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翻译的健康形态与理性内涵

翻译的功能是传递信息。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语言文化的共生，即展现自身文化的东西，认知异质文化的东西，互通“有”的东西，互借“无”的东西，互容“异”的东西，互纳“同”的东西。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一样，“文与文”之间的相处之道也莫不如此。然而，现实世界中却缺乏这种简单、和谐的共生关系，这缘于文化自恋与文化沙文主义心态。

共生理论的学科渗透非常广泛，对“共生”的人文解释也是多元的。共生理论与本书研究目标对象——共生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同构度，但需要以审慎、科学的态度去对待。

共生翻译的诉求不是追求同质化，导致语言文化的单一化、标准化，进而走向衰竭；而是追求语言与文化的异质化与多样化，从而使繁茂的族群语言与文化走向包容与强大。试想，一个民族若不与外界交往，定是一个没有活力与生命力的民族，共生翻译是一种积极创造翻译和谐环境，建立翻译主体间性与客体多元共生，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与反馈的良性循环过程。

各民族的语言形态与结构是丰富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这倒未必总能引起误解与隔阂，因为一般意义上说，人类具有思维共性与普遍性，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物与心理机制。比如，在按照原文的语法逻辑对原文进行翻译时，在多数情况下总能感受到另一种语言的独特感及其思维上的别致感。可以说语言结构之中处处展现着一个民族的灵性与灵气、知性与聪慧，哪怕是外国的阅读者也痴迷于这种奇特的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范式，语言的智慧就是思维的灵光显现。也许，在我们对于某些问题难以寻找到方法与出路时，从另一种语言思维路径中却能得到神谕般的答案。而我们在以译者或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中，丢掉的恐怕不只是原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丢掉了原语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个性。要知道，只有当智慧萦绕于读者之时，才是读者最快乐的阅读状态。为什么一般译语读者对某一国家或民族总有一种“定格”式的印象或认识？比如，吉普赛民族自由而奔放，以色列民族精明而老道，俄罗斯民族固执而坚毅，英吉利民族严肃而拘谨，法兰西民族幽默而激情，美利坚民族则多元而开放等。这些属于特定民族的独一无二的个性风格不是“依从”读者解读出来的，而是“依照”原文复制出来的。即便是不同的译者也无法掩盖原著中本质的、早已定格的东西。所以，人类应竭尽全力呵护每一种既在的语言与文化，每丢失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丢掉一种独特的思维路径与文化风格，甚至可能丢掉人类某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思路，而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共生翻译观是一种理性之光，它依循生命共生的自然伦理法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类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原样与原色，以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形态发展。

共生翻译观在本质上要求译者理性操作文本，最大可能地降低操控文本的意图，也避免揣测目标语读者的意图。尽管任何行为总会出于某种意图，但翻译的意图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以扭曲原文、迎合译语读者为归宿。因为，如果译者为了迎合某些读者，或是为了某种需求，那他就该去写作。若译者想借他山之石，捍卫某种理想、价值或信念，那他就应该尊重原文本中存在的东西，否则，那便是乱扣帽子！而保留原文本的原貌，让原语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异质生态流入译语文本里，融入译语文化中，扩大译语语言文化生态发展的张力，何乐而不为呢？

身处当下的社会生态，翻译研究也脱离不了大的社会环境——主体与中心意识暴涨。曾几何时，翻译学者开始羞于谈论“忠实”，或者即便想谈，也得拿出一些新颖、时尚的东西包装一下，忠实只能是“里子”，被裹挟在花里胡哨的“中心”或“主体”这样的“表子”里面。

文类决定翻译方法、策略、语言风格等，而语言的本质特性决定了翻译什么，怎么翻译，翻译结果如何；任何其他的考虑或顾虑都是离题较远的、边缘的，甚至是拼凑的、非核心的翻译问题。因此，翻译就是要专注于核心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呢？当然应该是原文本的思想信息、原语语言的表达结构和规律、原文本的文体（即修辞风格）、原语与译语语言文化转换规律与技巧等，这些是任何译者都逃脱不开的问题。

翻译是译者在原语、原语文化与译语、译语文化之间充分协调的过程，任何所谓的“中心”或“主体”都会忽略或挤对“他者”的存在与作用，都会从主导思想上产生导向或偏差。因此，译者应以一颗“自然的心”对待翻译，那么，读者也一定会收获到一颗“自然的心”；若以一颗“偏见的心”去主宰翻译，读者读到的也一定是一颗“偏见的心”所主导的文本。

翻译是译者与原著作者、译语读者真实的、真诚的沟通活动，而原语语言、文化与译语语言、文化则是沟通的工具，译者使用这两种工具来实现这样的沟通活动。所以，“译即真诚”是对译者的翻译行为的良好约束。在浮躁喧哗的时下，翻译应当找回一些返璞归真的品质，毕竟人与人的交流是心的交流，即便是用语言文化做桥梁，也依然是心的交流，而不应该变质成金钱的交换或意识形态的搏击。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类在“性相近”的同时，又有说不尽的“习相远”。这缘于各个族群所处的地域空间、环境生态、自然资源等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思维惯式、生活方式等林林总总的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用文化去照镜子。人们在洗漱装扮时会照镜子，镜子里面会有照镜人的图像反射；人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像在不停地照镜子，即原语与译语两种文化图像的审视和对比。镜子会记录人的样貌形态，翻译则会反映译者的文化认知心理。很多情况下，尽管译者试图想翻译出原文中本来的东西，但事实上他译出的却是局限于自己视野中所认知的东西。翻译又像拍摄，即以自我文化焦距去捕捉他者文化镜像。民俗文化翻译尤其如此，因为民俗文化既具有其自身的民俗性与历史性，又具有其现实性与时代性。拿神话来说，神话是人类心灵的故乡，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学的雏形，是民族信仰的初成，是民族历史的原初印记。由于神话中留有宗教、历史、文学、哲学、心理等强烈的民族性印记，译者在译出或译入神话时未免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那么，神话翻译中如何处理具有强烈民族个性与文化色彩的内容，比如神话人物、神话事象、神话意象、神话寓言、神话意蕴等，又如何使译入语与译出语读者阅读起外来神话时既有原汁原味的文化镜像，又有阅读舒适感，还能满足自身视野期待与阅读效果，而不至于成为生涩难懂、佶屈聱牙、怪汁怪味的“洋”神话，也不至于是偷天换日、沉痼自若、旧汁旧味的“土”神话。如何能原样保留神话中的传统习俗与民族文化印记，同时又能使与本民族文化同源性弱，甚至在文化气质上相差甚远的其他文明与习俗不至于产生抵抗、焦虑与困惑，这是神话翻译中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在民俗文化翻译上，美国学者丹柯夫在英译《福乐智慧》时，对民俗事象进行了文化改写与顺应，即对与西方文明相去甚远的日常生活习俗和观念习俗部分做了改写，对与西方文明有同源性的传统文化习俗，译者则依原样保留^[7]。这是一种权衡，因为译者要充分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就须在原作的民俗文化特色与目标语文化的期待视野间求得平衡。

总之，共生首先承认、尊重异质者的存在。对翻译而言，异质可以是语言规则层面的，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宗教信仰层面的，知识结构层面的，个性禀赋层面的等。翻译应体现异质，但也不能丧失自我。倘若译者完全用原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范畴表达原作，译语读者可能会有迷惑不解或离奇古怪的阅读反应。翻译中，任何单一的策略和意图都不会使原语语言文化与译语语言文化在转换中实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