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学术成果与研究特点

今天看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应当包含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学者（包括留美华裔学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研究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迫切需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前面，我们已经初步分析了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这里来看美国学者自身的研究特点。其一，开始注重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认知中国。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费正清就已经有所认识。关于汉学（中国学）的世界性，费正清曾经明确指出：要“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从“全方位研究中国”^[16]。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的前言中，他将自己自1936年以来的中国研究经历比作处在“世界上一个伟大的研究院从汉学家过渡到历史学家的转折点上”。然而，这种认识尚未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经过费正清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学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正清的合作者、《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主编之一、已故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1926—2006）在回忆《剑桥中国史》的编撰时说道，“我们曾在1976年撰写的总序中不揣冒昧地宣称：‘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今天的读者不仅接受了我们的主张，而且认为这些主张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个世界已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中国及中国文化是多元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则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同样“令人称道的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在试图极富想象力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的全貌时，已开始将中国考虑进去了”。^[17]

其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引人瞩目。应该说，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研究中国，本身就是美国汉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学术创新。早在60年代中期，美国中国学界曾就汉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问题进行过比较自由、深入的讨论，为中国研究的跨学科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界已大为流行。我们需要分析这种学术创新及其意义，同样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学术界，所谓跨学科研究，首先是指从多学科角度来考察它们共同相关的问题，即课题自身的多学科性（即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强调的“通业”）。另一种含义是方法论的多样性，可以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不同方法解决共同性的问题。自60年代，美国汉学界就开始探讨与社会科学联姻，广泛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中国研究。他们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视为汉学内部的“学术革命”。即使在今天，对这个问题也还有争论。但是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已经开始打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手段确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走出传统学术以语言学、历史学为中心的古典研究领域，加强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综合，已成为汉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当把对这种趋势的研究作为美国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然，趋势终归是趋势，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是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美国学术界，汉学与中国学的对立至今依然存在。但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的需要，使传统汉学的封闭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从社会科学中吸取思想、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汉学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亦造就出新一代的中国学家。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法律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加州大学为中心，围绕着中国社会经济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人们将其称为“加州学派”。这个学术群体的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李中清等。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要在研究视野上“超越中心”的束缚，平等地看待东西方的社会历史变化。在彭慕兰眼中，“一旦我们把中国从‘欧洲的反面’这个角色解放出来，中国的发展看起来便觉焕然一新……一旦我们看到欧洲的经济和那些我们过去以为与欧洲不同的地方的经济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欧洲的历史看起来也会焕然一新”。

关于中国法律研究。与中国国内建设法制国家相联系，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也对中国国内研究有所推动。值得提出的是，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选编的研究文集《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一书，1994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10年后，经过修订，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近年来，黄宗智教授又致力于开拓清末司法制度研究，探究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

其三，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研究遂成为中国研究的重点和重心所在。关于明清社会历史的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由于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与近现代中国在历史连续性上存有显而易见的亲密关系，不少美国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近代史的早期阶段，因而美国的中国学家一向重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而且涉及的领域很广。例如：明清时期的社会精英和地方社会控制是美国汉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就运用社会学方法，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发表了一批典范性著作，如张仲礼（Chung-li Chang）的《中国绅士》、何炳棣（Ping-ti Ho）的《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瞿同祖（Tung-tsu Chu）的《清代地方政府》、萧公权（Kung-Chuan Hsiao）的《中国乡村》等。其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受重视。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一批重要著作，如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的《嘉定忠臣：儒学在17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和社会变革》、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和冉玫铄（Marry B.Rankin）合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等。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相比，这些新成果注重学术反思，提出了“地方精英”等概念以取代“士绅”等概念，试图更加真实地说明地方社会的权力网络及其运作情况；重视理论模式的吸收与建构，在研究中运用了“公共纲领”与“市民社会”等概念，虽存在不少问题，但毕竟是有益的尝试；更加强调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并且把重点从整体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经济史研究亦是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出现了诸如珀金斯（D.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等权威著作。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是同费正清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同时，费正清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发展很快，在整个世界中国学领域中居于执牛耳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青年一代学者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手段，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尤其是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美关系研究，等等，更成为学者们为之瞩目的课题。

其四，华裔学者异军突起，占据着中国研究的学术前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有很多都有着犹太血统。像魏特夫、史华慈、列文森、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柯文等人。目前，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有很多是华裔（如何界定华裔学者与中国学的关系，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见仁见智。我所持的认知标准是要看他在美国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程度，他的研究取向所带有的西方文化特色，他的中西文化的兼容性，他主要以何种文字创作）。在知识背景上，他们具有“双重文化”的特殊优势。黄宗智就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专门谈到过“双重文化人”问题，解说了华裔学者看中国时的那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美国更趋自由的研究氛围中得到了更加有力的展示。华裔学者的人物研究富有特色。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一直有一个传统，这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通过这种个案研究来深化对社会、文化的认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近年来，我们又看到若干力作，如唐德刚的“历史人物再评价：袁氏当国”。2004年，他推出《袁氏当国》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尊重史实，对袁世凯亦需要做出“正面评价”，令人耳目一新。

华裔学者具有其特殊的价值。由于具有双重文化视野，他们的学术敏感性要远胜于美国本土学者和中国学者。他们对西方学者的弱点看得真切。相对而言，对中国文化缺陷的把握亦准确。笔者近期读到汪荣祖的力作《中西文化如何对话》（2007年5月，“世界中国学论坛”第11专场关于“由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的发言），颇有感慨。他认为，在中国学研究中，应特别强调着眼于多元文化，需要认可中西文化间的平等地位与并存价值。在中国，章太炎借齐物论，演文化多元之旨，奠定文化多元论的基础。多元文化共存共荣，才能互通，但相互沟通并不容易。钱钟书不赞同中西间的即兴比较，因由经验告知，类此比较常常流于浮浅而失去意义；不作中西比较，而是要求打通，但钱氏并无意融通中西为一新文化；钱氏“通感”说有助于打通中西文化之隔；打通不是比符，而是同情各表。因文化各异，人心略同，故中西文化之间，时有异曲同工的表述，为沟通提供了基础；有了打通基础之后，欲沟通中西人文社会文化，仍非易事。人文受制于经验，而经验或因时或因地而异，历史、语言、风俗尤不相同，中西文化之隔，主要即在于此。

说到美籍华裔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化身份十分特殊。笔者注意到，台湾学者是将美籍华裔学者作为“台湾文群”列入台湾文学史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留美中国台湾学子的“文化身份似乎仍游移不定：几乎所有的台湾文学史都将他们列为台湾的重要作家，而从美华文学的界定来说，他们又理所当然被认定为美华作家。恰恰是这种变动中的文化身份，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华小说的高起点”^[18]。

美籍华裔学者既有中华文化之深厚底蕴，又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训练，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中国学者所无法比拟的。许倬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笔者最近读到他的两本书，《观世变》和《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其中让人感悟最深的是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体认，对“知”和“认知”的阐发。从人生追求来看，“知”是一种特有的精神境界，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知”的，怀有欲望、抱有偏见、心系功利都不可能真正获知。因此，许先生在《问学记》中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宗教”。他告诉我们，“知”（为知而知）是一种信仰，亦是知识人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知识人需要努力“培养超然自我之外的认知能力”。

其五，对自身学术的研究，做出反省，为新一代学者提供借鉴。这种学术史的研究本不是欧美学人的所长，但由于华裔学者的加入，便给美国的中国研究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积极因素。近年来，我注意到这方面的著作增多。例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一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最能体现中国学的特征，即它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不同，经费正清一代所改造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顺应近代科学发展的规律，讲求学科之规范，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融，成为美国所特有的跨学科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何先生的学术经历恰好体现了这一过程。他早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有幸接受了系统的“人文通才教育”。他自我总结说，“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19]

随着研究的深化，很多学者修订已成的著作。我们知道，在美国学术界，研究者非常重视对自己已成著作的修订。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更重视自我反省，对一个问题进行不间断的深入思考，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如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先后出版了四次修订本，他在逝世前又完成了《中国新史》（与戈德曼（Merle Goldman）合著）。又如马思乐（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经历了三次修订，1998年，在第三次修订本中，他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对邓小平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观点，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考。在华裔学者中，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先后修订了六版，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0年。该书曾获美国“共和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