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伦理观念

第四节　春秋时代的伦理观念

春秋时代，社会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①伦理思想开始挣脱宗教体系而以探讨人与人的关系的现实形式出现。西周时代伦理观念被包含在宗教意识中，孝与对祖先神的崇拜和祭祀不可分离，德与对天的崇拜和祭祀不可分离，春秋时代的伦理观念突破了这些局限。②伦理领域里着重讨论的是基本范畴问题。“孝”“德”等旧范畴被改造，“忠”“仁”等新范畴被提出，以确立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③春秋时期，氏族社会习俗的残余，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婚姻家庭关系中，仍然明显可见。它既具有落后于时代的恶风陋习的性质，又包含着某些原始的平等因素。

春秋时代，伦理范畴及其应用都比较广泛，单襄公有一段评论孙周（晋悼公）的为人品质的话，他说：

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国语·周语下》）

单襄公一口气提出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个伦理范畴，显示出这个时候伦理观念比前代更加细密，同时以“文”统率这十一个伦理概念，更表现出把众多伦理概念系统化的努力。在这个以“文”为伦理纲领的系统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或少见的忠、信、仁等新范畴，同时又沿用了敬、孝等旧范畴，并在其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忠，无论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一般道德规范，或者作为君臣关系的特殊道德规范，在春秋以前都还没有出现，春秋时代所说的忠，在以前被包含在孝之内。因为在西周宗法制时代，整个统治阶级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大夫及其家臣为一家，推溯上去，一国以至“天下”的各级统治者都可合为一家。这样，君臣关系亦是父子、叔侄、兄弟关系。“臣子”与“君父”对称，孝不仅是子对父的道德规范，也是臣对君的道德规范。到了春秋时代，宗法制被破坏，君臣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君臣之间失去了必然的血缘关系，于是从孝的观念中便自然地分离出忠的观念。春秋时代所讲的忠既不是君对臣民单方面的要求，也不是臣民对君的绝对义务。随国大夫季梁对随侯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宣公六年）身居高位的人（实际上就是指君），首先应该“忠于民”，“忠于民”的要求就是要“思利民”。百姓在忍饥受饿，君主置之不顾却力图满足自己的私欲以逞快意，这就违背了忠的道德规范，就不合于“道”。在这种情况下祝史的祭祀，鬼神也不会接受。同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是相对称的，君若不以礼使臣，臣也就可以不以忠事君。所以，孔子又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君臣关系与朋友关系相近，臣对君犹如对朋友一样，“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

同样，在宗法制瓦解的背景下，贤的观念受到重视。最初贤只有技能的含义，技能优异者被称为贤者，更具体地说，是指狩猎中的善射者。春秋时代，在各诸侯国的实力竞赛中，迫切需要治国、打仗的人才，而旧贵族腐败无能，许多占据高位的旧贵族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打仗，于是不得不打破宗法关系的“亲亲”原则，把人的实际才能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臣臼季看见冀缺夫妻相敬，认为冀缺有德，请晋文公任用他。文公问道，他的父亲冀芮有罪，可以任用他吗？臼季回答说，舜惩办罪人，流放了鲧；他举拔人才，却起用鲧的儿子禹。管仲是桓公的仇人，桓公任命他为相而得到成功。《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诚敬，哥哥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这不能连累别人。《诗》说：采蔓菁，采萝卜，不要把它的下部当糟粕。要看到人的长处所在。文公任用冀缺为下大夫，后来冀缺在与狄人作战中果然立了战功。

贤者从狩猎能手的含义发展成治国、治军人才的观念，自然要与伦理道德发生联系，因而“贤”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臼季对冀缺的评价也就是从“敬”“德”出发说明他有“治民”之才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臣赵衰向晋文公推荐郤穀作元帅，理由是郤穀“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晋语七》记载，张老认为魏绛可以为卿，理由是“夫绛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若在卿位，外内则平”。前者提出德、义两种品质作为贤的标准，后者则提出知、仁、勇、学四种品质作为贤的主要内容。所以，贤成为一种新的伦理范畴，它与孝、德等范畴不同，不单以宗法意识衡量人才，而是兼顾了智慧和能力这些方面。

如果说春秋时代没有“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观念，那个时代也就没有“烈女不嫁二男”的贞节观念。春秋时代有所谓“烝”“报”制度，平辈之间、上下辈之间都可以发生婚姻关系，甚至子可以娶生母以外的诸母，嫂可以改嫁给丈夫之弟。这是氏族社会残存的习俗。《诗经》中多有所谓“桑间濮上之意”，《郑风》《卫风》描写男女交往的诗相当多，而孔子并没有把它们看做违背伦理的“淫诗”将其删除掉。整部《论语》中也没有提倡“贞节”的词句。美妇人夏姬改嫁多次，楚庄王的大臣巫臣仍郑重地正式聘她为妻，申叔跪还庆贺巫臣“有桑中之喜”，无论是巫臣，还是申叔跪都没有要求妇女“贞节”的观念。以上氏族社会习俗在家庭婚姻关系方面的残余，则是伦理观念的历史性的绝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