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神的坚守创新与学术成果的凝练提升

学术精神的坚守创新与学术成果的凝练提升

——纪念与怀念

程金城

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急速变化的时代浪潮，《甘肃社会科学》已经健步走过了30年。她以其一以贯之的开放姿态、创新精神和稳实风格，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的事实和统计数据表明，在数以千计、竞争异常激烈的期刊之林中，她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站稳自己的脚跟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赢得了广泛赞誉。她是受到社会肯定、作者信赖和读者满意的优秀杂志。

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文领域的作者和读者，我与《甘肃社会科学》虽没有什么曲折故事可谈，但对该刊及其同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质朴的作风始终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20年来，我陆续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迄时间与历史分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象象征系统》《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反抗困境的努力》等七八篇论文在该刊发表，她是成就我的学业的几个最重要的期刊之一，我永远记得她的好处，正像我对其他刊物抱有同样的情感一样。

2009年是《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对她的纪念可以是多种方式、多个角度的。我以为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对她曾经做出的学术贡献的经验总结。作为综合性社科期刊，《甘肃社会科学》30年来发表的大量的学术论文是我无法评说的，甚至对发表在该刊的文学领域的论文也无法进行综合而又深入地评说，我只能选择一个小点，谈谈我的体会和认识。而我想谈的是关于社科期刊如何在总结、凝练、提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术成果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并以与该刊关系密切的已故著名学者、我的导师支克坚先生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为例，有点“借题发挥”。其所以谈这个问题，是源于一点感想：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助长了浮躁之风，而其危害之一却恰恰导致对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凝练和提升，而《甘肃社会科学》则对此保持了清醒头脑并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是自“五四”以来少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但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学术界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毫无价值的泡沫，论文著作的低层次重复和批量生产，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而一些并不科学的规则和价值尺度严重制约和左右着学术的价值评价机制。这是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损害，这种损害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发表的论著汗牛充栋，各种统计、评奖、排名愈演愈烈，作者及其所在单位也得到了许许多多好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缺乏公认的学术大师和标志性学术成果，缺乏新的学术观点的确认和积淀。就在我写本篇文章的时候，传来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谢世的噩耗，于是有博客作者断言：季羡林先生属于上一世纪前半叶，如今大师已逝，20世纪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如此决绝而痛切的愤激之言，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人们对社会和人文领域的强烈不满。然而，人们却很少冷静地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呼唤学术大师，但鲜有真正的学术大师出现；我们陶醉于学术论著数量的“与时俱进”，却少有真正的理论积淀。在我们的学术视线中，一只眼睛盯着西方大师，另一只眼睛盯着古代先哲，这并没有错；但同时藐视和贬低当代学人及其成果却似乎习以为常。我无法断定当代有无真正的学术大师，更不敢断言当代学人可与西方大师和古代先哲并肩或有超越，我只想说，在当代数以万计的社科、人文学者中，确有扎扎实实进行学术研究者，有新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学术开拓与发现。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成果总结不够，凝练和提升不够。我们有太多的量化的要求和统计，有太多的急功近利的机制的驱动，却缺乏对学术成果本身的重视、总结、凝练和提升，大量的所谓学术成果只是“猴子掰包谷”式的数字积累，功利的学术成果的统计和奖励，代替了切切实实地对学术成果本身的研究、分析、总结、凝练和提升，其实际的效果是对于大量的有见地的学术成果的藐视，对进行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的学者科研成果的无视，对学术情操和学术精神坚守者的轻视。有些评奖变成各种关系的运作，真正的学者和学术成果被淹没在平庸之作的汪洋大海中。这是中国当代学术的悲哀，也是学人的悲哀。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注意到，包括《甘肃社会科学》在内的一些刊物，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有效工作，对于总结、肯定和凝练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董汉河先生主编的文学艺术研究栏目，对此作出了切实的努力，本刊发表的支克坚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就是一例。

我之所以举支先生为例，不仅因为他是我的恩师，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位不迎合学术时尚，在“传统”甚至“过时”的研究对象中表现出新锐思想的专家，是一位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独到的学术见解，有独具的学术个性和独特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的学者。而使得他的这些研究特点得以体现、研究成果得以面世和受到重视的，是几个重要的学术期刊，包括《甘肃社会科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支先生的论文大都发表在如《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全国性的重要刊物上，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计有《胡风与鲁迅》《胡风与冯雪峰》《鲁迅和胡适》《〈周扬论〉前言》《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周扬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旧城堡里的踱步——新时期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反思》《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关于新时期文艺上不再提两个口号》《鲁迅研究的深入与拓展：论鲁迅“激进”》(笔谈)《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与邵宁宁合作）等。仅从以上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支克坚先生抓住了几个关键性人物及其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剖析，而其辐射到的问题则是中国新文学一系列重大的深层问题。支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胡风研究、周扬研究等领域，一直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尤其是对“阿Q革命问题”的全新阐释和深刻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对于整个鲁迅研究的思路起了重大的导向作用，对于后来鲁迅研究方向的转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支克坚先生的意义，是他始终坚持探讨那些在别人看来已经“过去”而实际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启蒙主义问题，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革命文学的得失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与农民问题，个性解放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问题等。他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其结论的深刻性、语境的历史感和思维的独特性，比如他提出：鲁迅在《阿Q正传》中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了阿Q式的“革命”，从而呼唤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个性解放”是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提出要从新的历史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必然性与局限性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出现了“独尊现实主义”的现象，这种独尊是文学发展单一、文学观念狭窄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现当代文学格局不能多样化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有两派，冯雪峰和胡风，各自独立地提出革命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周扬则对造成这些问题负有责任；指出在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分歧背后，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不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两派的分歧也是由此发生的，等等。这些观点，是在30年间中不断深入探讨、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而这30年间，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和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特别突出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不断转移，许多学者已经放弃了原来的研究对象，转而寻求更新的研究领域。这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无可厚非。支先生可贵在于不仅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而在同时坚守着，坚守着他认为应该坚守的，穿越历史而为现实提供启示。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及的，是他与卲宁宁教授合作的一篇访谈：《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在这篇访谈中，支先生围绕其学术经历，就鲁迅的启蒙主义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意义，革命文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及其意义，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显出它的价值，在这里不展开评说。我想说的是，当支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人世和他所毕生从事的事业之后，回头来看，这个访谈，是他对自己学术历程、学术观点、研究角度、思维方式等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一次凝练与提升。正是有了这个访谈，我们对他的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和学术思想的深刻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避免了更大的缺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感受到了《甘肃社会科学》杂志对当代学人学术成果的尊重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他们的远见性与责任感同样令我动容。

2009年3月5日，我的恩师支克坚先生走完了他73岁的人生历程。支先生去世时，知道的人不多，他的离世正如他的在世一样平实安静，不惊动别人。然而，他的离世也正如他的在世一样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与他相关的人及其周围世界。噩耗传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仁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对他独特的人格、学术风格和研究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和褒扬。他的人格和学术思想是独立的，他的学术观点是独特的，他的研究思路没人能够取代和重复。好在有他的理论遗产可供我们学习研究。我深切怀念我的恩师，我因此特别感谢使这些理论成果面世的刊物及其同仁。

作者简介：程金城，生于1953年，男，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