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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2-10-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北京市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经济规模方面,无论与域外城市的绝对数量,还是与国内城市的相对比重都存在明显差距。强势而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也是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强有力保障。

(一) 北京生态文明建设与域外城市比较分析

根据已有的数据信息,北京市的轨道交通里程数和人均预期寿命指数接近世界城市水平,但其他领域与域外城市的差距较大。北京市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经济规模方面,无论与域外城市的绝对数量,还是与国内城市的相对比重都存在明显差距。在产业结构合理性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经历了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完成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产业排序向“三、二、一”产业排序的转型,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与域外城市的三产结构相比,北京仍然有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升级的必要性。2007年,伦敦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已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2.2%,第三产业的比重为87.8%。在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方面,北京市万元GDP能耗和环境污染度都比较高,与域外城市存在不小差距。

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是具有首都功能的世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各具特色,建设进程、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也不尽相同。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应当学习借鉴这些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和成功范例,但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或复制,应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战略要求和北京城市建设具体情况和未来发展定位,在理论创新、发展模式和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北京自身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对四大世界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概括如下:

第一,生态优先、环境优先和资源优先的城市总体规划引导城市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简单工程,也不是一蹴而就便有成效的短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复杂化的长期系统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因此,必须制定由生态优先、环境优先和资源优先等为主导理念的城市发展规划,引导城市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持续健康地向着经济、社会及生态一体化方向发展。以东京为例,本着环境优先的战略定位和先进理念,将环境建设提升到城市建设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早在2006年的《十年后的东京发展规划》中,就提出力争到2020年使东京成为世界环境负担最低的城市,颇具远见的战略定位和建设布局奠定了东京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基础。

第二,科技创新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基点。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在上述城市中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它们所采用的较为完善的综合性绿色技术。为了减少垃圾填埋占地,节约土地资源,多年来,东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技术,致力于垃圾焚烧设施技术的推进。除广泛开展有价值垃圾回收利用外,东京还将垃圾按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进行分类,分别进行焚烧发电和填海造地。同时,着力解决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有害问题,促进垃圾焚烧末端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推进。东京的TRP是处理包括建材在内的产业垃圾和污染严重的医疗垃圾的专门企业。应用高技术焚烧处理后,最终只有2.5%的剩余物质不能被“消化”。这些最终不能被“消化”的固体残留物用于填海造地,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后产生的水可以直接排入海洋,产生的气体亦不会污染环境。可见,科技创新是世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能否实现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生态建筑、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发展都取决于绿色技术的开发创造和实际应用。

第三,发展多元的生态组织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是城市的政府、企业、公民,换句话说,这些组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起者和具体实施者,尤其公众是城市的生产者、建设者、消费者和保护者。任何城市都应尽可能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无论是规划方案的制定、建设项目的实施还是后续项目的监督与落实,都应该有具体措施来保障公民的广泛参与。在交通领域,巴黎市政府鼓励公众参与,每周选择一日为“无车日”,并采取由社会机构和私企赞助的打折汽油、停车、下车、减税、拥堵费打折等优惠措施吸引市民参与,该活动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43000吨。

第四,法律法规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强势而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也是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强有力保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基本法》《推进循环性社会形成基本法》《资源利用促进法》《废弃物处理法》《食品回收利用法》《汽车回收利用法》《容器包装再循环法》《资源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 (基本框架法)》《绿色采购法》《建设再循环法》等国家环境法律的相继出台,以及《东京都环境基本条例》《东京都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低油耗汽车利用章程》《2007年东京节能章程》《东京都大气变化对策方针》《强制碳减排与排放交易制度》等地方法规的颁布实施,东京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善。除了立法外,东京市政府还采取制定了规划的办法使环境保护纳入战略体系,如《新东京都环境基本计划》《东京绿地规划》《东京都新战略进程》等,以法律法规确定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明确环境建设的战略举措。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实施极大促进了东京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稳妥推进,也有效避免了政策、规划本身的稳定性差的弱点。上述世界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均对生态文明立法工作极为重视,从城市市政层面到城市管辖地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包含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税收、教育和公众参与等一系列内容。

第五,加强生态环境意识培育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律机制。斯德哥尔摩会议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源于人们的无知和不关心”。因此,解决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无知和不关心是生态环境教育面临的主要“瓶颈”。环境认知教育关注的是环境问题中的无知与偏见,环境管理机制解决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关心问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并主张发展环境教育。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十分注重环境认知教育和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机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手,北京市政府不仅应向市民传授生态文明道德意识,使他们了解其内容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提高市民自身的生态意识,使保护环境和自然系统、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只有抓好生态文化道德教育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市民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才能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实现生存持续、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生态改善的统一和融洽的生态文明目标,推进北京建成高标准的生态文明城市,以期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加快走向世界城市的步伐。

(二) 北京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内城市比较分析

本书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电耗以及垃圾处理和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将北京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内重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比较分析。

在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年际增速方面,北京市保持了较好的排名和较快的增速。在2000年至2011年间,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了较快增速和高位排名 (继上海后次席),见图3-24; 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略低,五个城市中北京市排在倒数第二名,见图3-25,反映出北京市的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极大,亟待改变城市发展战略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现状。

图3-24 五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速年际变化

图3-25 五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际变化

在能源消费总量方面,五城市中,上海市排第一位。从2002年至2010年的八年期间,上海市能源消费总量为78998.39万吨标准煤,北京、重庆、天津和广州分别为51 786.4、43 932.15、41 517.1、38910.66万吨标准煤,见图3-26。然而,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方面,北京最低。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都在0.8吨标准煤以下; 重庆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最高, 2011年,重庆市万元生产总值接近1吨标准煤,见图3-27。在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方面,广州较低,其次是北京,上海和天津较接近,重庆是电耗最多的城市,见图3-28。

图3-26 五城市能源消费总量年际变化

图3-27 五城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年际变化

图3-28 五城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年际变化

在环境与生态效益方面,从2003年到2011年,五大城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断上升。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方面,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从2000年的9.66平方米、5.40平方米、4.60平方米、1.04平方米、7.87平方米提高到2011年的15.3平方米、10.3平方米、13.1平方米、17.0平方米、15.1平方米,北京排在重庆和广州之间。在城区绿化覆盖率方面也有了积极的变化, 2011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的城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为45.6%、34.5%、38.2%、40.28%和40.3%。五个城市在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从2003年的91.3%提高到2011年的98.2%,天津市近几年都可以达到100%,重庆和广州较为接近,都在90%左右,上海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仅为60%; 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方面,天津、上海较好,其次是广州,北京和重庆工业固体综合利用率水平较低,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做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化,见图3-29。

图3-29 五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年际变化

北京在城市硬件设施及环保治污领域保持了较快投入,但生态效益及绿色产业链未能形成规模,还缺乏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生态预警机制的强力支撑。北京市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清洁空气优良率方面并不具有绝对优势,空气质量优良率低于其他四个城市,见表3-16。如前所述,生产污染、消费污染、生活污染、空气污染等多种污染、多重灾害的有效治理需要依靠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市场导向,应坚持以生态效益为优先,建立健全相应的生态评价及预警机制,否则,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在所难免。

表3-16 五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年际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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