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整修与开放

2．2．6　公园整修与开放

在城市设计上，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公共空间着重体现的是政治和等级秩序，城市的空间格局被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所控制。由于经济发展，出现商业街区，这是封建时代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最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空间形式。此外的公共空间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这在自然山水占一定比例的城市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具体到北京来说，其重要的公共空间形式主要是在政治和宗教上服务于皇家和官僚，普通市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空间无非是一些少量的自然景观，以及市场、街道和部分宗教空间。民初公园的出现，是城市公共空间倾向平民化的主要表现。

中国封建时代的园林主要是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没有“公园”，也没有公共“动物园”、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这类具有民主思想的“公共”设施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出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出现了一些为民众提供休息娱乐的设施，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西方的公园是供游览休息、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场所，是绿地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公园”一词，指的是官家的园林，与现代意义的公园大不相同^[42]。现代意义的公园不同于花园和园林，强调它的公共性，这样的公园既保留了风景园林的欣赏价值，又满足了人们对娱乐、交流和运动场地的需求。

京都市政公所主办的《市政通告》第22期专门有“公园论”专辑，介绍了英、德、法、美等国的公园体制。市政公所对近现代意义的“公园”概念进行大力宣传和介绍，“‘公园’二字，普通解作公家花园，其实并非花园，因为中国旧日的花园，是一种奢侈的建筑品，可以看做是不急之物……公园通例，并不要画栋雕梁，亭台楼阁，怎么样的踵事增华；也不要春鸟秋虫，千红万紫，怎么样的赏心悦目。只要找一块清净宽敞的所在，开辟出来，再能有天然的丘壑，多年的林木，加以人工设备，专在有益人群的事讲求。只要有了公园以后，市民的精神日渐活泼，市民的身体日渐健康，便算达到目的了……所以公园之对于都市，决非花园之对于私人可比。简直说罢，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43]

1868年近现代意义的“公园”首先于出现在上海的租界，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才从日本引进、并最后确定使用“公园”一词。

中国官办的公园则出现在1905年以后。这一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上奏朝廷，分别对西方的军政、教育体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还提到了修建包括万牲园（动物园）在内的公共设施，并对西方这类公共文化设施大加称赞，称外国人可据此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洲诸国的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认为这是引导教育人民的四项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五大臣在报告中建议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先行试办，其他省份次第筹办。

在这种形式下，清政府开始着手修建一些公共设施。进入民国后，以朱启钤为首的京都市政公所又陆续修建了一批近代公共设施，包括建设动物园、坛庙开放改建为公园、兴建历史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等，这些设施和场所的建设和开辟对北京的城市物质空间和市民的精神空间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兴建动物园。清政府采纳了出洋五大臣的建议并立即付诸实施。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建成并正式接待游客，20日，《大公报》专门刊登了《万牲园游览规则》^[44]，可见当时政府的重视程度。万牲园的前身是清代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在西直门外，附设的动物园面积仅占1．5公顷（即今北京动物园东南一隅），由于农事试验场地处交通便利之所，又是京师第一座集动物、植物为一体的园林，所以开放之初，人流不断，这是中国开放的第一座公共动物园。

坛庙等祭祀场所改建为公园等公共设施。朱启钤对北京的坛庙等祭祀、宗教场所进行了分析，提出将其开放为公共场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上书袁世凯：“为呈请事，窃维古代建筑及时宜兴保存，胜迹留遗因物可以观感是以文教之邦，于国内名区必交相崇饰，侈为国光，熙皞同游，兼资考镜。泰西各国，如罗马古迹、瑞士名山，林泉多恣其登临，寺塔或传于图画……布诸令甲，缮治无烦于国币，见闻弥益于旅行。我国建邦最古，名迹尤多。山川胜概，每存圣哲之遗迹，宫阙钜观，实号神明之隩宅。望古遥集，先民是程。兴其严樵苏之禁，积习相仍；何如纵台沼之观，与民同乐？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处，或极工程之雄丽，或矜器艺之流传，或以致其信仰，凡外人之觇来游与夫都人士乡风怀幕者，罔不及其闲暇，冀得览观。故名虽禁地，不乏游人，具有空文，实无限制。若竟拘牵自囿，殊非政体之宜。及今启闭以时，倘亦群情所附，亟应详定规条。申明约束，以昭整肃而遂观瞻。本部履与外交部暨顺天府会同核议办法，兹经订定《京畿游览场所章程》十条，拟于前列各场所中择一、二处先行开放，其余酌量情形，再与各主管机关陆续协商办理。是否有当，理合缮单呈请大总统鉴核批示施行。”袁世凯在他的呈请上批“呈单并悉，所拟章程尚属妥治，准予照办。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应由该部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此批。单存。”^[45]由此开了北京公园之先例。

下面介绍几处陆续开放的公园。

中央公园。北京的众多名胜古迹，不是在禁城之中，就是远在郊区，作为中央公园都不适宜。唯有天安门外的社稷坛，地点比较适中，天然的风景优美，民国成立后逐渐荒废。京都市政公所于是选定社稷坛开始筹备市民公园对外开放。关于开辟中央公园，朱启钤的主要思路是“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游戏之所”^[46]。“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3年10月开放为公园。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则取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当地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外坛进行了改造，包括“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俾游三海及古物陈列所者，跬步可达。西拓撩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御河“南流东注，逶逦以出皇城。撤西南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旧朝房八楹，略为修葺，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有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有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诸胜。复建东西长廊，以避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47]

1915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了中央公园管理局。根据组织章程，北京居民或暂居在北京的人只要每年捐赠50元大洋便可以成为中央公园管理局董事会的一名成员。法人捐赠限额至少500元。捐款人士主要是当时的政、商界要人及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名流。这些社会人士和民营银行家承担了公园财政的大部分比例，公园进行了成功的管理，为北京的公共空间的开放建设和维护运营作出了贡献。朱启钤组织中央公园管理董事会，通过募捐解决建设和维护中央公园的经费，公园董事会成为一个热心公益的自治团体，得到社会的支持，加上市民对公园爱护有加，公园设施日趋完善，从未遭到破坏，直至后来由政府接管公园。公园董事会是20世纪初我国出现的一个十分有效的社会自治公益团体，也可以说是一个较早的非政府组织，其很多做法大有借鉴意义。

中南海公园。自民国初年中南海作为袁世凯的总统府邸开始，它相继成为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和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工务局长华南圭于1928年8月6日就中南海的保护和管辖事宜曾给市长致函。国民政府回函应由北平市政府管理，但如何开放保管，由公用局、工务局、公安局三局会同办理。在清点物品并进行修缮的基础上，1929年中南海开放为公园，售票供市民游览，并由1929年4月18日成立的中南海公园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1931年5月16日，北平市政府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成立，并公布了组织章程。

京兆公园。该园为清代地坛旧址，原为禁地。民国初年曾在此设立农林事务所，还曾驻有军队，后经多方募捐，在拔除秽草、伐去恶木、修葺房屋、宽平道路之后，改造为京兆公园，并于1925年（民国14年）春开放为公园，以供游览，为社会再增添了一个娱乐场所。除坛内之东北一小部分拨为京兆农林试验场，西南一小部分借作贫民救济院外，其他部分都开放为公园，内设有世界园、通俗图书馆、共和亭、有秋厅、教稼亭、讲演台、农林事务所。“园中有图画故事，以公园董事会为管理机构，制订游览规则，路口有指引标牌，建有公共厕所，设有木椅，团体免费。”^[48]1928年（民国17年）夏，战地委员会到北平，将京兆公园交由北平市工务局管理，改称为市民公园。虽然政府财政困难，仍然对原有设备进行了整修，并种植树木，拟定扩充计划如建设天文台、美术台、荷花池、习骑场、赛车场、游船场、戏剧场等^[49]。出于促进市民健康、增强市民体魄的目的，京兆公园还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公共体育场所，在公园的观赏游览功能之外增加了休闲运动的功能。

1914—1929年间，北京陆续开放为公园的庙坛和园林有：社稷坛于1914年改为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颐和园于1914年开放，1924年辟为公园；先农坛于1916年改为城南公园（20世纪30年代辟为先农坛体育场）；天坛于1915年改为天坛公园；1925年地坛改为京兆公园（1929年改为市民公园，今地坛公园）；1924年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后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改为景山公园；北海改为北海公园，并开放了中海和南海。详细内容参见表2．3、图2．11。

表2．3　民国初期开放公园一览表

除了大型的公园之外，朱启钤领导的市政公所还筹设了一批道旁公园。“道旁公园即变通公园，不求其设置，不求其备，就地规划，定备游人憩息而已。诚能于内外城各区空地，略植树木花草……清凉之趣亦当务之急。”^[50]这种小公园不求面积广大，可以就地规划和建设，也可利用内外城空地道路上植树木花草，为居民提供休憩和交流空间，如市民夏日可在这些地方纳凉。这种规划建设小型的、便利市民、服务于市民日常生活的街头绿地和公园的思想，在当今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也是值得提倡的。

除了动物园、公园和小游园外，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还建设了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开馆，1926年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1912年创立，1926年开馆，定名国立历史博物馆，1929年改称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25年建立故宫博物院，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

图2．11　北京近代部分公园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根据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改绘

北京近代的公共空间的开发利用是极为有限的，公共空间的开辟和建设也是分散、个别、零星地进行的。除了利用原有的坛庙园林之外，新建的公共空间多以商业街区、娱乐区、广场为主的形式体现，集中成片的比较少。但是，民初以来，北京城中普通市民享有的公共空间的数量和面积已大大超过清末，这是北京城走向近代化的主要空间特征和社会特征之一。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北京出现上述公共空间一方面是城市近代化的结果，同时原来的皇家私有空间使用方式的市民化和公众化又体现了政治开化和民主进步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