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非人伦的设计夺权时代
不久之前，美国芝加哥的医生宣布，全球第一个“设计婴儿”已经出世。这名婴儿的胚胎被放进母亲的子宫以前，曾进行检验是否带有家族癌症基因。这件事引起了公众对父母选择未出生婴儿的特征、甚至可能滥用科学成果“设计婴儿”的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无论是克隆、人类干细胞研究还是转基因食品，新技术的运用引起的对伦理学争论，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紧迫。而与技术紧密相连的设计，虽然并无这种颠覆性的转变，但因其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伦理方面的问题同样开始慢慢突显。
伦理学讨论的对象是人的道德问题，往往是和人造物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相关联，也就是说是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相应地上层建筑本身及其与物质基础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伦理学的讨论往往会围绕着人造物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展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墨子就对人造物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缛礼、厚葬久丧，都是针对奢华的贵族生活、腐败的贵族统治，以及空言误国的儒家思想提出来的改革意见。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缺少“义”，不义是因为“利”的不平衡造成的，这种不平衡集中表现在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生活日用做起，在生活方式上建立一种实用健康的行为法则，即“节用”的主张。墨子的思想与卢斯[A Loos]有着极其一致的相似性。卢斯在《装饰与罪恶》一文中说:“装饰严重地伤害人的健康，伤害国家预算，伤害文化进步，因而发生了罪行。”“装饰的变换使劳动产品过早贬值。工人的时间和所用的材料是浪费掉了的资产。”(7)卢斯的批判同墨子的批判是站在同一基点上的，出发点都是要充分利用而不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变化，人们对于“装饰”的道德思考也在发生变化，当生产力进一步发达时，对于“装饰”的需要又会随之出现。
设计作为生产和工业现实与人之间的中介物，其作用是双方面的。它一方面作为一种改进方式作用于工业现实，另一方面又使工业产品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历史上思想家们早就发现这种人工物品的发展，通过生产关系的转变，有反过来影响到人工物品的制造者——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与私有制的本质联系上追溯到劳动的异化时说: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8)这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中国战国时的思想家庄子也曾提出过“物”对人的异化这一问题，并提出要避免“丧己于物”，克服异化，支配“物”，使物与人相协调、统一，要“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的思想。
设计对人的控制，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它是最有效的推动消费的方法，它触发了消费的动机。我们对超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本来进超市只准备买几件物品，结果却推着满满一车东西出来，远远超过购物单上所列出的。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包装到货柜陈列到营销方式，都是为扩大销售而设计的。进入超市的人往往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需要。设计能够唤起隐性的消费欲，使之成为显性。或者说设计发掘了消费需要，并制造出消费需要。当代广告语言学认为，我们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所谓“自然的”和“生理的”需要，任何需要都是外在事物创造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性的。人类物质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和文化消费。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他的名著《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中援引了马克思的例子:英国工人阶级需要啤酒，法国工人阶级需要葡萄酒，人类需要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体现。因此，并不是设计要靠消费的需要决定和解释，而是人类各个时期不同的需要要由外在事物来做说明。广告设计就是外在事物之一。朱迪斯·威廉逊[Judith Williamson]在她的广告研究经典著作《广告解码》中指出，广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能动的构造作用。广告不仅刺激和创造了人的消费需要，而且广告和消费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9)人赖以确定自我的方式就是与外在事物的求同，因此实际上这些外在事物规定了我们的性质。对社会的深层心理分析我们默察到，设计创造消费的能力不仅源于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心理同构之中。
在消费时代，设计师的行动当然无法完全摆脱商业的影响，都免不了有背离设计的艺术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以时尚的流行等为外在表征的设计，将会造成虚荣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流行，且无端浪费人类的仅有资源。那么设计仅仅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吗？未必尽然。设计之目的，就是要生产出合适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并尽力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最终达到“理想中的乌托邦”。它要求设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向人提供合适的产品，拒绝任何无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没有节制的使用物品。
因此，虽然“异化”的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与依据，但被另外一些理论家认为有可能被夸大化了。德国技术哲学教授布律诺·拉图尔[B.Latour]认为马克思过分注重技术的社会因素。“马克思并不看重技术本身:技术被定义为物化劳动或者劳动价值的客观化，也就是说没有被看作是中介物。技术产品的作用只是影响、控制和毁灭社会。可我认为技术除了转化为物化劳动外还有许多其他作用，人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扩展社会力量的手段的工具。”(10)拉图尔认为人对技术的介入太深了，不可能为技术所控制，他承认起支配作用的技术是有的，他们就是为那些目的而生产。例如某些技术的产生是在效率提高之后，淘汰了制造它的工人，然而并不表明该技术独立自主的将来，“技术不是奴隶，不是完全由主人来决定它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主人”(11)这是因为技术的“中介物”作用——实际上这一部分正是设计的意义与体现，这是因为设计产品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但是社会是人的身体的延伸，人在使用物品中所接触的不仅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组织机构即设计理念、营销计划[刺激消费的谋略]、商业利润、售后服务等，这是一个社会学式的巨大链条。当链条中间出现问题时，链条却在人类手中，因此无需自扰。
“机器让我们失业，它们表现的成就令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印象深刻，但我们要做的是创造自己的角色，是逃避机器最终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让我们失业的不是机器，而是人们对机器的使用。机器是存在的，当然，它们的惯性力是一种力量，但不该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它们。别忘了发明并使用它们的是人，我们应思考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经济系统。”(12)设计是无法完全承担起解决人与人造物之间关系的责任，但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无论是对设计自身的发展抑或它与技术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人与工业产品之间的关系来说，应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注释】
(1) 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设计、文化与技术[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3.
(2)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4，145.
(3)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4，145.
(4) 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设计、文化与技术[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3.
(5)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5.
(6)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71.
(7)汪坦，陈志华.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M].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67.
(10)F·贝尔.技术帝国[M].刘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9，145.
(11)F·贝尔.技术帝国[M].刘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9，145.
(12)F·贝尔.技术帝国[M].刘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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