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旧城保护与新区发展关系的辩证认识

6．2．2　对北京旧城保护与新区发展关系的辩证认识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古城保护的思想体系其实在最近几十年才开始确立和完善。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9次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在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宣言）标志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宣言指出：“历史地区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最真实的写照，必须延传到后世，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局部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脉，而这个历史和文脉也随着不同的局部而改变。每个局部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包含了自己文脉历史的信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整体的信息”。^[8]

今天我们面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思考的“现代和传统”、“保存历史与发展”等重大问题，20世纪初期的城市领导者、参与者、建设者同样也面临着。对旧城保护方法与模式的各种尝试，早在100年前近代的北京就开始了。认真研究他们的追求和探索路径以及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从事的古城保护工作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作为都市计划的制订者、城市建设的组织者、管理者，一些有作为的市政当局领导人以及京都市政公所、市工务局等主管机构从朴素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旧城这一思路出发，发展到接受西方国家保护历史遗迹思想而主动保留和保护北京历史文化资源。这期间，各项规划和建设活动基本体现了保护北京旧城、历史风貌以及保护利用古建筑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性利用。如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将古旧建筑赋予新的用途，在利用中动态保护古建筑，以谋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做法，朱启钤主持北京皇家园林整修开放工作时就实行了。充分利用历史建筑，辅以一定的符合历史环境的建设，将皇家园林变为市民公园，这正是一种积极的利用和保护，这种做法是赋予历史建筑、文物古迹以生命的延续，而非单纯的博物馆式的消极保护。公园的开放除了具有社会意义之外，还起到对周边环境的改善作用，这种将历史地段与周边环境的发展改善相结合的思想具有先进性。

（2）对传统社区的保护。北京传统的居住空间，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建设，始终是以棋盘式道路、鱼骨式胡同为骨架，以四合院建筑为细胞单元不断更新、发展、建设起来的，具有内在的、统一的、规整和谐的秩序。其规划结构是大干路、大街坊与小胡同的街巷体系相结合，交通、商业与居住有分有合的混合分区，胡同与四合院住宅以特有的形式紧密结合的一个系统。民国时期对北京道路系统进行了较大扩建、改建，但因为规划布局考虑了传统的街坊结构，并没有对整体的街巷系统和胡同体系造成破坏，干道系统也没有对传统的以四合院为单元的街坊系统造成大的影响。这样，城市改造不仅体现了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安宁交通”的思想，也最大程度保存了传统社区的肌理，其先进性不言而喻。

（3）对城市整体风貌的保护。为了迅速实现近代化，虽然近代历届市政当局对北京进行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都是破旧立新，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却是以小规模的修建、改造作为尝试，经过“模范区域”的试行再行推广，城市建设者们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当然这与经济实力不够，无法进行大规模城市新建和改造也有关。也正是这种财政上的困难使得北京的发展始终处在或主动、或被动的一个量的控制之下。现在有国外专家在批评我们破坏城市历史遗产和风貌的时候，就提出我们的问题在于建设得太快，没有量的合理控制）。其实在经费有保证的时候，明智的市政当局领导人如朱启钤也没有搞大拆大建。在正阳门改造和建设环城铁路时，为了保证皇城的整体性，将火车站建在东西长安街皇城墙以南，为了畅通内外城交通而进行的正阳门改造也充分保持其原貌；在有轨电车修建时，其目的虽是改善皇城内的交通，但规划交通路线布局时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保护皇城，明确交通不要引到皇城内部，因此规划建设的线路经过天安门的三座门以外，东至北新桥，西至西直门。沿途交通组织简练又串通繁华地区，但未破坏皇城的整体感。需要穿城而过的线路，则在城墙的适当位置开辟门洞，并保持皇城城墙视觉上的整体连接。为了把交通组织成直线，将经过的各城门瓮城两边开通，将前面的大箭楼留存，如在经过崇文门时，“附加点缀，略为修葺，另开马路，较之崇文门现状更为适观，且便行人往来”^[9]。这种考虑，不是单纯的开辟新路，而是利用旧有的城市标志性景观，加以非本质的不对古建筑和文物伤筋动骨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古都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城市的功能结构由单一转变为多元，因此城市的空间布局和人文景观自然需要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城市传统与近现代化发展两个体系的博弈状态。当时的规划建设者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他们的工作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涵盖了现今历史名城保护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保护历史建筑、保护历史街区、保护历史城市的文脉和整体风貌。当然，民国时期对古建筑和旧城的拆除与保护行动也是同时存在的，这正说明了保护旧城思想形成的曲折过程，也说明了在北京实施旧城保护的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