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完成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6．1．3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完成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城市空间包括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方面。北京城市空间的开放主要包括城市实体的物质空间的开放，近现代的市民精神文化空间的成长以及传统的皇权空间的市民化。

（1）城市物质空间的开放

在物质空间上，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在古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和城市形态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北京作为封建都城，在元大都的设计上，以及后来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充分遵照营国制度，设计了以帝王为中心、以封闭为特征的作为帝都堪称完美的封建城市。这种封闭城市体现的是符合封建秩序的等级体系，以及对皇权的绝对突出。

近代以来，拆除城墙的直接后果是便利了城市与外部的交通联系，加强了城市的内外物质和人员交流，其结果是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向外扩大，外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城市的开放性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联系城市内外的交通发展后，北京与其他地区包括与国外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交往和联系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联系以物流、人流和信息流为载体，推动了近现代城市化的发展，从而导致城市的实体向外蔓延和扩张。

封建时代的北京城市形态是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的对称布局，这是一个纯粹体现封建等级的轴线。民国时期打通天街以后又不断向东西延伸，使得长安街成为横贯东西、串联旧城和新区的一条新的轴线，与南北轴线一起组成了十字形结构。打通天街象征着对封闭的皇权空间的突破，封建时代南北轴线的政治意义被淡化，新的具有民主开放意义的东西轴线开始受到重视。

（2）城市传统精神文化空间的市民化

封建社会中，北京城市精神文化空间服从并服务于皇权统治和封建政治文化的需求。近代帝制推翻以来，随着自由和民主风潮的逐渐兴起，城市传统精神文化空间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其开放性、市民化的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市民享有的开放空间数量在扩大，质量在提高。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中轴线的淡化。封建都城北京的中轴线上是皇家的建筑，所有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性、宗教性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民国以来，由于皇家禁区的整修开放，中轴线两侧建筑的皇权意义淡化并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封建禁地成为市民化的公共空间，皇权空间轴线转变为单纯体现北京旧城风貌的空间轴线。

②传统皇权空间的市民化。明清时代北京城的宫城、园林、寺庙等城市空间的皇权意义鲜明，打破这种皇权空间就意味着必须改变这些空间的原有服务对象，使之成为市民可以享有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北京坛庙、祭祀等场所的公园化就是传统皇权空间市民化的过程。可以说，民国政府将祭坛神庙等改建为市民公园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是破天荒的，继朱启钤开辟公园始，传统皇权空间的市民化标志着城市内部的优质空间资源开始为广大市民占有和享用。近代以来，市民的休闲、娱乐、教育等精神文化活动在城市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上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封建社会。

③商业性开放空间的成长。伴随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传统城市商业

街区，是一个城市在封建时代对普通城市住民来说最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形式。而近代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近现代的商业设施为依托，在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上实现集聚效应的商业区域在近代的城市中迅速兴起。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涌入，北京城市的社会经济空间随着工商业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变化而发生演变，旧的商业区得到更新，新的商业区不断产生。由于商业街区通常是为普通市民经商和休闲购物而服务的，近代以来北京商业性场所成为具有很强成长性的市民开放空间。

④道路和街区公园的发展。道路和道旁公园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公共空间。在近代北京城市发展中，市政当局对于道路和广场的连续的改进措施和整修计划，使这一类开放空间发展较快。除了开放坛庙等大型公园外，近代以来北京的城市建设也很注重道路和街边休闲场所这种直接关系市民的公用设施的建设。朱启钤在任时，就开始在街道两旁种植槐树，在护城河两岸种植柳树，并疏浚护城河，严令保护古树。此外，北京的历任市政府均重视道路的整修，曾设立模范区域以作为示范。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除了市区道路的修整外，市政当局对郊区道路也进行了扩建和改造。

（3）建筑的色彩、体量、样式的突破

封建时代的北京城市的建筑在色彩、体量、样式上具有强烈的等级区分。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各种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西式、洋风以及传统复兴式等新类型的建筑设计突破了严格和单调的建筑色彩、体量和样式的局限。除了原有四合院、三合院等传统民居外，增加了新的市民居住建筑形式，如楼房、体量较大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丰富了原有的城市物质空间结构，新建筑的活动空间和开敞空间增多，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形态多样，色彩丰富。这种突破所蕴涵的是近现代社会提倡的多样性和自由化，与封建制度束缚个性、强调规整统一形成对比。

（4）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推动力量

在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走

向开放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政府在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北京而言，由于北京商业服务业发达而产业发展始终滞后，以消费经济为主要特征，虽然对城市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城市整体的经济实力不强，市政财力始终比较薄弱，因此经济因素并不是北京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推动力量。由于长时期处于首都的地位，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政府职能在近代以来发生转型是城市空间走向变化和发展的主导因素。最明显和最直接的表现是城市领导阶层逐渐接受民主与现代的思想，将其运用在城市发展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构成了北京城市空间走向开放的主要推动力。朱启钤、袁良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层次是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对新式市政思想的引入、传播和推广。他们的宣传和灌输工作上可达城市领导者，下可至普通市民，在引领舆论导向和普及先进思想方面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推进北京的近代化、民主化、都市化，为城市从封建封闭走向民主开放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他们的活动成为又一个层次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个层次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市民。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的程度是衡量城市走向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封建社会中，普通市民在城市生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而自20世纪初，封建社会统治被推翻，民主自由的理念传入中国后，市民就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之一，普通市民以及若干市民团体不仅是城市空间走向开放的基层参与者、推动者，也是城市空间开放的受益者。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在民主化以及市民参与城市政治社会生活方面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因此，他们在选择自己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时，作为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参与者和享用者，构成了城市空间走向开放的又一个层次的重要推动力量。

总之，帝制的灭亡、近代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北京这座高度集权封闭的封建城市的被高度强化的政治统治功能逐渐降低。由近代化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铁路的发展起端，城市对外交通的大大改善导致了人口和资源的大量流通，城市原有的严格的空间和等级秩序被打破，城墙被打开，对外道路被开通，各种服务于城市市民和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建筑、市政设施不断出现，单纯政治性的城市转入近现代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轨道，以民主化、开放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空间秩序日益彰显，不同区位和档次的商业区、居住区、文化教育区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等不断形成。

从城市交通的发展、内外城的打通、街道的展修与筑路质量的提高、公共场所的增加等城市物质空间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推动北京发展的主导力量由封建时代的帝王及统治阶级发展为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城市物质空间的开放和精神文化空间开放相互结合，起到了满足城市生活主体的经济需求、精神需求和空间需求的作用，其中物质实体空间的开放为市民精神文化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