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翻译生态与译者的视域融合

共生翻译生态是一个整体的语言与文化生存状态，是翻译主体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在条件之总和。翻译主体群是原作者、翻译发起者、赞助商、译者、译审、编辑、审查人、版权人、译评人、出版商、营销商、读者等构成的共同体。这个主体共同体当中的每一个个体互为制约，并在其共同维系的翻译活动中互为交织，动态地维系着翻译主体生态场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一种翻译共生形态。而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共同体中的核心主体，有其独立性与能动性功能，因为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他／她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3]。故此，译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定自身的翻译使命，积极创造有利的翻译共生环境与条件，把握翻译实践机遇，勇于挑战困难，甚至权威；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译者是主体之中的主体，但不是主体之中的全部，译者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彼此有互依共存的密切关系。因此，要积极改善与翻译相涉的“人”的环境，即自身主体以外的主体生态环境；也要理性融入自身所处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环境，即客体生态环境；要在时空维、社会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环境中，优化自身条件，规避各种不良因素，整体认识翻译时局，宏观把握翻译走向。实际上，任何成功的译者，都是与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有效视阈融合的结果。比如，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期间，朱生豪面对炮火连天、贫病交加、生活物质匮乏、翻译工具资料奇缺的恶劣环境，要翻译《哈姆雷特》这样一部“雄浑永恒的交响曲”就不可能做到字斟句酌，达到像梁实秋先生那样“悉照译，以存真”的翻译效果，追求译文的“神韵”才能使其“有所为”。两位译坛大家在对《哈姆雷特》翻译策略的取舍上，虽有各自翻译观与自身素养的显现，但也是积极创造共生环境、有效把握翻译时局的结果。

翻译是译者对自身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的最大化共生诉求的结果，译本是译者努力协调原语作者与译语读者、原语语言文化与译语语言文化之间关系的结果。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努力使两种语言文化、两种社会的人文生态互为共生，使之有效链接与互为通约，这是一个积极诉求与主动创设的结果。译者面对主体共生环境与客体共生环境中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搅扰，必须学会整体权衡。实际上，译者对翻译共生环境的积极诉求与主动创设构成了翻译的整个过程。译者要想在自身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并最终取得译事成功，就应主动创设与不断优化共生环境，即在主体共生环境与客体共生环境间取得双向平衡，这是一种共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