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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随笔——学术随笔

时间:2022-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多年前,王恩来同志推出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颇得学界好评;现在,作者的学术随笔《走进孔子》又完稿付梓。恩来同志的《走进孔子》,就具备了这样一种文体特征。会通之基,端在圆览;易言之,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圆览”一词,始见于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以达致博学多识。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的学人,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

积学以储宝,厚积而薄发。十多年前,王恩来同志推出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颇得学界好评;现在,作者的学术随笔《走进孔子》又完稿付梓。同样是阐扬孔子思想的,同样是对于儒学宝典《论语》等的探赜发微,却是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架构、新的形式、新的笔法出之,可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中国也好,西方也好,自古以来,学人展示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或者说,表达思想,著书立说,形式多种多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随感式、语录体。著名哲学家朱光潜先生探索这种文体的渊源,中国的追溯到孔子的《论语》,西方的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随感录。《论语》,还有老子的《道德经》,确是如此,大家都很熟悉,不必说了;而像赫拉克利特的随感式的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等等,也都应归入这一类;再一种,就是较长的或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像中国的《庄子》,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学术随笔。应该说,这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文体,如果要在古时找出它的同类,也许东汉王充的《论衡》,庶几近之。它既有格言、隽语、随感类的透辟、简捷、概括性强的特征,又具有系统理论著作的逻辑性、论辩性、科学性、深刻性;却又不那么板着面孔、庄严肃穆、论证谨严、思致缜密,而是活泼松散,纵横如意,旁征博引,横逸斜出,不拘泥于成式,不作理论性过强的考证和解析,显现出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恩来同志的《走进孔子》,就具备了这样一种文体特征。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术随笔要求不那么高,内容不一定深邃,文笔也不必怎么讲究,似乎任谁都能够措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兼具理论与文学(散文)双重品格,学术随笔的写作,就整体要求来说,一方面,应须具备相当的逻辑思维、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且又善于将艰深的、生僻的理论、学术问题化解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与智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开阔的学术视野,渊博的知识储备,能够写得一手表现力较强的清通畅达的散文。而从内容方面讲,应该体现一种深度追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导致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喧哗。随之而来,学人、作家、读者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说明性的意义传达,致力于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从而实现了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思想随笔繁荣兴盛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深度追求,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哲理意蕴,是一种靠着理论素养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写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了对理论、对学问、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意蕴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学术随笔,首先还是学术,就是说,它的质素、内核仍然是学术,学术所要求的基本品格,还是不可或缺的。就此,我想说说恩来同志的治学精神与写作态度。古人立身、治学,崇尚敬言、慎行。《周易大传·文言》中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著书立说,心存敬畏,一本至诚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这是营修功业的根基。恩来同志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态度,一如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同样是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的。他不因采用随笔形式,而对作品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所忽略,写作过程中,完全依据做学问的路数,出经入史,言必有中,持之有故,论不虚出。不像现在有些随笔,虽以学术为标志,却持论轻率,偏重趣味,而缺乏理性;以立异为高,放言无忌;说是诠释经典,读解古籍,实乃以古人标签装点自家门面,还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此其一。

其二,当前,学术环境大门洞开,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学术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话语空间、文化情境、阅读视野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受众随之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必然对于专家、学者寄予更高的期望——摒弃传统的、单一的思维定式,以一种开放的、多维的、全新的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从事著书立说。其实,早在明代末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势,他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恩来同志深深地悟解到这一点。他在治学、撰述过程中,能够较早地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传统文化积累,在文化坐标、理论定位上,向着中西会通、古今同契、文理兼攻的方向迈进,并且有了令人惊喜的斩获。

早在2004年,当代知名学者张立文先生在《人性的寻找》的序言中,即曾敏锐地指出:作者“善于学习和把握东西方当代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具有踏实的理论和学识基础”。于今,恩来同志在这部随笔新作中,更是发扬光大了这一优势,学术视野显得更为闳阔,思想、文化、知识的涉猎面也进一步拓宽了,文章理蕴、思路、笔势较前都有明显的拓展。多篇文章具有经史同参、中西会通、今古杂糅的特点,举凡人文、物理、世事、舆情,典章故实,遗闻轶事,总能信手拈来,恰合榫铆。

会通之基,端在圆览;易言之,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圆览”一词,始见于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以达致博学多识。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的学人,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由于儒学经典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历代学人对其本质、意义的研究、探索,层层累积,步步深入,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珍贵学术遗产;这样,今天的学者就须切实做好“历史还原”和“现代转轨”工作,在深入发掘前代与域外的学术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并梳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进而做出创造性的解读,赋予崭新的价值观照。

对于学者来说,会通、圆览之功,是毕生的课业,用一句时髦的说法,就是“永远在路上”。期望恩来同志以现有的学术积累为起跳板,通过广泛、深入的经典研习,加上充分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不断获取更多的新的中西知识资源,以期溯洄于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所向披靡。

其三,选择视角,提出问题,把握新思想、新认识,使之从一般道理进入智慧层面。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学术随笔应该把握的叙述策略。新思想、新认识,是学术随笔的灵魂。著书立说,必须力求做到对学术有新的探索,对学理有新的阐释,对问题有新的见解。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视角的选择与把握。《庄子·秋水》篇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列出了“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六种选择的视角。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又是同眼光和立足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欣赏的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就无法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恩来同志在随笔写作中,以其广博的学识、精准的把握、独特的视角,立足于阐发经典的需要,提出几十个相互关联、各有侧重的课题加以研讨。问题都是以往叙述过的,但老问题有了新角度,有些是颇为前沿的;而且,能够从一般道理进入到哲学高度、智慧层面,给人以精湛、新颖的阅读快感。

理论始于问题,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因此,我们提倡要有“问题意识”。如果写作者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堆积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空泛、呆板,索然无味。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综观此书,在论述方法上,基本上都是从问题出发,而且,经常能够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常常是通过有力的考索、实证,勇于坦陈己见,同先哲、时贤商榷见解,切磋学问。

这里顺便说一下,由于随笔属于散文范畴,写作中应该注重文学表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整个看来,全书文风朴实,坚持用事实说话,遇有驳诘,总能列举大量实例,反复论证,充分说理,力戒武断、偏激。行文回环曲折,张弛有致。语言生动、简捷、明确。随便择取一例:《君子成人之美》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前者是善举,后者是义行。积德、行善、累义,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是仁人君子的风范,是人性的卓然展现。后世的一些宗教家,也多秉持类似的主张,如佛家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孔子小五百多岁的耶稣亦曾说过:‘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两相比较,可谓圣人所见略同。”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主张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最后,简单地谈论几句作者。我与恩来同志为忘年交,相识、相知、相重已达三十余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赋性正直、资质聪颖、国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高度认真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身居重要岗位,领导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却能多年如一日,在业余时间,投入巨大精力于治学、写作,并且取得骄人的业绩,其心神之劳瘁、经营之艰苦,可想而知。当然,单就治学与写作而言,领导工作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确实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另一方面,由于登高望远,视野闳阔,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强,也就是识见高超,其得力之多也非常明显。

值此市场效应无远弗届,浮躁心理、逐利趋向、工具理性的浓雾弥漫之际,恩来同志能够以足够的定力,保持一份清醒,拒绝多种诱惑,潜心投入研究、写作,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自古文缘是苦缘,“耍笔杆儿”属于世所公认的苦差事,而且,别无实利可图。难怪钱锺书先生不无愤激地说,“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之人”。也正所谓“惺惺相惜”吧,对于这些同志,我向来总是投以崇敬的目光,引为同道的。

王充闾

2015年盛暑于沈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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