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分类学研究论文的写作

形态学方法虽是植物分类的基本方法，但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遇到种类繁多，特别是研究植物的演化地位和亲缘关系时，往往感到不足，必须借助试验分类学研究的结果进行探讨。

试验分类学方法一般包括：①解剖学方法；②植物化学分类法；③细胞分类法；④孢粉学分类法；⑤分子生物学分类法；⑥数值分类法；⑦地理学分类法；⑧胚胎学方法等。

从目前植物分类学发表论文来看，试验分类学论文所占比重大，引用文献频次高。

例1：Thorne的论文《The classification and geography of the monocotyledon sub classes Alismatidae，Lillidae and Commelinidae》（单子叶植物泽泻亚纲、百合亚纲和鸭跖草亚纲的分类和地理）（2000年），全文28页，参考文献计625条，占22页，各个分支学科文献引用情况见表1—1。

例2：任毅的论文《Low genetic diversity among populations of the rare Chinese endnmic Kingdonia unifilra revealed by RAPD analysis》发表于《Israe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2005，Vol53：65—73），文献55篇，文献学科分布大致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2篇；20世纪60年代4篇；20世纪70年代1篇；20世纪80年代8篇；20世纪90年代31篇，2000年（含）以后9篇。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以植物形态学方法为基础，利用试验分类学方法作为辅助以探讨植物系统演化、亲缘关系的学科交叉性已成为当今植物分类学研究课题和发表论文的主流。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创新的增长点。图1—1示意其关系。

首先必须对尽可能多的蜡叶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居群概念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正确对待单份标本（包括模式标本在内）的分类学价值，把它们视为众多标本中的一员而给予特别待遇。模式标本仅在命名上具有独特的作用，但在划分类群时，它和任何标本都是等价的。其次，应尽量利用来自其他相关学科的资料，特别是细胞学、遗传学和居群生物学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可能有很大的分类学意义，或在作分类处理需权衡利弊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标本室工作仍需居群概念的指导。

Nooteboom和Peter Raver都认为中国的分类学家往往持有狭隘的物种概念，而这是由于他们缺少足够的标本，有时是模式标本，因而不能充分研究种的变异性。Raver说这使他相信中国植物分类学中真正的物种概念颇有模式概念的色彩。中国的植物区系中可能有大量的种，其真实身份还有讨论的余地。根据单个性状或完全按营养器官形状来命名新种是常有的事。有些学者甚至把发表新种作为分类工作的目标。现有的、为数非常有限的关于中国植物变异式样研究的证据证明有些“种”实际上是生态宗（Chinopodium）、地理宗（Cunninghamia和Indigfera）或呈地形梯度变异式样的分类群（Lespedeza和Rhcdodendron）而已。

图1—1 物种分类与生态学研究的整体层次构成示意图例

例如，曾有分类科学家对一个具有复杂变异式样的种的精心研究导致对25个种名的归并，其中有10个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分类学家发表的（Clematoclethra）。

正确的物种概念来自对植物变异式样及其分类学价值的正确和充分的理解。

Nooteboom和Ravnen的物种概念在当前欧美学者中占主导地位，属于植物分类学种的所谓“归并派”（lumpers），主张多型种（polytypic species）概念，这与俄罗斯的柯马诺夫学派即所谓“细分派”（sprher）学者的物种概念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个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对物种概念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归并派”学者认为，凡具有广大分布区的种或林奈种（Linneon）往往是多型种，是由不同的地理类型所组成，而每个地理类型相当于一个地理宗（geographical race）或地理亚种。“细分派”学者认为，只要有充足的区别，就应该给这些地理类型以种的称号。这个学派把地理宗统统提升为种，使前苏联植物区系的种的数目大大增加。

种的划分是生物分类学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Davis和Heywood的名著《被子植物分类学原理》（1963：455）中讲：为分类学家所用的试验的、细胞学的、遗传学的和其他方面的证据愈多，他们发现分类学上被忽略或误定的种的可能性就愈大。把“不好的”种（bad species）归并为异名与描述新种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