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共生，共生的伦理

我国莎译大家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方平等人的译作备受瞩目，并不因为他们的译文毫无疏漏纰缪，而在于他们对原文严谨、忠实的翻译作风。朱生豪先生为达到“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的翻译境界，往往“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只因“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梁实秋先生译莎剧累时37载，是第一位独立译完莎氏全集的华夏学人，他为了使原文“存真”，即便逐字逐句地精研莎剧，在面对原文时仍搔首踟躇，不敢落笔；卞之琳以诗体译出莎氏“四大悲剧”，且有许多相关论文，前后30多年从事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研究，仍觉“不超‘白丁’一线”。由此可见，译家们备受推崇的丰硕译绩正是他们译品及译功的真切写照。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什么“译者主体”“权力话语”“误读”“再创造”“文化操纵”之类翻译概念的狂欢，但翻译的一般本质对任何时代都应具共通性，即客观再现文本。因为“如果译者不能向译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与文化将不可通约，人类将永远囚在各自语言的牢笼中，互为陌生的他者”^[1]。

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文本就是一面浓缩了当时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镜子”，翻译就是借助这面历史的“镜子”来映照现时的人心。翻译过程中的“误读”是译者的主观性存在，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自由梦幻式追求。对“误读”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其表层的含义，不是对原作进行任意解读，无端增删、改编，甚至重构。译者的“误读”是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但对“误读”“再创造”的本质应谨慎把握，有人把误读当成一种“能动的力量”，或“决定性的权威”（乔治·普莱），这是一种偏激；而把阐释的目标定在“比作者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它（原文本）”（施莱尔马赫），只是一种无限完美的遐想，也充分暴露了译者作为“主体”的狂热。对“误读”不能误读，也不能假“再创造”之名而行恣肆解读之实。有些译本为迎合时代的读者，或出于某种政治企图及商业利益而过度释译原文，夸大了意译的限度，违背了原文的宗旨，偏离了翻译本质，给翻译领域造成了混乱，僭越了翻译共生的基本伦理，使译语读者丧失了弄清原作“真相”的权利与应有的期待。

鉴于语言作为艺术表达的无限开放性，不同的译者对原作阐释的历史性与相对性，译者视野与作者视野永远无法重合，文化过滤不可避免，任何译本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阶段性理解过程，是“一段特殊的历史逗留”^[2]。而这恰恰为一本多译、经典重译提供了历史机遇。《哈姆雷特》的汉译本从文言文、白话文、散文到诗体，随着时代的行进而不断地更新。这些译本生成于中国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译者皆以各自的阐释视角，以各自时代的读者为阅读对象，采取适合各自时代语言规范和普遍接受的形式而译出的阶段性文本，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起到了“媒”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莎剧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时共生”与“效果历史”。这充分说明了翻译的共生性与无限开放性的本质与特点。

总之，经典的魅力在于不断地重译，让经典在不断地重译中延续其生命与价值，演绎其动态的“效果历史”。

【注释】

[1]Li Jingying.，“Towards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National Book Museum，2004.

[2]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