者在了解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及观点之后，就可以对减税政策进行深层次分析，减少税收，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运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包括：预算、税收、国债、购买性支出、财政转移支付等。
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国家预算、税收、财政赤字、国债、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它们既是政府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财政有效履行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职能的主要手段。
国家预算也称为政府预算，是指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我国的国家预算是为了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一部分国民收入的重要工具，具有法定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它是我国配置资源的一项重要手段，主要作用有：确定可用财力，全面安排支出；反映政府的政策取向；接受人民的监督；规范政府活动。
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五级预算。由国务院编制中央预算草案，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地方各级政府编制本级预算草案，并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地方各级预算收支统称地方财政收支。
关于国家预算，我国于1994年建立了《预算法》，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国家预算工作的顺利实行。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预算法很多条款类似于宪法的条文，规定宏观且抽象，在执行中不适应当前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2006年国家开始着手修订《预算法》，2009年国家审计报告再次凸现出近几年由于预算法的不完善导致各种问题的发生，这使修法的迫切性越来越强烈，尤其对于预算法律责任及惩罚力度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强化。当前，在严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预算作为显示财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下面就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我国预算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中关于地方举债权的报道。全文2500多字，准确把握了此次国家《预算法》修订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并引用多方观点对是否从法律层面上赋予省级地方政府有限举债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汇集各方观点之后，进行分析总结，对国家层面上实行地方举债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是一篇比较成功的报道。
预算法修订：地方举债权争议
备受瞩目的《预算法》修订案草案并没有如期列入8月23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议程中。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进一步梳理协调各方意见的工作仍在推进。
对于地方债务，征求意见稿则提出，一方面，地方各级预算要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另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经国务院同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举借一定额度用于特定支出的国内债务，列入本级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稳定的偿还债务资金来源。”第一次从法律层面赋予了省级地方政府有限的举债权。
征求意见稿明确，“除前款规定和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或者担保举借债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地方政府债务的统一管理。”
时至今日，围绕《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最终是否会打开允许地方政府合法发债的“前门”，争议尚在，变数仍存。
“开前门”之辩
自1995年施行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然而，法律紧闭的“前门”并没有真正阻挡地方以各种变相方式举债的脚步。据银监会披露，目前地方债务已高达7.66万亿元。全球金融危机和4万亿刺激计划的地方配套，让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于世人面前。地方政府大量变相举借各类债务，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
这些地方债务并没有纳入到地方预算，其规范性、约束性和透明性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债务偿还的财政风险，成为当前宏观经济中一大隐患。
面对上述事实，拟定中的《预算法》修正案是该继续维持旧有的规定，还是该进行调整变革？争议鹊起。
一派意见认为，预算法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举债的权利。为治理地方债务，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应该“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
“开前门”就是应该借《预算法》的修订，明晰地方举债应按照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和什么样的程序，走规范程序来解决地方发债问题。“关后门”包含有一个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程序，平时这个程序不启动，遇到紧急事情时才启动。“修围墙”就是除了走规范程序和特殊应急程序外，其他的东西免谈，一概禁止。
2009年和2010年，中央政府决定由财政部分别代理发行2000亿的地方债，主要用于中央投资地方配套以及其他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满足地方部分融资需求，但不得安排用于经常性支出。
此举被业内普遍视为在发行地方债问题上一项重大的制度上的进步，或称为一种探索、过渡和试水。
按照贾康的说法，这表明地方债已经“登堂入室”，并名正言顺称为地方债，在目前的阶段是有必要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曾表示，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保谁压谁就将由市场说了算，因为只有财政比较规范、透明，建设项目好、效益高的地方政府，其债券才容易发出去，发债成本也会比较低。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坚定。全国人大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俞光远就认为，预算法必须严格禁止地方财政编制赤字预算，禁止地方政府随意举借债务，理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还债的来源和机制。
“如果放开之后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会变成非常厉害的洪水猛兽；地方政府有很多短期行为，为了政绩，可能会借很多贷，上届政府借的贷可能下届或者更远的将来再还，风险很大。”俞光远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他建议，应扩大中央财政代替地方政府发债的力度，从而通过中央财政的严格审查来控制地方债务规模，逐步替代地方政府非规范的平台融资。
同时，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责任制度，要求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必须与财力相适应，债务期限必须尽可能与政府任期相一致；针对有些地方政府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有效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逐步实施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和主要领导人责任追究制度。
必需的门槛
对于支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利的一方而言，其思路设计中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赋予之后如何约束、规范，以防范地方政府滥用这项权利的风险？换言之，如何监督地方，控制其无法偿还的财政风险？
在国际通行意义上，地方政府债券被称为“市政债券”，是指以当地政府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等地方性公共设施建设。
中国的地方债券，主要是相对国债而言，以地方政府为发债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为筹集资金修路建桥，曾发行过地方债，但后来被禁止，最主要原因就是出于对地方政府偿还能力的担忧。
缺乏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过分举债的地方政府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据相关统计，世界53个主要国家中，有37个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大多数国家要求地方政府举债时需遵守“黄金规则”。
所谓“黄金规则”，即除短期债务外，地方政府举债只能用于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支出，不能用于弥补地方政府经常性预算缺口。
“必须规定举债的门槛，主要的门槛包括举债的金额、规模，应该有一些限制，防范地方政府滥用”，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债务的规模和债务的用途以及债务的报告制度，都应该作出规定和限制。
王雍君解释说，为防范财政风险，地方债务占地方GDP的比例要限制一个量，债务增加的额度不可以超过地方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总量防范。
在实际执行中，必须要对实际债务发行情况、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其评估报告应报送财政部或本级人大等监管部门，做出程序上的规定。
除了担忧不能偿还的财政风险，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由于地方一直以来的强烈投资冲动，若允许其发行债券，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大打折扣，因为地方可以绕过银行来筹集所需的建设资金。
因此，王雍君认为，举债的门槛一定要足够高，高到地方必须去全面而慎重地考虑举债带来的利益和风险。
魏加宁也认为，门槛最少有四道：当地人大要进行严格审议；中央政府要进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和审批把关；第三是信用评级；第四是投资者还有买或不买的选择权。
另外，在监督问题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在中央层次建立地方债务管理机构，一般是财政部统一管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构独立于财政部，但仍需向财政部汇报情况。
（作者：王露、刘明霞，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第18期）
税收是指税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税收权力，依照法律筹集财政收入，国家通过预算安排用于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纳税既是纳税人履行国家法律规定应尽的义务，又是为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因此，与其他分配方式相比，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根据权责划分，对税收实行彻底的分税制。三级税收分开，各自进行征管，美国联邦和州共开征80多个税种，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总体而言，美国的税可分为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三类；从税种看，有个人收入所得税、公司收入所得税、社会安全福利保障税和健康医疗税、销售税、财产税、地产税、遗产税、礼品税、消费税等。其中，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美国税收的主要来源。
目前，我国是国家税务部门和地方税务部门共同负责收税。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根据《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其中税收59515亿元。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86.91%。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税种就由原来37个缩减到目前的22个，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五大类。在22个税种之中，增值税为税收贡献最大。增值税又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和收入型增值税。
在现今国际实践中，消费型增值税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收入型增值税已经很少有国家实行，而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就更为有限了。2009年之前，我国都是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追溯到1994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生产型增值税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投资膨胀、经济过热问题。在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国家一方面保证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抑制了投资膨胀，这种选择是相当成功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当时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自然无法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我国加入W TO以来，与法、意、荷、德那些全面实行增值税调节的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税型方面，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而西方多数国家已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纳税主体方面，我国一般纳税人仅限于法人，而国外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也包括自然人、非法人团体等；征收范围方面，我国增值税范围小，税负不公平。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因此，在增值税税负成本上，这些国家的产品就比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我国要低，加之我国已经加入W TO，对企业征收生产型增值税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进入2000年以来，增值税改革的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及民众关注的热点。我国从2004年7月起，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开始消费型增值税改革试点，2007年7月起又将试点延伸到中部6省26个城市，2008年试点范围又迅速扩大，直至2009年1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开始在全国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
下面这篇报道从十二五财税改革报告入手，对我国现行体制下的增值税改革的重点及难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对于了解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核心内容，很有帮助。
十二五重构分税制 物业税最缺信心
中国的税制在接下来的5年或将迎来一些大变革。本报获悉，各部委关于十二五财税改革的报告初稿已形成并上报，目前各部委正积极组织研讨，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完善规划内容。十二五税改规划重点将在十一五未完成的个人所得税、物业税以及存在重复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上。根据有关方面提出的建议，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有望扩围，替代营业税。
由于营业税是地税，纳入增值税后将变为共享税，这意味着税制的重构将在十二五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税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成比例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实施了17年的分税制要重新构建了。”
个税与物业税
“很多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规划编制，所以意见很丰富”，一位参与编制的官方学者告诉本报。
十一五规划中拟实施的税改内容为10个项目，其中直接针对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甚至被认为是“越来越远”。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十一五未尽的这两个税改正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房地产市场调控等改革都关系到个税和物业税的改革。
现行的个税最大缺陷是对单一收入征税，即薪酬，不考虑个人综合收入，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广受诟病。此外，也不能体现纳税人负担状况的不同。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认为，个税改革最大难点还是体制问题。现在的个税是由地方税务局来征收，这样的财税体制和征管体制就决定了个人所得税要实现综合与分类是很困难的。例如，某人在北京领一份工资，到上海讲课拿了讲课费，在广州出了本书拿了稿费，三地都有所得，此人年底到北京地税局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但北京地税局只对在北京的工资所得进行汇算清缴，在外省所得收入北京地税无法多退少补。如果国税总局协调，那只能退还地方留下的40%进行退还，因为60%已交中央。
但综合税制的必要条件是能够对个人在全国各地各项收入能够汇算，年底能够多退少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则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信息是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完全收集到的，只有中央才能获得更完整的信息，所以个税应该为中央税。
至于物业税，在今年初房价飙升之际一度跃跃欲试。但高培勇说，开征物业税的脚步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至今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供讨论。
刘佐强调，物业税在十二五期间，应该积极地推进，但也不必过于乐观。
物业税的一道坎儿其实是征管机制。从技术上来讲，对房地产评估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今年上半年上海试点房产税似乎箭在弦上，但只几个月时间就销声匿迹。据说，技术难度是其难以跨越的障碍。上海有1000多位房地产评估师，上海房屋面积有几亿平方米，假定每个评估师每天八个小时工作量，据说这个评估就需要好几年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很多城市市区与郊区房产部门信息还不能共享，市区居民在郊区有几套房子都说不清楚。而全国各省市之间房屋产权信息、评估信息、税务信息更没有充分共享。
很多参与编制十二五规划的专家都认为，物业税是最受关注但对其在十二五能否开征最没有信心的一个税。刘佐说，企图通过物业税，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投资无法成立，而张斌则认为，应把物业税的目标设定在调节财富分配、拉近贫富差距上，否则以调控房价、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很难获得足够的广泛的支持。
增值税取代营业税
十二五税改规划中，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改革被认为是最为迫切的。
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通过几个月的调研、研讨和起草，已将其十二五财政改革和十二五税制改革方案上报中央。全国人大在报告中着重强调，要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将增值税扩围，替代营业税。
财政部税政司官员告诉本报，更大的改革是增值税的扩围，即把适用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到增值税范围，用增值税替代营业税。
这项旨在消除重复征税的改革将在十二五有望突破。
由于增值税的转型，营业税的税负呈现出偏重，营业税虽然税率只有5%，但因为针对营业额征收，不抵扣企业人力、原料等成本，所以税负偏高。在建筑和交通运输等与固定资产联系紧密的行业，它不能与增值税形成一个完整的抵扣链条，重复征税现象更为严重。
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首先对建筑、交通运输行业进行扩围，将其纳入增值税范围，然后逐步将所有营业税适用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也就是“增值税吃掉了营业税”。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说，在中国税务学会研究的方案中，解决增值税扩围有三个方案，一是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二是逐渐扩围或者现有营业税可以进项抵扣，按照增值税征收，但是收益分配和征收主体不变。第三种方案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进项抵扣后，税收征管和收益仍旧归地税部门。
“十二五规划不会对怎么改革写得那么细，具体改革方案要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研究确定。”一位参与十二五规划研究的专家说。
增值税目前已是中国第一大税种，预计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后规模将占税收收入的60%以上。
一个税种比过高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安全，所以刘佐建议，增值税扩围的同时，应降低增值税税率，使其总规模下降，同时要调增其他税种税负以及开征新的税种。
重新构建税制
增值税的扩围涉及对现行税制体系的一系列变动。营业税是目前地方税中最大的一个，将营业税纳入增值税，意味着这一地方税将变成共享税。
“这项改革不亚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需要对整个财税体制都进行调整。”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一位财政官员说，营业税和增值税范围整合上，只要出现对营业税征收范围的侵蚀都会导致地方强烈反应。他认为，尤其西部地区反应过度。西部省市认为本身税源就少，还要把最大的地方税拿走。不过，财政部设计因营业税纳入增值税而减少的地方收入，财政将通过转移支付弥补，不会减少地方收入。
而更多的学者并不赞成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一种实施方案认为，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这部分服务业的增值税继续由地税部门征收，并作为地税收入入库。而得到更大范围支持的一个方案认为，调整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使目前地方25%调高，弥补营业税。
杨志勇分析说，由于增值税的税负可以转嫁，其最终负税人仍然是消费者个人。因此，增值税扩围需要相应降低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使纳税人的税负不致过重。
事实上，个税、物业税、增值税、营业税，这些税的改革需要通盘考虑宏观税负水平、税收结构、整个财政收入因素，所以这几个税的研究适宜同时进行，某个税提高了，就要有其他税有所降低。
刘佐说很多税种的改革都涉及体制问题而无法前行，如中央地方税收分配等，所以十二五要整体上调整当前这些税的分配。
刘佐建议：“下一步中央税应该增加，地方税应该增加，共享税应该减少。”
至于哪些税收向中央、哪些向地方调整一直是学术界和官方争论的焦点。按照李扬的建议，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应调整为中央税，消费税应划归地方税。而增值税则调整地方中央分配比例，更多倾向地方。新设立的物业税和环境税归地方。
（作者：席斯，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年9月18日）
财政赤字，是指当政府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财政政策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而财政赤字则是衡量财政政策状况的重要指标。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情况，其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国际上衡量财政赤字有两条警戒线：一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二是财政赤字不能超出财政总支出的15%。
理论上讲，财政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最理想的财政状态，但是在现实中，国家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也是比较常见的。如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影响，我国2008年财政赤字1110.1亿元，继2007年财政转为盈余后重新回到赤字状态。引起财政赤字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当，引发大量的逃税或过分浪费；有的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降低税率或增加政府支出。当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累积过高时，就好像一间公司背负的债务过多一样，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该国货币亦属长期的利空，且日后为了要解决财政赤字只有靠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这两项措施，对于经济或社会的稳定都有不良的影响。一国财政赤字若加大，该国货币会下跌，反之，若财政赤字缩小，表示该国经济良好，该国货币会上扬。
当一国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往往政府采取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透支，另一个就是发行国债。透支就好像我们使用信用卡，自己的卡里没有钱，直接从银行借钱用。政府过多的透支行为最终只能演变为通货膨胀，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就是发行国债。
国债也是我国比较常用的财政政策措施之一。它又叫国家公债，是指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向社会发行债券。国债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政府通过出售这些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为企业创造更多赚取利润的机会，为个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再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税收，以赎回当初的国债，并支付购买国债的投资者一定利息。对于政府而言，既避免了通货膨胀，又发展了经济。对于购买国债的投资者而言，因为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且利息又比存在银行里相对高些，所以它可以说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我国的国债还包括外债，大部分的外债都是长期的。
（二）货币政策报道
货币政策报道一般是对中央银行（例如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价格手段（降息/加息）或者数量手段（提高/降低准备金率）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进行报道。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公布的有关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关于货币政策报道的具体内容可详见本书第六章金融市场报道中的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报道部分。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介绍我国近十五年来货币政策的演变，进一步体会货币政策报道在宏观经济报道乃至财经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国宏观调控从政府直接调控逐渐转变为通过使用存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措施对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货币政策有过多次调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3]：
第一阶段：1993—1996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高增长、高通胀并行的情况，通货膨胀率的峰值曾一度达到24%。中国人民银行成功运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即两次加息，既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还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第二阶段：1997—200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1996年以后，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下，我国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及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局势。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使得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通货紧缩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一次果断调整方向，从1998年起正式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更多的是偏重于货币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思路，有别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紧缩”和“宽松”，是强调在保持人民币购买力和汇率水平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阶段：2003—2007年，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之列，部分行业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而能源、交通领域则出现瓶颈制约，物价上涨压力有加大的趋势。加之在“非典”疫情、伊拉克战争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涵已从稳健逐步变化表现为适度从紧了。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窗口指导等多种工具加强金融调控。2005年消费物价曾趋于稳定。但一直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缓解2006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又采取了综合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调控。2007年，经济运行开始出现过热的风险，在食品涨价的推动下，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明显上升。中央的货币政策开始明显地转向“从紧”，2007年共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于2007年底开始将调控重点放在房地产信贷领域，同时也加大了货币资金的回笼。
第四阶段：2008年开始的“从紧”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2008年起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至此，我国实施10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式被“从紧”的货币政策所取代。但是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却开始下滑，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趋势，这些内外部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货币政策再次调整，2008年6月，国务院提出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通货膨胀），9月转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5次下调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进入2010年，我国的货币形势更加复杂，在妥善处理好通货膨胀压力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调控资产市场，防止出现过大泡沫；人民币升值压力等方面，货币政策操作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三）对外经济政策报道
对外经济政策报道包括对对外贸易政策、对外投资政策、技术引进政策、国际经济合作政策等的报道。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往来与相互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当然包含对外经济政策。因此，在宏观调控报道中对外经济政策报道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剧变，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财经新闻界对此应予关注。
二、宏观经济指标报道
（一）GDP
在宏观经济报道中，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可以说是最受人瞩目、报道应用也最为频繁的数字指标。GDP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为是判断一国社会富裕还是贫穷的指标，衡量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指标，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实力也是通过GDP排行榜来进行衡量的。
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关于GDP的消息稿：
2009年GDP增长8.7% 中国用信心收获复苏
据北京晨报报道：在“信心比黄金、货币更重要”的2009年，中国经济用信心收获复苏。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09年中国经济成绩单。统计显示，200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圆满实现。
经济总量或超日本
分季度看，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四个季度实现连续跳跃。统计显示，2009年四个季度的GDP分别增长6.2%、7.9%、9.1%和10.7%。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还会比较高。
在“保八”圆满完成的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在去年是否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2009年年末，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已经与日本持平或基本超过日本。”
不过，马建堂表示，中国人均GDP仍然居于世界百位以后，人口多、底子薄、相对资源少、贫困人口多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更要看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居民收入跑赢GDP增速
城镇居民收入跑赢GDP增速。统计显示，去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实际增长9.8%。不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8.5%，与GDP增幅相差0.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实在继续扩大。”马建堂表示，提高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应该提高农民工的打工工资。此外，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水平对于农民增收也非常重要。
出口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
统计显示，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全年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尽管出口有所下滑，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中国出口成为第一位，意味着中国经济确实在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努力的结果。”马建堂表示，中国工人的一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工人的辛勤努力奉献的承认。
马建堂表示，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还需要优化，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还需要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中国也会进口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
（作者：邢飞，来源：新华网综合，2010年1月22日）
从文章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此篇报道的中心就是我国2009年GDP的增长情况。作者从经济总量、居民收入和出口三方面着手，为2009年我国GDP增长情况作了具体的解释。为什么会选取以上三个角度来阐述GDP呢？
首先，我们需要对GDP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将GDP定义为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个国家内生产的主体是指一国公民和居住在该国境内的外国人的产出。也就是说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它一是反映经济增长；二是反映经济规模；三是反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反映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结构；五是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即通货膨胀和紧缩情况。因此，报道中提到的经济总量或超日本，2009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本身就向我们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增长阶段，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肯定。
其次，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我们可以将GDP分解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者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经济增长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三大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本报道主要从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入手，对GDP的增长进行了评价。在消费需求方面，当下普遍的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可以作为衡量GDP含金量的重要指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龚六堂认为，“GDP含金量应强调收入指标，这个收入不仅包含财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中，更要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因此，居民收入的增加更加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而消费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增长必然会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至于出口需求部分，中国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到2007年的37.5%，到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项目列居世界第一就是好的，我们需要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海外市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势必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欧美发达经济体因金融危机导致的消费与生产模式改变，以及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都在预示中国正在逼近头顶的天花板，曾经习以为常的出口主导、高歌猛进时代将一去不返。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结构应该是出口和国内需求平衡发展。因此在该报道的结尾对出口的建议也是积极出口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当然，上面的报道是从积极方面对我国GDP进行了解说。作为财经新闻记者，我们也应该认识到GDP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GDP指标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地增强，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必然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如环境问题。高增长带来的负面效果还没有在GDP中有所体现。因此财经新闻记者在报道GDP数据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观察和思考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忽略了什么重要的元素。如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政治压力以及长期的气候威胁，将低碳经济逼上全球新一轮产业大调整的最前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倡导低碳经济[4]。细心的财经新闻记者就会发现，其实我国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与GDP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些年，鉴于国内经济增长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环保总局曾提出“绿色GDP”的倡议，虽然历经10省市试点及唯一的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等轰轰烈烈的活动，但由于诸多现实因素，有关绿色GDP项目的尝试已经“停摆”，而如今的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对我国绿色GDP的新尝试，也是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可以说是GDP数据带给我们的一系列思考。只要有心，财经新闻记者就会从中挖掘出别出心裁的材料，创新宏观经济数据报道内容。
（二）CPI和PPI
高水平的和快速增长的产出率、低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提到稳定的价格水平，我们就要提到与之相关的通货膨胀、CPI及PPI。那三者之间到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2月CPI逼近调控目标
2月份2.7%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价格调控目标，也使得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不过，考虑到价格中的结构性和季节性因素，国家统计局昨天在发布上述数据后分析，当前的物价仍是温和上涨局面。
食品和居住引领涨价
2月份的CPI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0%。从同比数据来看，CPI涨幅扩大；从环比数据来看，物价的涨速也在加快。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为温和的上涨，尤其是CPI的上涨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季节因素。
他分析，2月份的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来推动，食品类价格对CPI贡献了2.01个点，居住类价格对CPI贡献了0.45个点，这两项合计为CPI涨幅贡献了91%左右。
关于季节性因素，他解释说，去年春节在1月份，相应的春节后去年2月份的价格基数偏低，而今年的春节在2月份，再加上恶劣严寒天气导致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造成了今年2月份CPI涨幅较高。
尽管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转正的时间较CPI晚一个月，但PPI在前两个月的涨速较CPI更快。2月份，PPI同比5.4%的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1～2月份，PPI同比上涨4.9%。
对于PPI的上涨，盛来运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翘尾因素是上涨的主要原因，大约贡献了PPI三分之二的涨幅。
价格存在下行空间
2月份的CPI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CPI超预期的增长来源于春节效应，同时目前超预期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产出缺口迅速合拢，也增加了通胀的压力。
但统计局认为，促进价格下滑的压力也存在。“今年存在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同时存在价格下行的因素，”盛来运表示，“现在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裕，国家也建立了收储制度和价格调节机制，另外，大部分工业品是产能过剩，整体供过于求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盛来运预测，随着季节因素的影响逐渐消失，估计3月份CPI的同比涨幅很可能有所回落。
他还对记者表示，除却基期原因形成的翘尾因素，1～2月份中CPI和PPI中的新涨价因素并不大，这也是统计局判断目前物价只是温和上涨的原因。
不过，一些民众的现实感受却与官方判断不尽相同。采访中，多位上海市民称，今年以来，蔬菜、大米、鸡蛋乃至装修用建材价格都明显涨价。另有河南开封市民告诉记者，当地一高档酒店去年十一期间的婚宴价格是880元/桌，今年五一期间的同档次定价却涨到了1280/桌，并且绝无打折空间。
货币政策措施悬念
2月份超预期的价格数据，让市场预期政府启动货币政策的脚步会加快，但供过于求态势下，很难出现价格持续上涨和政府管制。
王庆表示，尽管他们仍认为今年中国将逐步和谨慎地令政策正常化，但央行可能很快再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最早将在4月份首次加息27个基点，第三和第四季度还会再加息两次。而在今年下半年之前，人民币不会升值。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也认为，全年可能最多加息一次，最可能的时间窗口是6～9月份。2月份依然强劲的信贷，可能会令央行继续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对新华社记者表示，2月份CPI涨幅已经超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百姓预期的波动。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2.7%的CPI会使市场加息预期有所增强。
上一次CPI涨幅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在2008年的10月份，当月CPI涨幅为4%，而当时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6%。
（作者：汪时锋，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3月12日）
以上是作者围绕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2月份CPI及PPI涨幅问题所作的深度分析报道。在本篇报道中，记者反复提到CPI及PPI的数字涨幅。那么，什么是CPI及PPI？它们的涨幅对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
消费价格指数（CPI）是指普通消费者购买物品与劳务总费用的衡量指标。主要用来监测生活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动。如果所有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上涨10%，那么CPI也会上升10%以反映这一上涨。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民族消费习惯等不同，CPI中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类别以及权重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消费者在主要物品与劳务项目上支出比例前三项分别是住房（41%）、交通（17%）和食物与饮料（16%）。我国现行的CPI构成及权重前三位分别是食品（3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4%）及居住（13%）。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消费模式和体制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食品在整个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因而CPI中食品类的权重高于发达国家食品类的权重。而生产价格指数（PPI）是企业购买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的费用的衡量指标，用以观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的程度，是反映某一个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
在了解了CPI及PPI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通过以上报道，至少可以进一步加深对CPI及PPI如下几个方面的解读：第一，中国CPI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增长点是什么？第二，CPI上涨为什么显示出中国加息预期增强？第三，CPI与PPI存在何种关系？第四，CPI对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趋向有什么重大意义？由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CPI及PPI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CPI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出台与力度，如报道中各方专家对央行加息的预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同时，CPI的高低也间接影响资本市场（如股票市场）的变化。如在2月CPI同比上涨2.7%，超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加息预期压力下，上证综指在2010年3月12日、15日两个交易日连续下挫，16日才止跌反弹。而PPI可以说是在CPI之前的先行性指数。因为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企业最终要把它们的费用以更高消费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消费者，PPI能够反映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推算预期CPI，从而估计通胀风险。就在统计局发布2月CPI数据几天后，央行3月16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随着物价水平上升，居民对物价满意程度降到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管理“通胀预期”难度加大。此前，温家宝在记者见面会时表示，通货膨胀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到担心的问题”。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因此可以说CPI及PPI的变动密切影响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从而对中国未来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就业人数和失业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0年保持了年均9.5%的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就业的有效增长，出现了“奥肯悖论”。就业问题成为2010年两会代表关注的重点，也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重要的谈资。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数字屡屡见诸相关就业报道，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就业情况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七成多省份09年失业率预计超过4% 北京形势最好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8年只有9个省份失业率高于4%，而在各地制定的2009年就业目标中，除北京的失业率定为2.5%，江西未公布相关数据外，6个省份的失业率预计为4%，其他23个省份均在4%以上。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社会保障”、“自主创业”、“免费培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
新增就业目标全国调低近500万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明确提及2008年新增就业人口外，其他30个省份2008年新增就业人口近1700万。
广东、河南、江苏、山东、辽宁五省新增就业人数都超过100万，可用“百万大军”来形容。其中广东以新增198.5万人排行第一。
在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新疆、北京、内蒙古、云南、海南五省区市没有具体列出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其他26个省份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为1200多万，比2008年少了近500万。
记者统计发现，在26个列出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目标的省份中，22个省份都调低了目标，其中，广东的人数相差最多，减少了78.5万人。
不过河北、陕西两省的就业目标有所提高，2008年河北新增就业人口47万人，2009年定的目标为48万人，陕西2009年的新增就业人数则由2008年的29.8万人，提高至30万人。
29个省份失业率预计不低于4%
在31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2个公布了2008年的失业率。在22个省份中，北京的就业形势最好，失业率为1.82%，其次为广东，失业率为2.56%。
在各省级政府制定的2009年的失业率控制目标中，北京的失业率依然最低，为2.5%。失业率较高的是湖南、吉林、山西等省份，目标定位4.6%（含）以上。与2008年只有10个省份的失业率在4%（含）以上相比，2009年多数省份都调高了失业率，除北京和没有提及失业率的江西外，29个省份的失业率在4%（含）以上。
对比两组数据，记者发现，云南、黑龙江、湖北、内蒙古等省区的失业率，连续两年都在4%以上。
与此同时，统计发现，除西藏外，各省份的失业率在2009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西部城市甘肃居首，失业率从2008年的3.1%，上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2009年的4.6%。
（作者：胡晓华，来源：中国经济网，2009年2月28日，引用时有删节）
本消息稿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就业人数及失业率情况进行了梳理，报道中也随后分析了出现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提供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在进行就业方面的报道时，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就业人数及就业率数字，从宏观经济数字的背后去挖掘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向。失业率被定义为那些想得到工作却没有得到工作的失业人员的数量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劳动力是指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想得到工作的人口总数。可以用公式表达为：失业者人数/劳动力（劳动力＝就业者人数＋失业者人数）×100。官方的定义中含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失业率是针对那些没有被拘留的、16岁以上的人口（即不在监狱且没有精神问题的人）而言的。[5]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及失业率的变化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信息就是就业形势的乐观或严峻，再往深层次进行挖掘时，我们发现，其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经济形势运转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报道中各省市定出的2009年就业人数目标或增或长，但总体而言，预计2009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会减少。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看到就业人数数字变化时，财经新闻记者就应该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预期？将就业情况放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进程来考虑，我们就可以做到“以小见大”。就业人数减少很可能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直接导致部分企业降低生产规模、停止某些产品的生产甚至倒闭，自然会有人失业。同时，金融危机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所受的影响。由于预期不好，很多效益还不错的企业也缩减了用人规模，这对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企业尽量减少进人安排，以维持基本运营，造成了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的人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起汇入到就业人数的大军中。也有研究报告称，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来就业增长0.107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就业人数及失业率是中国经济发展晴雨表上的生动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