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共生诉求

当我们以一种细腻与严苛的态度去审视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发现许多不可译、不对等的情形，但无论人类族群间文化互斥的野心有多么强烈，终究掩盖不了其自身互依共存的本能诉求，翻译中求得原语与译语在文化上的共鸣与共生总归要主导译者的行为。从这个层面讲，翻译其实是一个求同化过程。而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别样性总被解释成障碍性，甚至对抗性，其实只是某种不同或差异而已，还构不成求同的沟壑。布拉格语言学派代表雅各布森认为，“所有认知经验及其分类都可用任何一种现存语言表达出来……语言符码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可根据共性和对比原则而被对峙、并置，进入共边的关系之中。目标语言中语法措施的缺乏并不影响原语言中整个概念信息的直译，如果表达不充分，可以用外来词或外来翻译，用新词或语义转换，最后用迂回说法来限定和扩展术语”^[15]。

翻译本来就不是特定时间与空间际遇下的真实理解，但人们总是强行赋予翻译一种达到与原文本同样逼真的使命，这才是真正的不可能。我们知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思维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旅行中也不可能毫无二致地复现，即便是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本人，也不能在今天的现实中原样地保持其当年的思维与语言特性。人们对翻译总是寄存一种理想，即在译文中再现原文中的“入微”表达，既传达语义，又再现原语语言艺术的极致与境界，使语言和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的位移中毫不褪色。而这只是一种理想。

翻译是意义的流动与文化的共生，语言间彼此享有的共性使得任何语言都具备有效翻译别种语言的能力。语言间的差异性随处可见，但“任何企图证明词语是差异的多重性的寄居场所，都将会忽视它的所指，并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词的语义的任何含混均可借助对事物的参照得到解决”^[16]。毕竟，词是意义的符号，是物质与抽象概念的符号，是表达任何思想片段及其之间关系的符号，寻求语际间差异中的等量对应是人类实现交流与共生的重要手段，也是两种语言与文化间可译与互通的有效体现。雅各布森认为，差异中的等量是语言的最重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问题。从跨文化交际的意义讲，“求同”是最重要的策略，对语际间语词对应单位的内涵和外延意义进行“入微”比较随时都可能成为“不可译”的借口，但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具有交际意义；因为“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综复杂的，而时不时总有人试图通过声称不可译性来斩断这团乱麻”^[17]。

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的使命是构建人类语言共生的理想王国，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如此和谐而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意义就好比微风拨动风鸣琴一样”^[18]。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补，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是‘神圣的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19]。

人类的语言与文化共生之路注定会是一个充满认同与对抗、动态而丰富的历程。认同与对抗是翻译中的两种显性文化共生形态，也是实现语族间语言与文化共生的必经之路。在文化认知与传递过程中，对抗源于认知上的局域和界限而并非妄动与叛逆，认同则是译者无限接近原文本真与作者意图的视域融合。语言本质上的同一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译性和可为性，即追求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这也是人类语言与文化共生的唯一出路。若因两种语言间异质因素的存在而否认语言的共性，过分夸大语言间的对立，只能导致翻译不可为。翻译中，译者应突破认知疆界，跨越文化差异，包容异质个性，实现语族融合与文化共生。

【注释】

[1]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代序第2页。

[2]Jacques Derrida，“Difference”，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le，“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86，p130.

[3]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但丁：《飨宴》。转引自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3页。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3页。

[6]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7]Gayatri C.Spivak，“Politics of Translation”，“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Routledge，1993，pp.197－200.

[8]同上。

[9]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0]同上。

[11]韦努蒂：《翻译、共性、乌托邦》，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1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页。

[13]韦努蒂：《翻译、共性、乌托邦》，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14]同上。

[15]Jakoboson，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pp.113－118.

[16]Banjamin，Walter.“Translation and Nature of Philosophy：A New Theory of Words”，London：Routledge，1989.

[17]Jakoboson，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pp.113－118.

[18]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Banjamin，Walter.“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rendt and Hannah.Ed.“Illumination”，New York：Fontana Press.1992，pp.70－82。

[19]Derrida.“Des Tours de Babel”，in Joseph F.Graham（ed），1985，pp.16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