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翻译关系的平衡与度

翻译的伦理基础是共生，对共生翻译的度的把握体现在伦理与规约层面。共生翻译的前提是译者准确地把握原作者意图及原文本的语言修辞风格，对原文本的偏离仅限于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译文的度，而不应故意揣测、贴合读者的阅读愿望与目的。翻译的目的是服务于读者，但服务读者什么，却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译者不能误导读者进入歧途。比如，“温水煮青蛙”式的陷阱，为了经济利益或销售排行榜上的虚荣，引诱读者猎艳、猎奇、猎怪，甚至暴力变态的、与社会群体和谐共生格格不入的变质翻译现象并不鲜见。例如，一本美国小说，当时市面上有两个译本，一本中文译名叫《假若明天来临》，另一本叫《来自地狱的女人》。而其英文原著名叫“If Tomorrow Comes”。毫无疑问，前一种翻译要更忠实、中性一些；而后者总有些译者的鬼祟之心，显然有俘获市场与读者的意味。

共生翻译倡导忠实为本，因为任何“主体”或“中心”都会损及原文语言与文化的别致感与新颖特质，都会对原文中既已存在的这些本质而宝贵的东西扼杀或篡改，结果就会是：我们本想通过翻译而获取的东西却恰恰因为翻译而丧失了。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译者中心”或“读者中心”都是十分滑稽甚至荒谬的事情；把“读者中心”和“忠实”加以一致化也是非常牵强的事情。我们难以想象“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如何能调和到一起。翻译的本质和乐趣在于翻译本身，而不在于任何以本位为目的的生拉硬扯。

“主体”与“中心”的喧闹过后，依然须回归忠实。

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客观认知和解读，认知是否客观，理解是否准确，要以文本为依据。所以，“译者中心”与“读者中心”都是在过度凸显甚至滥用人的“主体性”。共生翻译反对任何中心，但不反对以文类为前提；“读者中心”根本就是一种世故，甚至连“主体”也是一种“篡位”。翻译应该回归原作，无论原作是什么文类，都不至于使译本成为“译者中心”或“读者中心”摧残下的低级文本；因为，无论译者还是读者，其目的都应在原文那里，而不是自身。

如果假“读者”之名而行“译者中心”之实，那么我们就要请问这类的译者：哪个读者，哪些读者，或者哪些层面的读者是中心？难道读者是克隆出来的，想法和需求都是一致的吗？译者的主观性也许恰恰偏离了读者的实际需求与反应。这些年来，翻译研究的“中心”与“主体”思潮已经成了极其普遍甚至是自然而言的观点，翻译研究的这种“主体性”导向或“本位性”意识就像流行性感冒病毒一样，众说一时、众口一词；像是喧闹的翻译思想市场，随行情的变化而不断哄涨物价，实际并不是因为商品的成本变高，而是因为不法商贩的恶意囤积与暗箱操作，最后受害的是消费者。

翻译的本质是“解码”，焦点只是如何“解码”，而不应为了某些特殊的读者而顾虑重重。有理由相信，原作者在写作时，除了追求深刻的社会思考与深邃的时代思想外，也在追求语言的极致化；没有哪个原作者会故意选择拙劣的语言去创作作品，除非是文本情节或角色需要。所以，翻译中，追求译文的语言的极致美和精确美是与翻译的本质相一致，甚至是无限靠近的。

近代哲学二元论诞生以来，人类的自我与主体意识的无限膨胀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无限宰制，对生态与环境的残酷破坏，甚至人类自身也深受其害。看看我们的家庭与社会教育，“小皇帝”“小公主”成了家庭的绝对中心，到了学校，“自我中心”的膨胀意识仍在延续，公德缺失、责任与集体意识淡薄、势利攀比、自私自利、心胸狭窄、打架闹事、抢钱抢物，甚至草菅人命等并不鲜见……我们也不时地可以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看到一些伦理血案……这都是自我中心主义极度膨胀的结果。

翻译应承担社会道义上的引导义务，而不是成为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的帮凶。为了名利，对原文本改头换面，掏肝挖心，为的就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这实在已经不能叫做翻译、改编、改译、节译、变译，只能是一些违背良知与常态的文字诈骗。无论何时，只要翻译被过多的主体或利益的因素所浸淫，就已经偏离了翻译道义上基本的度，模拟已经是翻译的低层次追求，因为模拟至多也只不过是原文的表象与影子。本雅明说，“无论何时，只要翻译是为了服务于读者”，它就可以被定义为“低级的翻译”^[8]。

更准确地说，“读者中心”论者生产出来的译品只能是为了某一群体的利益或癖好而改编的东西。任何时候，只要是译者或读者成了“中心”，翻译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方向、本质的东西和伦理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