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市场体系

第二节　茶叶市场体系

一、当前茶叶市场体系简介

茶叶出口由于改革滞后，市场的形成相对较晚，从供求关系来看，实际上一直处于买方市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国内大宗茶市场就已经步入买方市场，随着1996年以后我国名优茶市场步入买方市场，我国茶叶市场可以说已经完全步入买方市场。

茶叶市场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划分，以产品结构划分，可以划分为名优茶市场和大宗茶市场、边销茶市场，或直接以六大茶类进行划分；按市场供应链划分有产区市场、销区市场；按市场交易方式可以分为零售市场、批发市场；按市场区域划分为北方茶叶市场、东南沿海茶叶市场、边疆少数民族茶叶市场等；按茶叶市场的国际性分可以分为国内茶叶市场（或内销市场）和国际茶叶市场（或外销市场）。由于我国茶叶外销市场与内销市场不仅在商务部成立以前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适用不同的法规，而且在销售方式，产品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而内销市场和外销市场内部虽然也存在差异，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我国茶叶市场时，一般将内销市场与外销市场分开讨论。下面，先介绍我国目前的茶叶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以前，行政性计划配置资源强化了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茶叶消费区域市场，如华北、东北花茶市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销茶市场，内地绿茶市场的格局，茶叶流通体制僵化，市场流通主体单一，流通环节过多，产销脱离的现象尤其突出。从茶农、茶场到带有明显行政色彩的商业部门，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风险，偶尔出现市场风险由国家承担，在茶叶短缺现象的情况下，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在流通体制改革之前不仅茶叶消费市场由行政分割带来的区域性，即使是产区市场也有区域限制，各种茶类花色品种的产区行政化了，茶农、茶区没有任何自主性，因此产销市场都出现了条块分割。

流通体制改革以后，市场取代了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市场取代计划成为配置资源有效手段，形成了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市场，打破了原来的地区分割，条块分割，全国各地茶叶市场基本融为一体，大型茶叶批发市场基本上能做到“买全国茶，卖全国茶”，国内统一的茶叶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提高，早春四川、云南等地的高档名优茶现在可以通过飞机当天抵达各销区市场，这在计划配置资源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茶叶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区域分割、产品种类分割基本消失，即使是长期茶叶消费结构单一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茶叶市场的产品结构也趋于多样化。茶叶交易方式也趋于多元化，集市贸易、批发市场、交易会、茶馆销售、专卖店（柜）、超市货架、网上交易（包括邮购）等方式都已为市场所接受。

在流通体制改革以前，国内茶叶市场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流通体制改革后，市场放开，大宗茶供需矛盾迅速体现出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口的三项指标包干，使大宗茶供大于求的矜持尤其突出，结果一些老茶区地方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叶消费水平也迅速提高。于是茶区政府、茶农、商人一起开发名优茶，名优茶市场迅速成长，在国内茶叶市场中比重越来越大，产量已经接近20%，产值连年在5%以上。此外，特种茶的市场份额也迅速上升。随着人们消费水平提高，大宗茶则由于供大于求，在市场中份额迅速下降。当前茶叶市场名优茶需求持续增长，而无公害茶、有机茶则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从目前茶叶市场来看，我国茶叶市场没有形成市场占有率较高的知名品牌，往往局限于区域品牌，产品缺乏科学有效的标准。

从整体上看，1978年国内茶叶市场销售只有13.75万吨，改革开放后一路增长，尤其流通体制改革的第一年制度因素作用最为明显，1984年国内茶叶销售量只有26.31万吨，1985年陡然上升到31.36万吨，大约增长19%，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到21世纪初期基本维持在45万吨左右。目前茶叶市场上产品的基本趋势是：普通红茶、中低档红茶继续下降，高档红茶有一定市场；花茶在经历了长足发展后总量正在减少；绿茶快速增长，绿茶名优茶发展较快；乌龙茶快速发展；保健茶生产增长，市场稳定。传统茶叶创新速度加快，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总体结构不断优化。

中国茶叶目前出口100多个国家，近年来出口在25万吨左右，出口金额在3亿～3.5亿美元之间，出口茶叶中绿茶比例最高，占总量60%以上，红茶和特种茶占总量的不到40%。其中特种茶平均价格最高，市场行情也看好，红茶平均价格最低，市场有萎缩趋势，而绿茶近年基本稳定。中国的主要茶叶外销市场是摩洛哥、日本、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中国绿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绿茶中近60%的绿茶销往非洲，其次是亚洲和欧洲。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日本和马里，是中国绿茶的主要外销市场，约占中国绿茶总出口量的50%。

二、名优茶市场的形成及发展

（一）名优茶在市场萌动期的优势

我国传统茶叶以大宗茶为主，兼有少量名优茶。这里所说的名优茶是优质茶和名茶的统称，从六大茶类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绿茶（在80%以上）。历史上，名优茶长期供不应求，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消费大宗茶已属不易，名（优）茶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早期的名茶由于文人墨客的“炒作”变得神乎其神，加上多数名茶历史上都曾为贡茶，源远流长，茶叶产地往往将其贡茶生产划分在相当小的区域，这就人为地造成了名茶数量极少，品种极少，成为一种奢侈品。优质茶，则是指质量好，但名气相对一般的茶叶。

改革开放后，我国名优茶市场已经开始萌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承包制将社队所有的茶园分散承包到户，家庭承包后，一改集体时期吃大锅饭的状况，不仅从制度上消除了集体社员“偷懒”与“搭便车”的制度根源，而且出现了类似“定额租佃制”的激励，茶农生产经营自主性大大增强，茶农积极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从70年代末开始乡镇茶厂逐渐迅速发展，由于其经营机制灵活，具有天然的创新能力。而从70年代末开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放权让利，利改税等首先在农村企业进行试点，使这些地区的茶厂能够最先面对市场。由于大宗茶供销社等收购单位收购时“白条”加“低价”，而且从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大宗茶首次出现供大于求，个别茶类出现库存积压，首度出现卖茶难，农村茶叶生产经营都只好另辟蹊径。

承包到户后，一些茶农开始自己用手工加工一些茶叶到市场上卖（或者直接卖给精制厂），但是由于大宗茶手工加工难度大，加工量非常有限，而且质量、规格无法与机器加工的茶叶媲美，价格相对较低，利润很低，有时甚至不如直接交售鲜叶。笔者认为，茶农早期之所以先试制大宗茶，关键是传统名优茶几乎是由大、中型集体、国营茶场（厂）经营，而且工艺相对复杂，普通农民没有接触的机会。另外，改革开放之初农户用手工制茶并将茶叶拿到市场销售属于体制外的范畴，而当时大中型茶厂（场）职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是不敢贸然进行制度外创新的，因此茶叶市场的开拓都自然落到承包到户的茶农以及新兴的乡镇茶厂身上。

大宗茶之路充满荆棘，一方面利润低，另一方面虽然国务院国发（1981）64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茶叶工作的通知》规定农民和个体商贩可以长途贩运茶叶，但在当时情况下，由于供销社的传统利益受到侵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阻止。而农民贩运茶叶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偷漏税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免税收流失，采取了地区封锁的做法（个别地方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长途运销不行，即使不同乡镇之间运销也被事实上禁止。

正如前文所述，大宗茶本身加工难度大，价值低，利润低，而茶叶生产区的一相对狭小的区域内，大家都是茶农，自己都可以生产大宗茶，市场何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给供销社，或者以地方政府名义成立乡镇茶厂，结果利润几乎为零。这就决定了茶农自发的产销大宗茶不可能形成规模。实际上时至今日，农户手工自产自销大宗茶在一些落后产区仍然存在，但仍然无法形成规模。而名优茶除了上面所说的普通茶农对其采制工艺不熟悉外，在其他方面则比大宗茶有更多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流通体制改革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名优茶无论在产区还是销区都是一种严重短缺商品。正如上文所说，传统的名优茶尤其名茶产量少，而且基本按计划调拨，往往是大城市的居民或者地位较高的人才能饮用，对多数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不要说饮用，连在市面上都很难见到。因此无论对于销区还是产区的老百姓来讲，如果有可能他们是会努力品尝一下的。面对这一市场缺口，敏锐的茶农、尤其是乡镇企业岂能放过。而名优茶尤其是名茶的神秘性决定了广大消费者对其品质特征不了解，在此情况下，只要是产区用“早”（明前）、“嫩”、“细”的原料加工的茶叶，再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和一定的宣传攻势，对名茶一无所知的消费者都自然会放松其质量要求，这样就出现早期名优茶虽然质量较差消费者仍然趋之若鹜的情况。

其次，名优茶单价高，在产区与销区差价高（高档名优茶相差上百元），而名优茶鲜叶成本相对于售价而言，是很低的，因此自制自销名优茶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些都是促使一些贩运者敢于打破地区封锁的动力（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初期确实存在较为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使用了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不断开拓名优茶市场，从产区到销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南到北，我国名优茶市场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国内茶叶市场体系形成的过程。

再次，改革开放后在茶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乡镇茶厂在市场开拓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乡镇茶厂的大量涌现，才使改革开放后，尤其流通体制改革后在广大茶区掀起了以扩大传统名优茶的生产规模、恢复历史名优茶、新创名优茶为主要内容的名优茶开发经营活动。它们机制灵活，利用与社区内茶农的日常关系，往往享受到茶农赊销鲜叶和茶区劳动工资低甚至工资暂时记账的好处，降低了经营成本。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乡镇企业与社区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转轨过程中与社区政府的这种特殊关系，便于他们打破地区市场封锁（至少能够将茶叶顺利运出本地区），甚至在地方政府庇护下规避、逃避税收，这是乡镇企业在竞争中明显优越于农户的地方。

最后，我们不得不强调经济社会转轨，才是我国名优茶市场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先是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解放，并且对农村集体办企业政策事实上的放松，使乡镇茶厂迅速兴起，而其制度外生存等恶劣的环境又成为其不断创新的外在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法律地位确立以后，乡镇茶厂更体现出勃勃生机，茶叶内销的产品结构到营销方式无一不是乡镇企业在引领潮流。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春风化雨，万物复苏，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在1982—1983年连续两年出现大宗茶供大于销的局面，这与全国当时其他行业的情况相似，经济短缺的状况基本得到缓解。于是1984年我国流通体制改革遂成为必然选择，而作为大宗的、在内外贸中均有一定地位的茶叶率先流通体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

最为关键的是，茶叶流通体制改革，茶叶内销和出口茶叶取消派购制度实行议购议销，并按经济区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在名优茶市场的兴起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流通体制改革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地区封锁、行政分割仍然存在，但它已经指明了中国茶叶流通发展的方向，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使茶区生产企业、茶农不再受国家指令性计划影响，可以自行决定茶叶的产供销。而各种类型的茶叶经营单位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不断在转换机制，越来越直接面对市场，这就成为茶业企业、茶农不断进行创新的动力机制。在大宗茶、红茶出口，茶叶外贸效益不好的情况下，各茶区自然争先恐后地实行红改绿，大宗茶改名优茶，使名优茶产量不断增加，品种不断增多，市场不断扩大。

（二）全国名优茶市场基本形成阶段（1984—1996年）

在改革开放前，名优茶的数量极为有限，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到1984年也基本集中在极少数的农村茶区和农垦茶场，全国仅有省级以上名优茶几十个，产量仅3000吨左右，产值不到5000万元，当时还谈不上市场供应，主要是计划调拨，供不应求矛盾非常突出。

中国茶叶企业多处经济条件较不发达、改革开放较为滞后的山区、丘陵，其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精制茶厂在毛茶采购验收环节管理跟不上，同时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再加上茶叶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价格上涨10倍以上的情况下，更显不利。这样就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80%左右的国有精制茶厂亏损，整个茶叶产业低效运行的局面。虽然大宗茶和外销茶实行议购议销，但从80年代中期起，大宗茶供大于求的矛盾已非常突出，加上外贸不景气，以及事实上的垄断经营，使以大宗茶为主的茶叶产业链运转艰难，大宗茶成本与价格倒挂的现象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企业改制，不仅使企业有了生产经营决策权，而且促进经济发展，居民购买力增加，消费水平提高，消费观念更新，消费向追求质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内销市场的放开，使传统的产销脱节的矛盾在茶叶内销中逐渐解决，茶叶销区、销售渠道、销售网点增加，销售方式多样化，茶叶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些都为名优茶准备了潜在市场。

虽然早期名优茶技术对乡镇企业和茶农来说一无所知，但由于其利用各种途径与掌握名优茶采制技术的原国有茶厂（场）学习，聘用国有茶厂（场）的离退休人员、星期天工程师等对其进行技术指导，以及一些原国有茶厂职工辞职下海等在名优茶技术在茶区推广初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名优茶生产开发的生产过程来看，首先名优茶开发技术易推广、手工操作、技术易掌握，尤其是名优茶开发所需固定资产少，使多数茶区能够在奖金相当缺乏的条件下也能启动名优茶开发（当然20世纪80年代所施行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也部分缓解了名优茶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特别是名优茶开发初期，基本全是手工操作，加上名优茶现采、现制、现卖，使名优茶对市场信息的反应极为灵敏，能够迅速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其产品结构、规模、原料（鲜叶）价格，将市场风险降至最低。许多茶区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因而农民经营名优茶的机会成本很小，这使茶农、茶业企业开发名优茶的积极性大增，使市场供给不断增加，名优茶新品种层出不穷，适应消费者多样化的需要，推动市场的发展。

由于名优茶开发早期生产过程手工操作，劳动力成本将占总成本的50%以上。在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可通过机械化生产或廉价的流动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这也是名优茶开发在全国各地、不同时期均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重要原因。

其次，名优茶开发能够在大宗茶经营不景气甚至亏损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经济效益。据方乾勇、项宝边根据浙江省象山县1990年15年名优茶和7个大宗茶生产单位春名优茶和大宗茶（春大宗茶）生产调查的结果表明： 1990年大宗茶生产平均成本为每千克4.24元。而收购价仅4.30元，每千克毛利仅6分钱。而名优茶每千克平均生产成本为15.18元，平均出厂价32.82元，毛利17.64元，几乎是大宗茶的300倍。特别是名优茶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2/3，也就是说15.18元的成本中仅有5.06元是直接物质投入，其他的10.12转化为茶农收入。另外，名优茶投入产出率、资本回报率、资本周转速度等经济指标均明显高于大宗茶。

流通体制放开后，不仅企业直接面向市场，而且随着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茶叶生产经营者都逐渐转变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以一些国有、集体茶业企业还有软约束性质的话，到80年代末以后，随着广大茶区尤其以大宗茶为主的茶区地方政府财政极为吃紧，软约束逐渐变为硬约束。大宗茶主产区尤其茶叶出口生产基地，在80年代后期大宗茶成本与价格倒挂，外贸亏损、拖欠严重的情况下更是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在传统茶叶产区四川、安徽祁门等地红茶改绿茶、大宗茶改名优茶就顺理成章。由于这些茶区与外界联系较为紧密，这在丰富名优茶品类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名优茶市场的发展。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全国发展名优茶的局面，名优茶市场逐渐发展起来，逐渐打破地区、城乡封锁，形成全国性市场。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产区根据本地区资源状况，采取了不同的名优茶开发策略，使名优茶市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据詹罗九对1995年前安徽名优茶开发状况研究的结果表明：名优茶新产品开发的策略，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4种。一是在原产品基础上高档化。即提早开园，嫩采细制，采用原有工艺、技术、生产与原有产品特征特性类似的新产品，只是质量明显提高。如顶谷大方、黟山雀舌、皖西早花、汀溪兰香、天山真香等。二是红改绿，高档化。即由于市场和价格的原因，安徽祁门红茶区近年来出现改制绿茶，开发名优绿花的势态。如：紫石兰花、仙寓香芽、仙寓山尖芽等。三是市场导向。最典型的是与苏南、江苏、浙江毗邻的安徽芜湖、宣城等一带，为适应上海、江苏、浙江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适销新产品，如模仿龙井、碧螺春制法，生产与龙井和碧螺春类似的产品，这已成为一种成功的开发策略。四是恢复历史名茶、贡茶。即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进行“旧地重创新，旧名重启用”，借历史名茶、贡茶昔日之“辉煌”，以提高新产品的知名度，推动新产品的市场开发，提高新产品的文化价值。如天柱剑毫、天华谷尖、瑞草魁、黟山石墨、紫霞贡茶、小岘春等。综上所述，即以市场导向、走技术模仿、技术创新之路，发展适销的名特优新茶叶产品。在10多年的时间内，安徽开发出许多新产品，也充分说明开发策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至于因为新产品开发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茶叶生产者和经营者中都是有口皆碑的。

正是各地采取了有效的开发策略，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尤其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名优茶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见表7-1）。在1984年全国市场仅供应名优茶约3000吨，在国内茶叶市场的比重只有1.14%，到1990年已经达到1.88万吨，占国内茶叶市场的比重已经达到5.25%，1993年国内市场供应名优茶4.30万吨，占到国内茶叶市场的10.52%，到1996年已经达到7.50万吨，接近国内需求市场的20%。从表7-1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1984年到1996年间我国名优茶销售量和在国内茶叶市场销售中所占的比重都是持续上升的，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段时间我国名优茶市场一直处于卖方市场有关，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

表7-1　1984—1996年名优茶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由于名优茶缺乏全国统计数字，根据各种茶叶杂志及流通协会等公布的数字整理而成。）

在名优茶市场形成阶段，各级茶叶学会，以及从农业部、供销社，到省、地、县乃至乡镇政府主办的名目繁多的各种类型的名优茶评比活动，虽然在早期操作过程中确实存在不规范，但它改变了茶区生产经营者传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思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名优茶进行了宣传。名优茶评比活动也推动了茶叶产区的生产经营者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丰富了茶类花色品种。而当时茶叶市场各种名优茶质量不一、鱼目混珠现象严重。笔者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角度去看，名优茶市场开始形成的时候，正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短缺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当务之急是缓解供需矛盾，再说当时其他行业这种现象也并不少见，而从消费者对名优茶的消费状况来看，消费者对这种现状也是宽容的，它不过是众多转轨阶段特有现象中之一种而已。而从茶叶本身来说，名优茶在早期加工过程中不仅基本是手工操作，每个人的技术难于统一，特别是在高温烘烤下操作更难一致，而名优茶鲜叶质量千差万别，不同茶树品种、采摘天气、鲜叶老嫩、贮存时间长短、成品类别等都在不断变化，要想凭借茶农双手解决名优茶质量不一致的问题显然不大现实，而“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小规模、无组织经营模式更加剧了质量不一致的状况。

当然，名优茶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我国名优茶开发在产区的大众化和名优茶消费逐渐大众化的过程。在最初，名优茶开发只是在一些传统茶叶产区、离城市较近、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有限区域，这也是早期浙江省名优茶开发蓬勃向上，而中西部地区名优茶开发较为滞后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名优茶开发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地域上讲从江浙茶区逐步拓展到中西部茶区，从靠近城市区域逐渐向边远地区推进，从中小叶种名优绿茶，向大叶种绿茶、其他特种名优茶发展。从单一花色品种到多花色品种，从仿制传统名优茶到创制全新的名优茶，从以现成鲜叶开发名优茶，到专门引进、培育适合开发名优茶茶树品种，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从家家户户单打独斗到形成某些品种、花色区域规模。名优茶开发中的这些积极因素都成为推动名优茶市场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不断增加的名优茶供给，不断扩大的名优茶市场范围（从产区到销区，从大中城市到农村），与消费者收入水平普遍提高遥相呼应，而且名优茶价格随着市场的拓展、产量的增加逐步下调，名优茶消费从作为一种身份象征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名优茶市场迅速形成和发展，名优茶在茶业经济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除了表70中的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外，更为关键的是其产值不断增加。据保守估计，1984年我国名优茶估计只占总产值的2%～3%，到1990年已经超过10%，达到13%，1991年超过年产值的20%（达21.29%），到1995年，名优茶产值已经占到产区茶业总产值的30%以上，名优茶开发较好，居民消费水平较高的江浙茶区名优茶产值已经占到当地名优茶农业产值的50%以上。另外我国省级以上名优茶在1984年前只有几十种，到1995年前后已经超过600种。

可以说我国名优茶市场从1984年流通体制改革开始萌动，在经历了1985—1988年的萌芽阶段，1989—1996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后，我国名优茶市场已经基本形成。

（三）名优茶市场第二次创业

1997年以后，我国名优茶市场供求关系逐渐趋于饱和，其主要表现是产量基本趋于稳定和销售量在国内茶叶消费市场的比例大致在15%～20%之间，名优茶市场容量在6万～8万吨，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但2000年以后名优茶场又重新体现出勃勃生机，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市场的内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数量型向质量数量并重型，从小规模分散、各自为政的供应方式，向产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从东部为主，逐渐转向东西并进发展。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名优茶质量稳步上升，优势品类向优势区域集中，单个名优茶品类逐渐规模化、标准化，有力地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茶叶流通体制改革后，由于名优茶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多数地方在拓展名优茶市场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规模，名优茶市场上假冒伪劣严重，茶叶质量不合格尤其名优茶质量绝大多数不合格一度成为茶叶市场的一大痼疾，成为茶叶市场尤其名优茶市场发展的瓶颈。1997年以后，在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实际是名优茶质量差消费者转向了其他替代产品）的情况下，由于名优茶市场在地方政府、工商部门、消费者协会、茶叶流通协会，以及广大茶农、茶商从自发提高质量，到自觉的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优质的名茶，名优茶的质量迅速提高。1999年起对北京等名优茶消费主要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优茶合格率已经超过七成、老百姓能够喝到放心茶，名优茶市场的无序状态逐渐得到改善。同时由于在产区名优茶开发的普遍化，模仿能力的不断增强、新品种、新花色往往能够迅速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各地茶区适应名优茶开发的优良品种，以及90年代名优茶热带动的新茶园建设，到这一阶段已初见成效，一些地方名优茶产量开始大幅度提高。随着名优茶技术的逐渐成熟，在专家学者、以及茶叶机械行业的共向努力、名优茶生产专用机械的出现，为名优茶质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虽然仍然“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各种形式的紧凑型、轻散型茶叶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出现，使区域名优茶生产能够根据本地区实际生产出数量较大，质量较为统一的名优茶，形成区域优势品类参与市场竞争，其质量、产量都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市场要求的质量不仅仅是传统的水分、细碎度、农药残留量等传统的质量要求，更包括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这些产区、企业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建立了一些绿色茶叶、有机茶生产基地。截至2002年，龙井茶、武夷岩茶、蒙山茶、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已经通过了国家原产地地域保护，产自这些特定地域的名优茶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更受市场欢迎。

其次，西部（包括部分中部省份）名优茶开发的崛起，使名优茶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全国名优茶上市时间大为提前，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西南茶区的名优茶开发是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茶区的，这主要是由于四川、云南等省茶区流通体制改革较为滞后，茶叶生产基础较差，与外界信息相对封闭，名优茶开发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有限，而西南茶区本地消费水平较低，与全国大市场尚未形成一体。但在90年代中期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以后，一些茶区地方政府在盲目的工业化，一年一个新产业的盲目经济改革以后，已经逐步认识到只有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茶叶才是理性的选择。西南茶区由于名优茶上市时间早，与外部市场相对隔绝，名优茶价格相对较低，除了本地一些企业将名优茶运到外地销售外，吸引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客商去采购，甚至直接投资建厂或租赁场地生产，再运到东南沿海销售，这种名优茶开发的“东风西渐”促进了西部地区名优茶开发的技术水平提高，市场的拓展。西南茶区气温较高，一般春茶上市比东南沿海茶叶产区早半个月以上，时间越早，供需矛盾越突出，价格越高，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名优茶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一些茶区把建茶园作为退耕还林，加以补贴），西部名优茶在我国名优茶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上升。

最后，茶农、茶商营销方式、营销手段大大拓展，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区域性品牌，有力地推动了名优茶市场的发展。与早期的在产区举办名茶节、参加名优茶评比、就近销售等简单的营销方式相比，一些名优茶经营企业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在包装、广告、销售方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努力塑造品牌，比如四川峨眉山市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安徽的天方等茶叶已经逐渐与现代食品营销方式接轨、按照现代营销方式运行。

另外，名优茶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与各地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无论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还是浙江、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地方的政府都把发展名优茶看做是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例如在2002年，有政府背景的全国性茶事活动就不下10个，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中国济南国际茶博会、全国茉莉花茶交易会等还形成了品牌和知名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名优茶市场已经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名优茶市场在2000年以后又体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01年名优茶市场销售量首次突破15万吨，2002年又增加了16%，达到18万吨，占我国国内茶叶市场销售的比重已经超过1/3，在我国内外销市场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4。名优茶在2000年以后持续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名优茶市场还有很大开发潜力。

虽然2002年国内茶叶产量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名优茶的产量却比上年有大幅度的增长，预计5年之后龙井、洞庭碧螺春、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黄山毛峰等名优茶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据估计，2002年由于茶叶出口减少，国内低档茶销售增长减缓，各地都把发展名优茶生产作为茶叶生产的重点，抑制了茶叶产量的增加。但茶叶销售却呈现出新的特点，产茶区从往年的追求产量变成了质量为本，各地都把发展名优茶生产作为茶叶加工的重点。

总之，我国的名优茶市场在1984年流通体制改革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了1984年到1988年的萌芽，1989年到1996年的的数量规模扩张型发展，1997年的二次创业，实现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的转变，我国名优茶市场逐渐走向健康持续发展之路。我国名优茶市场萌芽、形成、发展和二次创业过程中对我国各茶业市场的形成发展起着龙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