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现代化的领导权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看出：在近代德意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旧势力都在起主导作用，新力量似乎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拿破仑的冲击却使旧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中，已存在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原有的数百上千个大小邦国、帝国骑士领和帝国自由市合并成38个半独立的行政单位，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不统一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孰先孰后的选择，那么按巴登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卡尔·冯·罗特克的说法：“我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而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¹⁶⁾这意味着新力量企图自下而上地改造德国，与迄今为止的德意志道路背道而驰。人们似乎很愿意尝试一下革命的方法，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30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革命果真出现了，1848年德意志爆发全面革命。革命需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问题就必须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否则就一项也完成不了，革命从本质上说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因此不推翻各邦国内的专制，就不可能实行革命的统一。然而遗憾的是，卷入革命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在期待统治者的指引。莱茵区资产阶级领袖汉泽曼在革命前夕写给政府的一封信十分典型，他说：“……我的希望，我的哀求，都寄托在我们尊贵的国王身上。靠它，靠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之祸。”⁽¹⁷⁾在这种心态下，革命就很难进行到底。

不过更为遗憾的是，革命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半。一半坐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中讨论“统一”，并最终把统一的帝国皇冠赠送给普鲁士国王。国王不领这个情，说他不能从贱民手中接过这顶“耻辱的皇冠”⁽¹⁸⁾。这使得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德意志西部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发动过几次小规模起义，但终因全德意志不愿响应，统一的愿望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另一半在柏林和维也纳街头发动巷战，目的是推翻君主专制。两地（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流了血，并一度把宫廷赶出城外。但是，当革命取得这初步的胜利后，革命者就心安理得地坐进了由宫廷授权召开的临时议会，并心甘情愿地等待宫廷打回来复辟。这样一种半心半意的革命在西欧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德意志新生力量生来软弱，在革命过程中暴露无余。

这样，主动权又回到旧势力手中。在革命中，旧的社会力量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动用武力镇压了革命。但革命被镇压后，普鲁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国王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规定普鲁士成为“立宪的”国家!这在整个德意志都造成深刻的震撼：当时，多数邦国都废除了革命中制定的宪法，而唯独普鲁士却颁布宪法，从而使全德意志都为之归心。自此后，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就心甘情愿地接受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导了，容克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旗手！美国历史学家平森说：“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¹⁹⁾但这种心态其实被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遮掩起来了——普鲁士不是得到宪法了吗？英明的统治者将引导人民走向未来!然而，恩格斯却对德意志的未来有过准确的预见，他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²⁰⁾，看来德意志的旧统治者又胜了一筹。

60年代初，自由主义与专制政府摊牌，触发事件是国王的“军事改革”，国王企图通过军事改革打击自由主义，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议会否决政府的预算，企图切断“军事改革”的财源。当时，如果议会获胜，那么普鲁士就会像英国那样通过议会斗争，逐步向民主制度转化。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显然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打算退位，说他“做不到按照议会中现在这个多数的意志来进行统治”⁽²¹⁾。正在这时，他的容克陆军大臣推荐另一位容克政治家、正在彼得堡任大使的俾斯麦回朝，拯救容克和容克的国家。

俾斯麦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让容克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任务，从而让自由主义无立足之地。1848年革命是由自由主义发动的，当时，它既想实行统一，又企图推翻专制。在革命中，这两项任务被不自觉地分开了，现在俾斯麦却要自觉地将它们分割开来，他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²²⁾这表明：他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那是“当今的大事”；为此，“决议”和“多数票”都是不可取的，那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他曾说，“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²³⁾。因此，专制制度不能被消灭，它应该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证明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他甚至不惜借助“君权神授”的过时理论，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²⁴⁾。总之，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未来是：由普鲁士王权统一德国，由容克地主统治德意志。

这个任务是靠“铁和血”完成的，不过铁和血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从他上台那一刻起，他就置议会的反对于不顾，而强行征收“军事改革”税。一年多以后，他就可以凭借一支重组的军队去发动对外战争了，他先后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在对外战争中，他让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充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领导者。战争的胜利不仅剥夺了自由主义反对王朝的借口，而且使一切德意志邦国都不得不聚集到普鲁士的旗帜下，向德意志的敌人共同开战。1871年1月，在打败法国仅几个月之后，俾斯麦就偕同威廉一世前往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镜厅中接受了其他德意志邦君的“劝进”，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但是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就彻底投降了。普奥战争胜利后，资产者就已经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地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民主方案——引注)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民主制度——引注）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²⁵⁾后来负责编纂国家法典的戈特利普·普朗克在1866年7月说：“我心中极其难以置信的是，普鲁士在容克的治理之下取得了胜利，在胜利之后自动地获得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巴伐利亚自由党领袖布拉特说：“专制主义”能执行“我们为自由主义提出的”纲领。另一位自由党领袖济贝尔则说：“谁给俾斯麦伯爵推动德意志的事业制造困难，谁就不是为自由和议会制的宪法事业，而是完全为德意志和欧洲封建的和正统主义的党派效劳。”⁽²⁶⁾1866年9月3日，在打败奥地利仅一个月之后，德意志自由主义就集体向容克投降，这一天，议会通过“豁免法案”，“豁免”了俾斯麦在“宪法危机”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征军事税的“错误”，实际上是认可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从而把国家事务完全交给容克阶级去处理。在争夺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旧统治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俾斯麦不仅让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他还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德国向现代国家迅速迈进。德国统一后，他立刻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司法制度等以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他还保证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的经济活动和自由开办工商企业。在容克领导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无怪乎资产者感到万事大吉，于是宣布：“公民们生来是干活的，而不是去当政治家!”⁽²⁷⁾

对工人来说，俾斯麦把帝国打扮成劳动者的祖国。从1871年起，帝国议会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各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受害者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年。这种政策对德国工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早在1863年，全德国工人协会领袖拉萨尔就写信给俾斯麦，说德国工人“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制度”，“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他希望国王能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²⁸⁾。当时正是普鲁士资产者为军事改革问题与俾斯麦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国工人其实比资产者更早认同了容克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曾愤怒地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批评拉萨尔主义“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²⁹⁾。

总之，容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帝国，它在资产者眼中是自由主义的，在工人眼中是社会主义的，在一切德国人眼中又是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国家，专制是它的本质。这以后，德国经济全速发展，很快超过法国，又超过英国，与另一个后起之秀美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崛起似乎证明德意志道路是正确的，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帝国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自由”和“进步”已成为现实。但这个大厦却是这样运作的：帝国服从普鲁士，普鲁士服从皇帝，皇帝和容克结成坚强的同盟，构成了整座大厦的基础。旧统治力量在帝国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了，非但如此，它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腓特烈大王开辟的德意志现代化道路，到俾斯麦手上可说是彻底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