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翻译环境的共生性诉求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是翻译行为的实施者。要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译者必须具备适应翻译环境的能力，与翻译生态场其他主体和谐共存。也就是说，译者应学会在平衡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赢得生存。而平衡总是处于妥协与抗争之间，译者对翻译环境的共生性诉求是指：第一，对内部主体环境的共生诉求，即译者对自身综合翻译素质的诉求。包括母语涵养、外语语言文化功底、文学素养、知识结构与体系、政治思想素养、翻译研究阅历及翻译经验积累等。第二，对外部主体环境的共生诉求，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其他相涉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有无学界同行或前辈的指导与提携，是否融入译界科研交流或活动圈子，是否与相关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并赢得信任，是否有市场营销技巧或渠道等。第三，对外部客体环境的共生诉求，即译者所处社会当下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风尚、社会教化等。其中，可以把内部主体环境看作翻译共生环境的内含性指征，把外部主体环境与外部客体环境看作翻译共生环境的外延性指征。

我们知道，翻译是文化认知与传递的过程。但其复杂性在于，不同族群对同一事物可能有不同的情感反射、相悖的文化体验或相反的心理联想，或在语言手段上有迥异的修辞手法。不同的语言文化皆有其特殊的历史境遇与地域生态，有其独特的民族情感、思维路径、异国情调和传统习俗等。对概念的不对称、文化的空缺及语言结构差异等方面的处理，对文本意境及风格的翻译等都是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共生能力的检验。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异样的视阈与共生原则，这使得翻译的多选择性不可避免。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推翻清朝统治，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究其原因可知，政治立场、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及道德场域等因素会导致译者在对原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敲定、原文内容的增减、作者观点的解读等方方面面构成某种程度的干预。这就是说，译者在动手之前、翻译之中甚至停笔之后，始终逡巡于自身所处的主客体生态环境间的权衡之中，他／她可能逡巡于文字的解读、文化的冲突、观点的纠结、风化的担忧、信仰的阻隔或动机的焦灼等心理矛盾之中，同时也在经历一次类似分娩的痛苦与喜悦历程。韦努蒂说，“任何翻译都基于某种意图，都隐含一个希望，即通过本土语言抄写、传达和认可舆论和外语文本”^[2]。哈贝马斯也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会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扭曲、变形，因为译者从来不会是一张白纸、不带任何“前见”地解读文本，翻译总会带有某种“意图”，当译本被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时，早已被译者“字斟句酌”过了，这反映了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主体之主体的客观性。所以，尽管没有人否认语际间的信息交流是翻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但今天已不会有太多的人认为翻译行为是一个单纯的交际行为；相反，它是译者多方位诉求的结果，译本总会反映译者的翻译生存样态，这恰恰凸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因此，译者应积极改善内部主体共生环境，加强积累，增进翻译理论修养与实践认知，提升翻译境界，推动翻译共生环境改变，努力优化翻译共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