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真实性与结构理性主义

四、材料的真实性与结构理性主义

早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与达·芬奇就都意识到，一个物质性的实体结构不能简单地在尺寸上放大或缩小，其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也须随所用材料的不同来加以调节。这样，那种认为形式独立于物质性材料的古典式的观点便就站不住脚了。而帕拉蒂奥那种不论是砖、石还是木，都使用统一比例的做法也显然很成问题。如果说文艺复兴建筑追求一种绝对比例的话，在其后由材料科学的发展而来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萌芽中则遭到了激烈的批判。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自然科学尤其是材料科学的进展使得建筑的真实性越来越侧重于对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尊重和对于结构形式的诚实，同时这一认识也激烈地挑战了建筑是一种欺骗的艺术（art of deception）的观点。这种挑战同时来自两个地方，一是意大利的卡罗·劳杜里，另一个则是法国的M.A.洛吉耶。

1．劳杜里与洛吉耶

由于劳杜里生前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原有一些手稿也在身后遗失殆尽，因而今天对于他的思想的了解只能通过他的两个学生的有关著述，一是弗兰西斯科·阿尔戈劳蒂1753年的《建筑学的智慧》　（Saggio Sopra l’Architettura），二是安德鲁·迈莫的《劳杜里建筑的要素》　（Elementid’ArchitetturaLodoliana）。只是两者的记述在许多地方都大相径庭，但一般认为，阿尔戈劳蒂的论述简短片面，且对劳杜里带有许多偏见，因此迈莫的阐释更为可信。即便如此，这两位学生都认为，“真实性”对于劳杜里的建筑思想极为重要。阿尔戈劳蒂记述道：“在劳杜里看来，真实性是最本质的追求，他在真实性的各种面孔和假象中来阐释它。劳杜里希望在建筑中去除一切无用的东西，就像苏格拉底想要去除哲学中所有那些诡辩家的谬论。”⁽²⁵⁾而迈莫则记述劳杜里的座右铭之一便是“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美不是源自真实”⁽²⁶⁾。对于劳杜里来说，真实性还是当时两种“病症”的解毒剂：一是波罗米尼那种没有任何规则而只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设计的做法；一是毫无批判地遵从过去的传统。

劳杜里把建筑分为“功能”（func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这样两部分，或者说，建筑与材料的结构和静力学属性（人眼的视觉所不能及的部分）以及人眼所能看到的部分，而“真实”便意味着二者的统一。劳杜里所谓的真实性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意义，即建筑物上的装饰物（ornaments）的形式应当来自其材料的本质属性，这一论点无疑是对于维特鲁威所谓石构建筑模仿自木构建筑观点的直接攻击。根据迈莫的记述，劳杜里认为如果没有真实性，便就没有任何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美，而赋予大理石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真实而科学的形式，定将会令人更为愉快。总之，要使建筑物具有一种真实性，它的形式必须与它所用的材料相一致。

对于建筑真实性的理论贡献的另一来源则是与劳杜里几乎同一时代的法国人洛吉耶，他的思想反映在首版于1753年的《论建筑》　（Essai sur l’architecture）一书中。跟劳杜里一样，洛吉耶也想去除巴洛克建筑中那些冗余的部分，并希望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洛吉耶的原则是基于“自然”来建立，即那些与他所谓的原始棚屋的结构逻辑相一致的东西（图1-8）。然而，洛吉耶的“自然”与劳杜里的“真实”含义甚近，因此其后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弗兰西斯科·米里泽阿在其著作中把两者混同一体。他的书流传甚广，事实上正是米里泽阿，而不是阿尔戈劳蒂或是迈莫使得劳杜里声名远扬，而且也是米里泽阿使得劳杜里的“真实”概念在后来深入人心。

图1-8　洛吉耶的原始棚屋

彼得·柯林斯曾经指出，当哥特建筑在意大利被放弃之时，建筑作为规划（planning）和结构（construction）的观念也同时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筑师们对装饰的特殊偏爱，这些装饰与建筑的基本结构无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属于附加的⁽²⁷⁾。因此，如果说劳杜里与洛吉耶奠定了一种新的基于材料和结构特质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从地缘上来说原本为意大利-法兰西的理性主义传统，到了19世纪则主要成了一种盎格鲁-法兰西现象。在英国，以法国流亡贵族A.W.N.普金和艺术史家拉斯金为代表，带有浓厚的、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主义的内涵；而在法国，则以维奥莱-勒-迪克和亨利·拉布鲁斯特为代表，也是一种更侧重建筑本体的真实性的表达。但两者的论述都是以哥特建筑为范本。

2．普金与拉斯金——盎格鲁文化中的结构理性

建筑理论家A.W.N.普金是一位法国流亡贵族，他不仅引进了18世纪末期发展于法国和意大利的结构真实性的概念，而且也正是普金把哥特建筑与结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

普金是一位狂热的宗教信徒，在他的思想中，材料和结构的真实性与宗教的真实性常常纠缠在一起。德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便认为：“普金反对希腊建筑，不仅由于他认为希腊建筑是异教迷信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且也因为它将木结构建筑令人不可接受地转化成了石构建筑，这是对于不同材料性质的一个忽略。而将材料作为结构与构造的决定性因素，是普金思想中的核心。”⁽²⁸⁾出版于1841年的《尖顶的或基督教建筑中的真实原则》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书的开头，普金便立下了两条原则：“①建筑中不应该有对于它的实用、建造和适当性并非必需的东西；②所有装饰物都应对于建筑物的建造特质有所助益。”然后，他又再加了两条原则：“在纯粹建筑中，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应有它的意义或满足某种目的。建造方式应随着材料的变更而有所不同，设计也应随着材料的不同而作出变化。”⁽²⁹⁾

虽然普金以中世纪的哥特建筑来作为结构真实性的典范，但是，真正吸引普金的其实还是哥特建筑中宗教的“真实性”。因此对于19世纪一些仿造的哥特建筑，他的批评就不仅仅是基于结构真实性的原则，更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把社会的堕落与对于虚假建筑的接受联系起来。

至于另一位重要人物拉斯金则几乎与普金同代，但是由于普金的早逝，拉斯金事实上成了普金的后人。虽然他坚决否认普金对自己的影响，但他在客观上受惠于普金的思想。跟普金与维奥莱-勒-迪克一样，拉斯金相信任何好的建筑都是建立在完美的建造之上，并且也和他们一样，盛赞哥特建筑的形式是对于建造的真实体现。只是与法国人完全基于理性得到这一结论不同的是，拉斯金更多地是出于伦理的原因。并且由于拉斯金的文人身份，盎格鲁文化中所谓真实性的非建筑内涵在他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其1849年出版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拉斯金虽然接受哥特建筑的理性特质，并且批判晚期哥特建筑对于结构理性的损害，但是，他看重的是哥特建筑“道德的和想象的”方面，并且还特别强调那些回避了机器生产和工业材料的特质。许多拉斯金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已经熟悉结构理性主义观点的人，往往认为拉斯金是在提倡一种结构上的真实性，而误解了他事实上是在主张这种真实性在欣赏者的眼中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换句话说，结构理性只具有手段而不具有目标的意义。或许正是因为潜在的威胁，当他1854年总结他的思想时，根本就未曾提及“真实性”这个词，而是把哥特建筑中的品质强调为“工匠的自由心灵”的表达。

彼得·柯林斯关于哥特复兴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盎格鲁文化中的结构理性的含义：“英国的新哥特式建筑还是一种服装，它是为了宗教的、社会学的或民族主义的原因而使用的。”⁽³⁰⁾对于英国的新哥特来说，具有哥特建筑轮廓特征的形象比哥特建筑自身的结构理性以及根据哥特建筑结构原理设计的空间更为重要，而这也是它与法兰西结构理性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

3．维奥莱-勒-迪克与拉布鲁斯特——法兰西文化中的结构理性

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理性主义的系统论述是由法国人维莱奥-勒-迪克完成的，在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我们见到了对于结构真实性的最为有力的论述。

勒-迪克拒绝了希腊神庙的模仿起源的观点，认为“希腊神庙反映了石材取用的整个过程，从开采，到加工，运输，起吊，并且彰显了石材的特性及其承担的功能”⁽³¹⁾。而罗马建筑，则像是一个人披上了一件衣裳，你可以见到这个身体和覆于其上的衣裳，这件衣裳可能用的质料有好有差，加工的手艺也有好有坏，但它终究只是衣裳，而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哥特建筑则把二者合而为一，密不可分，它的建造“是灵活而自由的，与现代精神一样富于魅力：它的建造原则允许根据材料自身的特性来使用各种各样自然的或是工业生产的材料”⁽³²⁾。因此，勒-迪克相信，“对于材料性能的透彻把握，是进行建筑设计的首要条件，而依循这样的原则来设计，则建筑师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将像是自然界自身的演化一般”⁽³³⁾。

出版于1863年的《建筑对话录》　（Entretiens sur l’architectue）系统而明晰地阐述了勒-迪克的思想。即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一著述的目的并非在于提倡一种风格以取代另一种，而是对于“真实的知识”的寻求。19世纪建筑的失败正是因为它忽视了建筑之中真实性这一原则，在于忽视了建筑形式与建造的需求和手段之间的有机结合。对于勒-迪克来说，“在建筑中有两种情况必须遵守真实性的原则：我们必须忠实于建筑的功能；另外，我们还必须忠实于建筑物的建造过程”⁽³⁴⁾。

在“对话十”中，勒-迪克详细论述了建筑中的真实性，但是他的真正用意在于去除那些建筑中的传统“原则”，而代之以“真实性”原则。因为那些传统原则诸如对称和比例，事实上都因个人趣味而异。需要指出的是，勒-迪克并不是不承认建筑的美学规律，只是他认为“这些规律应该建立在几何学与计算的基础之上。那些经由静力学得来的规律，自然会促进建筑的真实表现——忠实性（sincerity）”⁽³⁵⁾。

勒-迪克认为，建筑应该作为一种基于结构、功能和社会条件之上的建造艺术，他尤其从结构和材料的角度解释哥特建筑，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一种符合19世纪建筑的原则。作为一名哥特建筑修缮者，勒-迪克对哥特建筑的了解和热爱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哥特建筑的热爱并未导致他成为一名英国式的哥特复兴主义者。对于勒-迪克来说，哥特建筑，如同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是符合材料特性的伟大结构。他力图证明哥特教堂是理性地使用石头进行建造的结果。一旦建筑材料不再是石头，而是19世纪出现的铸铁材料，那么就没有理由再模仿哥特建筑的形式（如拱券），因为这些形式是为石头而设计的。他极力提倡使用铸铁等新型材料创造出一种具有哥特精神（而不是哥特形式）的19世纪建筑。可以说，勒-迪克在《建筑对话录》中发表的一系列设计构思就是这一主张的结果（图1-9）。

图1-9　铸铁与石砌构件的连接设想

与勒-迪克以修缮哥特建筑为主不同，拉布鲁斯特的工作范围要宽广许多。作为建筑师，他最重要的建筑作品是分别于1850年和1875年设计建成的位于巴黎的圣热内维耶夫图书馆（Bibliothèque Ste.Geneviève）和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在这两座建筑中，拉布鲁斯特采用的都是受哥特建筑启发的拱形结构（但是并没有使用尖券）。前者表现为一个铁架的筒穹屋顶，它在中间沿纵向一分为二，并由一列铁柱支撑（图1-10）；后者则更进一步，用16根铸铁柱子支撑九个具有方形平面的壳拱，其中每个壳拱都有一个赤土陶板组成的顶阁，中间配有光亮的天眼，共同为阅览大厅提供光线（图1-11）。无论拱顶的形式如何，屋顶的荷载都是首先传至铆接而成的铁拱格构上面，然后再传至那些细长的铸铁柱子上面。人们在这两座建筑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哥特建筑的细部，更不要说什么与哥特建筑有关的宗教伦理含义了。在这里，拉布鲁斯特成功地摆脱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教条，以一种平和、世俗、开放、细腻而又优美的方式创造了新的建筑形式。这是两座基于结构特征和材料使用之上的建筑，但又不是干巴巴的结构和材料的堆砌。如同一切优秀的建筑一样，它们将建筑的骨架与诗意的遐想结合起来。

图1-10　圣热内维耶夫图书馆内景

图1-11　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景及天窗细部

4．结构理性在盎格鲁和法兰西文化中的差异⁽³⁶⁾

盎格鲁人和法兰西人看待哥特建筑的不同观念，也几乎代表了这两种文化对于结构理性主义的不同态度。虽然最终的原则可能大同小异，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相差甚多。

英国的新哥特——如果我们在这里仍然可以使用“新哥特”一词的话——归根结底仍属于样式意义上的复兴，无论这一复兴的基础是宗教的还是民族的。相比之下，勒-迪克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主张远离了这种英国式的复兴主义，而深入到对于结构和空间原则的把握。正如英国建筑史学家约翰·萨默森曾经指出的：“虽然维奥莱-勒-迪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当今的建筑必须从过去的建筑中演变而来，它却义无反顾地对复兴主义加以拒绝。……与维奥莱-勒-迪克一样，他们（英国的哥特复兴主义者）都深深地热爱着哥特建筑，但是没有谁能够像维奥莱-勒-迪克那样超越对样式的浪漫情感，从而达到一种永恒的哲学观点。这些英国建筑师们建造了哥特式教堂、哥特式学校、哥特式住宅，却极少令人信服。维奥莱-勒-迪克虽然也建造了一两座具有哥特风貌特征的建筑，却留下了可以作为现代建筑观念之基础的思想结构。”⁽³⁷⁾这与弗兰姆普敦的评价不谋而合，在《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中，弗兰姆普敦把勒-迪克作为现代建构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并把他的三千座大厅的设想与拉布鲁斯特的作品作了比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厚重砌筑围合体与轻质铁结构的结合已经是拉布鲁斯特在巴黎设计的两个图书馆中取得的成就。但是，维奥莱· 勒-迪克著名的八角形大厅的透视图以其多面形屋顶结构和根据力学要求设置的铁质构件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结构理性主义的原则。”⁽³⁸⁾（图1-12）

图1-12　勒-迪克的八角形大厅透视图

但是也有学者对勒-迪克的建筑实践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提出质疑，克鲁夫特便认为“勒-迪克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它的关键性理论思想应用于新的形式概念上。……他所设计的仅有的几座建筑在艺术上也是乏善可陈。而他所声称的那些完全基于历史原则之上而进行的复原修建工程，最终也变成了一种没有历史的历史主义（ahistorical historicism）的奇特作品。”⁽³⁹⁾戴维·沃特金也认为勒-迪克的有些铸铁结构的设计方案“是对于结构的误解，也成为伪结构（mock-engineering）的一个早期例证”⁽⁴⁰⁾。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够否认勒-迪克的结构理性主义在思想层面的重要意义，它使建筑学重新回到基于对结构的理解上面，即便苛刻如克鲁夫特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人们打开了一片能够取代折中主义的新的建筑前景”⁽⁴¹⁾。或许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默森认为勒-迪克的著作是现代建筑的思想基础，他在1949年这样写道：“任何人想要建构一种与当下盛行的思想相和谐的现代建筑理论的话，他将会发现，勒-迪克为他们提供了最为坚实的起点和最为丰厚的背景。”⁽⁴²⁾而结构意义上的材料“真实性”又无疑是这起点与背景上最为坚实之处。

启蒙运动的理性追求和材料科学的蓬勃发展为结构理性主义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它扭转了维特鲁威以来西方建筑学的论述和思考取向，赋予了材料的“本性”和“真实性”以新的内涵，也为现代建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念基础和思想结构。在这一点上，弗兰姆普敦把现代建筑的历史的起点定在1750年代——结构理性主义思潮萌芽并开始迅猛发展的时代——无疑是独具慧眼的。

但是，不论是对于材料的“本性”还是它的“真实性”的思考与认识，都是集中于建筑的物质性层面，而没有触及材料与空间的关系，或者说材料的空间意义。固然，人类的营造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空间的创造为目的，但是只有当空间的问题被明确提出以后，许多具体的问题方才得以展开。而那种结构理性主义的真实性及其对待材料的态度，却也并非没有挑战。事实上，勒-迪克的同时代人森佩尔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对于面饰的关注，避免了结构理性主义对待材料的机械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在材料与空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而又丰富的关系。

【注释】

(1)不过这种追问其根本的问题似乎在于：排除了人的因素的追问，是否会得出一个有益的结果？甚至，是否能有一个结果？

(2)在这些对于材料的基本思考中，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通常把苏格拉底的成就归结于两点：归纳法和普遍定义。真正作为逻各斯的定义则是说出物的本质（ousia）的这些普遍性质的集合。而在东方，同一时代的孔子却并不关心苏格拉底式的普遍性，但是他也没有把人引至普罗塔哥拉派的立场。孔子之言不是追求一种能够括入各种情况和差异的抽象定义，而是成为可言辨的。这种言论期望的“恰当”使其变得精确而严格。但这种恰当不是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而是在陈述与其机遇之间的恰当。孔子之言所具有的启发性便由此而来。如果说孔子不提定义问题，那最终是因为他并不想挖掘出孤立于变化的稳定整体——因而是理想的整体。他并不探讨物的本质，因为他并不用“存在”（与生成相对），而是用过程（其性质恰恰是被调节的）的术语来考察现实。随着缺少定义而来的是不可能有证明。这是东西方思想在起点处便形成的巨大差异，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于材料的思考上。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极为重要的追问，在东方却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本书依循的仍旧是西方学术思考的路径。

(3)张祥龙.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7

(4)Nature最接近的词源为古法文nature与拉丁文natura；两者皆源自拉丁文nasci，意指出生的。其最早的含义是指“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就如英文里其他一些重要的词（比如culture）一样，nature刚开始是描述一种性质或过程，接着被一个特殊的词语所定义，最后变成独立的名词。[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326-327

(5)类似的表述则还有necessary and accidental,permanent and changing,real and illusory等等。

(6)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57-158.

(7)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61.

(8)Kenneth Frampton,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92),8.

(9)[英]罗宾·米德尔顿,戴维·沃特金著;邹晓玲等译.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5

(10)Kenneth Frampton,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Cambridge,Mass.:MIT Press,c1995),29.

(11)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84.

(12)Carlo Lodoli,转引自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89-190.

(13)Gottfried Semper,Kleine Schriften,292.转引自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8.

(14)Stoffwechsel本义是“新陈代谢”，森佩尔在他的著述中借用来指代为着象征性的保存（symbolism conservation）而来的不同材料之间的替换（material substitution or transformation）。

(15)Gottfried Semper,“On Architectural Styles”,in Gottfried Semper,The 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trans.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Wolfgang Herrman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269.

(16)See 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2.

(17)[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05.（译文有些许改动）

(18)Karl Botticher,转引自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7.

(19)Viollet-le-Duc,转引自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7.

(20)Guarino Guarini,转引自Adrian Forty,Words and Buildings: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New York:Thames ＆amp;Hudson,2000),294.

(21)Quatremère de Quincy,转引自Adrian Forty,Words and Buildings: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New York:Thames ＆amp;Hudson,2000),297.

(22)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54.

(23)“Material mimesis leads to iconography.”in David Leatherbarrow,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Site,Enclosure,Materi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61.

(24)kos Moravànszky,“‘Truth to Material’vs ‘The Principle of Cladding’:the language of materials in architecture,”AA Files 31(2004):39-46,40-41.Also see Gottfried Semper,The 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257-258.

(25)Francesco Algarotti,Saggio Sopra l’Architettura,34.转引自Adrian Forty,Words and Buildings: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New York:Thames ＆amp;Hudson,2000),296.

(26)Andrea Memmo,Elementi d’Architettura Lodoliana,Vol 2,59.转引自Adrian Forty,Words and Buildings: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New York:Thames ＆amp;Hudson,2000),296.

(27)[英]彼得·柯林斯著;英若聪译.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236

(28)[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著;王贵祥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44-245

(29)A.W.N.Pugin,转引自Adrian Forty,Words and Buildings: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New York:Thames ＆amp;Hudson,2000),297-298.

(30)[英]彼得·柯林斯著;英若聪译.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249

(31)M.F.Hearn ed.,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of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0),57.

(32)M.F.Hearn ed.,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of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0),116.

(33)M.F.Hearn ed.,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of 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0),171.

(34)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Lectures on Architecture(1877),vol.1,448.

(35)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Lectures on Architecture(1877),vol.1,480.

(36)这一比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王群（王骏阳）教授在《解读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一文中的提示。此外，David J.Watkin在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一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

(37)John Summerson,“Violett-le-Duc and the Rational Point of View”,8.

(38)Kenneth Frampton,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Cambridge,Mass.:MIT Press,c1995),51.

(39)[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著;王贵祥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10

(40)David J.Watkin,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The Development of a Theme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from the Gothic Revival to the Modern Move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25.

(41)[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著;王贵祥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09

(42)John Summerson,转引自David J.Watkin,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The Devlopment of a Theme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from the Gothic Revival to the Modern Move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