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精神

三、学术自由精神

人类尊严的重要标志在什么地方?自由。

1.自由与自由主义

学术自由建立在自由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因此，说学术自由，首先须理解何为自由及其自由主义。

自由是一种社会生活哲学，一种社会生活态度及其价值观;自由主义是这种社会生活态度、方式或范式的哲学解构及其理论主张，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类盱眙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哲学。

第一，自由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活哲学，一种社会生活态度及其价值观。一方面，“自由”是人们对自身现实生存方式的一种思想和意志表达，其意思是“由于自己”而不是由于外力，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做主”或“自作主张”，是自主、自决、自为和自律;另一方面，“自由”含有“解放”之意，表明人只有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实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

第二，“自由主义”则是人们对自由的社会生活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或范式的哲学解构及其理论主张。

按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的说法，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公共生活态度。只有当社会多数人具备自由的坚定信仰、理性意识及其社会生活态度时，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的、和谐的现代公民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文明国家。

第三，受千年的社会专制传统及其道德文化陶冶，中国社会至今对自由予以一种贬义的理解，对自由主义更是误解、曲解和深恶痛绝，斥之、避之而不及。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自由与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自由与自由主义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则显然不足。

重温五四精神，超越出身论及其标签化，超越对普世价值的误读与恐惧，这是中国开展先进文化建设所首先要解决的思想解放问题。今日之中国社会，不仅要高扬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也要高扬费小姐的旗帜，从而让自由精神与科学精神和道德伦理精神一道，成为全民的文化共识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第四，让自由进入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自由和强制分别改变和塑造着截然不同的人和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反复验证:强制越多，效率越低，社会越贫穷和落后;自由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充满活力与生机。显然，自由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其一，人的潜能无止境，打开这种潜能的钥匙只有一把，那就是自由。只要给人们以自由，让他们自主地寻求和发展自己的潜能，他们便会展示出灿烂的人性、伟岸的人格、张扬的精神和伟大的创造。

其二，自由是中国改革开放及其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已充分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国家发展得就越快。

“释放自由”，解除约束，支持民众追求幸福生存的愿景，这就是中国过去30多年方方面面改革新政策的精神主旋律之一。

2.学术自由及其学术自由精神

自由出生产力，自由也出教育力和学术力。自由进入学者的精神世界并成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及其生存哲学，这便有了学术自由。

第一，什么是学术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即自由进入学者的精神世界并成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及其生存哲学，便是学术自由，它既是学术工作者的一种社会生活哲学与社会学术生活价值观，又是学术工作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及其活动制度。

其一，学术自由的本质是思想自由与行为自决，它意味着学者在心灵与思想的自由状态下对知识和真理进行自愿、自主和自觉追求，这种追求不受任何科学以外的权威、强力的因素和压力的干扰。学术自由表明，学术没有等级、没有界限、没有强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古代学者陆九渊认为，从事“道问学”的学者，当如孟子所说的，要“先立乎其大者”。这个“大”就是指的人的自由人格精神。对人的自由人格精神力量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学者，才能成就学术上的千古伟人与伟业。

著名教育家纽曼当年在赞扬学术自由精神时说，自由一词与奴性相对立，是心智、理智的反思和操作的活动。知识之所以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后果，而是在于知识认识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科学哲学的胚芽，以及它本身就是目的的理由。

其二，学术自由表达的是一种大学应有的信仰和理念，它是大学以执著忠实于探索高深学问、客观地追求知识与真理为目的的组织属性所决定。没有学术自由，便没有大学;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不能实现它的主要功能:新思想的催化剂和庇护所，新知识的发明地。学术自由与大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它是大学的内在生活逻辑和外在活动制度，它既是大学的生命力之源泉，也是学者们的创造力之根基。

其三，学术自由是自古至今大学实现科学与文化原创的“源头活水”，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的生存之道，进步与发展之道。

学术自由的关键在于容人容事。一种学说一经提出，不管最初怎样为世俗所不容，大学依然得给它“表现”的机会，让其在学术竞争中或生或灭，而非人为去“封杀”!如果一种学说一经提出，立马就遭到封杀，或者被认定为“反动的”、不利于社会的，那就没有科学发现，就没有达尔文、牛顿。

近代以降，有着四大发明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大大落伍于欧美，正是由于历朝历代专制文化的无情打压，极大地泯灭了以学者群为主体的民族批判性和开放性精神，使得他们集体性养成“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并丧失对创造性生存的精神信仰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第二，何为学术自由精神?所谓学术自由精神，是指学者依最高自然法则为自己思想的主人，以及他在学术活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的特立独行与理性自律的执著信仰与信念。

以特立独行精神、理性自律精神和学术伦理精神三者有机构成的学术自由精神，可以促使学者达到一种生存发展境界:一方面，不接受没有科学依据的任何知识、信念及其约束;另一方面，绝不在没有理性支配下而“为所欲为”。

其一，学术自由精神是一种学术信仰及其对信仰的执著意志。人凭其信仰而忠诚于他所钟情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切事业都源自于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事业。

学术无论东西，其学问之道是相通的，亚里士多德之所谓“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黑格尔之所谓“为学术而学术”，都是指学者的学术事业心而言，这种学术事业心是基于对知识与真理本身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含有任何功利心和功名心，只有执著于此种信仰并保持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才能达到不为世间情物所左右的自由自为境界。

其二，学术自由精神是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没有绝对性与单向度性。

一方面，学术自由精神强调，学术自由是社会责任的前提，有了学术自由才可能谈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9]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说得好，大学的成功不可能根据政府的计划制造出来，政府要尽可能地远离大学事务。学术自由，但并不等于完全自由，但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学就是那些能够得益于政府给予确实自主的大学。

因此，学术自由绝不是也不可能为外界所恩赐。如果指望外界恩赐，这样的“学术自由精神”只是貌似或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自由精神”，它不过是外部世界“物化”学者而使其丧失了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信，是地道的“自卑精神”。

另一方面，学术自由精神要求学者必须廓清自己的问题领域与认识领域。这一本质性规定表明，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对自己负责任，还意味着对社会有责任。

所谓对自己负责任，是指学者的一切活动必须求真务实，诚信理性，不打诳语;所谓对社会有责任，用韩愈的话说，是指肩负社会进步使命的知识分子应“修其辞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笔说清楚。学者的良心与良知对社会责任有时更具决定意义，因为他们的一个或几个理论发现常常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

3.学术自由精神与改造学术传统、健全国民人格精神

第一，用学术自由精神改造与重构中国学术传统。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继承严复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学术研究“三无说”: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之分。“学问之事无中西”，“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俱开，互相推动”。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三无说”，批判与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学术观，创新性地改造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传统并指明了以后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其《自由书》中亦指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应皆备于我焉。他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进一步阐释道，然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体现着自由精神的发展，正是自由精神的发展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由此他提出了有别于“中体西用”的传统学术观的、以“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为新学术原则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

事实上，“学”本来就无所谓“中”与“西”。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和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无论是知识学问，还是文化精神，只要它具有价值，就必然会在人世间传播，在人际间传递。

第二，以自信与自主建构学术自由精神。当前，众多学者总是期盼着外界赐予学术自由。事实上，建立在外界力量赋予的“自由精神”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由精神”，而不过是外部世界“物化”了的学者丧失了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自信，抛弃了对精神力量的信仰之后为了掩饰其内心的自卑的虚张声势而已，它所反映的恰恰是其精神不能自主而不得不诉求于外部力量的精神之无奈，因而这绝不是什么“自由精神”，而是地道的“自卑精神”。因此，以自信与自主建构学术自由精神，是中国学者的当下现实使命与责任。

第三，把贯彻学术自由精神与改造提升国民人格精神结合起来，进而以社会文化转型来促进国家与民族振兴，是中国近现代学者的学术自由精神的社会发散。自由民主是培育独立、自主、创新之人格个性的基本文化政治资源，而这一资源恰恰为直至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最为欠缺。

当年，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把弘扬自由精神看做是改民性、新民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社会文化革命。他指出，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关键在于“解放”，即:将学术研究与改造国民性联系在一起，此为第一解放;中国学术应从敬天法古中走出，与西学相荡相磨、相益相成，使之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此为第二解放;促史学从儒家经学的狭隘圈子里走出，以使成为全体国民之资鉴，此为第三解放;摈弃各门各派之狭见，汇成汹涌澎湃之思想洪流，涤荡旧民性、美渥新民性，从而使中国人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为第四解放。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则又把改民性、新民德作为终极生命关怀之教育追求。梁启超先生的学术自由精神之为民众“四个解放”也好，蔡元培先生的“终极关怀”之为民众“虑及久远”也好，对于教育界来说，都意味着大学要为社会、为民族培养有精神、有志向和有追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