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广播发展的辩证认识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广播发展的辩证认识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广播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而且整体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如果要细分的话，可以说，中国广播先后进入了“直播时代”、“移动直播时代”、“网上互动时代”和“数字时代”等等。

那么，20多年过去了，中国当代广播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究竟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是“数字化”。的确，数字化大大提高了广播的音响质量——无论是数字化的采访录音还是数字化的制作合成，都使广播的声音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完美。特别是数字音频广播的出现，前景更加诱人。可以说，中国广播的现代化，“数字化”功不可没。

也有人会说是“网络化”和“多媒体”。没错，网络和多媒体在广播的现代化进程中功劳更大，因为“网络化”和“多媒体”已经将广播从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变单元为多元。“广播网络化”正在向“网络广播化”转变。可以说，它们对今天中国的广播以及未来广播的发展都是革命性的，意义非常重大。

也许还会有人说是移动通信，等等。

应该说，上面的分析都没有错。但最重要的是，在看到数字化、网络和多媒体以及移动通信等对中国当代广播产生的重要影响之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直播”——一种以主持人直播节目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直播”。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一点?这是因为：广播方式的改变，即直播方式的出现，与我们下面要研究的内容——音响报道——关系极大，它使中国广播音响报道的构成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如果说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以及移动通信技术是给了广播一个“外力”——是“硬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直播”方式的出现则是“内力”——是广播自身发生了变革，是广播的“软件”发生了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深刻的变化。

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今天我们仍停留在录播时代，那么，即使用上了数字技术和网络、多媒体技术，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广播也不会有今天如此巨大的改变。

当然，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损数字化、网络、多媒体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意思。只是强调我们不应忽略了这种新的“直播”方式的出现对广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这里为什么要称其为“新的直播方式”?

这是因为，“直播”这个概念其实在中国早就有——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广播”，采取的就是直播方式，但那是受条件制约的一种简单广播方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播”不是一个概念。如：1949年2月13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实况广播”有14万人参加的庆祝天津解放的盛大集会和游行；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实况广播”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这些虽都是“直播”形式，但那是一种比较特殊情况下的“实况广播”，与今天的直播有很大不同。比如，第一，“播音员”与“主持人”身份不同；第二，播音方式不同——前者是“播”，后者是“说”，是“主持”；第三，技术条件不同——前者技术简单，而且只是单项传播，而后者融进了更多高科技的含量，实现了听众参与和多向交流等等。因此，当时的“实况广播”与今天的“现场直播”不可同日而语。总的讲，新中国成立后各广播电台的技术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但受种种因素的制约，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直播”方式，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录播一直是中国广播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的是，那个时代的广播新闻构成也相对简单，起初只有“文字新闻”，后来渐渐有了“录音新闻”。20世纪60、70年代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录音报道”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种各样的录音报道(录音通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珠江模式”，是伴随着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和高科技浪潮而出现的，显然，它并非40年代直播方式的简单复归——因为它不仅改变了“播报”方式，而且改变了节目样式，改变了新闻报道方式。那么显然，到20世纪末，仅仅一个“录音报道”已无法准确涵盖所有的广播新闻样式，于是，一个新概念——“音响报道”便应运而生了。可见，在这个新的大概念之下，蓬勃发展的不仅有录音报道，还有直播报道，更有两种方式的交叉与兼容。渐渐地，我们发现，广播音响报道的构成方式发生了改变。

具体分析起来，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音响报道因“直播”方式的出现而构成方式更为多样

从宏观上讲，新闻作品主要有两大类：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报道(通常就平面媒体而言)，可以分为消息、通讯、特写、专访以及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但是，广播(包括电视)则有很大不同，在广播的新闻报道中，体裁要丰富很多。例如，在消息中，就有文字新闻与带音响的新闻之分；而在带音响的新闻中，又有录音新闻与现场报道之分。这些当然是由广播这种有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但是随着广播的发展，最近几年来，本来就很丰富的广播新闻体裁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或已经被打破，一些过去是分立的东西现在更加趋于融合。

比如说，在传统的广播新闻教科书中，有一个定义：“现场报道是录音报道的一种。”可以说，这一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正确的，因为在通讯手段还不发达的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场感非常强的“现场报道”，只能采取“录播”形式。但是后来随着直播方式的出现，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手机的方便使用，“现场报道”可以在任何一个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进行，非常方便。可以说，“现场报道”的构成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再比如，在没有“主持人直播板块节目”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专题访谈”只能是“录播”形式，所以，在广播的“录音报道”中，有一个正式的文体——“录音专访”。但是，随着主持人直播板块节目的普及，同时，也随着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主持人在节目中进行“现场采访”(直播方式)和记者通过现代通讯技术进行远程采访早已屡见不鲜，“录音专访”的“外衣”早已包裹不下一个已经长大了的“广播访谈”；而换言之，“广播访谈”已不仅只有录音方式的“录音专访”，还包括直播方式的“直播谈话”；不仅有记者的“专访”，还有主持人的“专访”；不仅有“面对面采访”，还有“电话采访”，甚至是“越洋电话采访”、“卫星电话采访”等等。在本书中，大家还能够见到“谈话节目”演变成“现场直播”的例子。所有这些“访谈”的样式，其丰富程度也是过去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另外，随着广播直播方式的发展与成熟，不仅出现了走出广播大门，直抵新闻现场的“现场直播”和“现场特别节目”，而且还出现了主持人越过记者(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通过记者发回报道)，直接电话采访新闻当事人的新的音响报道形式，我们姑且称其为“连线直访”。

可见，“直播”方式的从无到有，使广播新闻——音响报道的体裁大大丰富了。

2.音响报道的构成关系因“直”“录”并存而更为复杂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广播音响报道由过去的单纯“录播”，发展到现在的“录播”、“直播”并存，于是，很多新闻文体，既有录播方式，又有直播方式，这种交叉现象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

比如，正像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一样，在当今的中国广播新闻中，“现场报道”既有“录播”形式的，也有“直播”形式的，“访谈”既有“录播”方式的，也有“直播”方式的。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在广播实践中，“连续报道”也有“录播”方式和“直播”方式的区别。这种构成方式中“直播”、“录播”并存的交叉现象，使很多音响报道的构成复杂化，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的难度。

再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这是一种“多集”的音响报道样式，其中所包含的文体更是多种多样的。从今天来看，它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通讯”、“专稿”，也有连续的“访谈”，甚至有连续的“现场报道”、“现场直播”，以及连续的新闻评论等等。其中录播与直播的交叉现象就更突出。

这无疑使中国广播的音响报道在丰富多彩的同时，又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给我们准确地区分和研究它们增加了难度。

可见，“直播”对中国广播的“音响报道”影响巨大。我们既要看到数字化、移动通信和网络多媒体对中国广播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不能忽略广播方式的变革对中国广播的巨大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就是在对中国当代广播最新变化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写就的。它会帮助大家首先捋清中国当代广播的一个发展脉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今天中国广播中的音响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