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东亚格局变化

平川均

前　言

现在正流行用“新词”来反映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BRICs”一词自2001年最早出现以来如今已经成为常用词语。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4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过G7。BRIC正是由这4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组成。高盛在2005年又创造了N-11这个新词，以表现有可能紧随上述4个国家之后的安哥拉、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ONeill2001；Wilson&Purushothanman 2003；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 Group2007）。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08年版的贸易投资白皮书中用“JETR016”（JETRO-File Increasing-Interest Countries16）一词来表示“被高度关注的16个新兴国家”（JETRO2008：77—78）。这也是使用新词对新概念进行表述的又一次尝试。

“新词”现象的出现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时代涌现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就战后经济而言，NICs（新兴工业国）、NIEs（新兴工业经济）等新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词汇的出现与这些国家及地区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密切关联，而此次新兴经济体的诞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有的先进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引起了世界金融危机。危机后，BRICs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正在迅速提高。2009年6月，BRICs四国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首次召开了正式的首脑会议，在转年的7月利用拉奎拉首脑会议（意大利）的机会，除了G8成员的俄罗斯之外的BRICs成员国再加上南非和墨西哥，召开了G5首脑会，并发表了声明。声明的内容要求改变以G8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并且表明了参与到解决全球化问题中去的积极态度。

但并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此，而是要考虑产生这些现象的背景和意义。当把BRICs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时，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新的变化。本文将探讨东亚格局的变动、BRICs的发展及这些国家的成长对现代资本主义乃至对资本主义史的意义。

一、东亚格局的变动

（一）经济实力的收敛现象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2009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是8%，日本是负3.5%，就GDP的规模而言“在2009年可能发生日中的逆转”（经济产业省2009：341）。中国从1978年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一发展不仅深化了东亚地域的区域内贸易，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东亚正朝着具有独立性的经济圈方向发展。本节对这一现实作一记述。

图1　各国集团占东亚+印度的GDP合计的比例（East Asia+India'sshareof GDP）1980—211

注：2008年以后是根据IMF的推测。
资料来源：根据IFM（2009a）做成。

首先，考察构成东亚的日本、NIEs（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ASEAN和中国，然后再加上印度的扩大的东亚（100%）。如图1所示，日本在1980年占56.4%，1990年到达了顶峰的66.1%，然后缓慢降低，直到最高时的一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1990年只占3.5%的中国快速发展，到2008年几乎与日本占有相同的比例。中日发生逆转只是时间问题（经济产业省2009：341）。根据IMF的推测，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其他的NIEs和ASEAN4及其印度的比例，进入新世纪后，NIEs大约占15%，ASEAN4为8%，印度大约为8%～9%，基本上维持着这一比例。只有日本所占的相对份额在减少。

以日本为基准，图2给出了主要经济体、集团对日本的赶超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追赶日本，到2009年基本上达到了同一规模，2010年超过日本的可能性非常大。从2007的实际情况看，NIEs为日本的40%以上、ASEAN4和印度各为20%。中国超过了其他国家和集团，出现了缓慢赶超的现象。

图2　主要亚洲诸国经济体的GDP对日赶超情况的变化1980—2011

资料来源：同图1。

图3　东亚及印度人均GDP赶超日本情况的变化1980—2011

资料来源：同图1。

这一关系在考察人均GDP时发生了变化。如图3所示，20世纪90年代后，NIEs、特别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开始赶超日本，新加坡在2007年超过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作为第二梯队也正在赶超日本。这意味着东亚市场的扩大。ASEAN4、中国、印度的人均GDP还很低，作为第三梯队正在缓慢地追赶着日本。但是如果扩大视野从小规模经济移向中国、印度，就反映出了东亚市场的发展潜力。

（二）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及其构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就受到了关注。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比例，从1970年的28.9%上升到了1980年的35.6%、1990年的39.7%、1995年的47.9%，处于一直上升的趋势。这一比例虽然曾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下降但又回复了上升的趋势。2004年达到49.4%（WB2004：Table6.5），并维持到现在。区域内进口比例大约在10%～60%之间。区域内贸易比例已经超越了50%的大关。而处于原地踏步状态的出口，其区域内出口比例早晚也会突破50%。

但是，区域内贸易深化并非由于东亚内部存在的发展机制引起的。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亚洲NIEs，依托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对象国、日本为最大进口国这一三角形出口导向模式。日本企业向NIEs的大规模进军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模式的发展，同时该结构也反过来推动了NIEs各国本土企业的成长。1985年9月的西方5国财政部长会议为此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由于广场会议提高了日元汇率，日本企业向NIEs、ASEAN4特别是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投资建厂，也促进了NIEs企业进入中国，进而创造出了该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结构。

而且，该发展模式已完成了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东亚经济圈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国际分工）构造的转型。图4是通商白皮书2005年版的“高度化三角贸易”的概念图。东亚的贸易额——日本和NIEs对中国和ASEAN4的半成品出口额，和中国、ASEAN4对欧美最终商品的出口额是从1990年的85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4470亿美元，是1990年的5倍。这一出口额从占该地区出口比例的11.7%上升到23.1%，是过去的2倍（经济产业省2005：166—167）。NIEs和ASEAN4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内分工一体化的发展。另外，根据2008年版该白皮书的记载，东亚（ASEAN4+6）制造业的实质附加价值额从2000年的1.85万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的2.55万亿美元。而同时期的EU27是从1.87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5万亿美元。NAFTA则是从1.73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83万亿美元。可见，东亚不管是在附加价值的规模还是在增长率上都超过了EU和NAFTA（经济产业省2008：143）。东亚已不再是单纯的“世界工厂”，而是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一体化。

图4　高度一体化的三角形结构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2005：167）。

实际上，东亚出口结构的高度一体化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更广阔的“亚洲”区域看。商品出口占工业制品出口的84%，按地域来看是世界最高的（WTO2007：4）。2007年东亚的出口总额为3.22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27.2%。其中机械出口为56.3%，与IT关联的产品出口为30.4%（ITI2008）。不过，根据对外依存度的观点考虑，最终产品的需要方集中在主要的先进国家却是一个问题。东亚的IT关联商品的区域内出口比例虽然从2000年的50.0%增长到了2007年的57.9%，但从其具体的构成看，出现了零部件和最终商品的不平衡。IT零部件的地域内出口比例从60%增加到72.9%，但最终商品仅从31.7%增加到39.1%。基本上是稳定的三角形结构。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东亚正朝着自立方向发展转换的趋势。关于对这一点的说明，在下一章中将会涉及到。虽然有东亚经济和先进国家经济的“非连动”型观点，但IT出口的最终产品对美出口比例已从35.4%下滑到了24.8%，减少了10%，低于相同产品在东亚区域内的出口比例（ITI 2008）。确实，就最终产品来讲，对先进经济国家的依存度依旧很高。但是，东亚对区域内的依存度也已经有了提高。

二、BRICs及其历史地位

（一）“BRICs论”的出现与BRICs

BRICs作为一个用语，最初出现在高盛（GS）《全球经济论文集》第66页题为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的文章中。其要点是：（1）在2001—2002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主要新兴市场经济的实质GDP增长已经超过了G7；（2）BRICs在2000年末的购买力评价（PPP）占世界GDP的约23.3%，按现行美元为基准占8%；（3）在接下来的10年中，BRICs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BRICs的财政、金融政策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4）因此，有必要对世界政策决定论坛进行调整，特别是有必要进行使BRICs加入到G7中的调整（ONeill2001）。如果考虑到GS的有关人员与美国政府的金融、财政政策，尤其是和世界的金融政策有着很深关系的事实（本山2009），GS就不止是单纯的金融机构了。GS2003年10月发表的引起较大关注的第99号论文阐明了如下观点：

（1）BRICs经济体在今后的50年间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2）在今后的40年以内，按美元为标准计算，BRICs将超过G6的经济规模，到2025年将会超过G6的一半，到2050年作为最大经济规模国家的G6中只剩下美国和日本等（Wilson&Purushothaman2003）。

可以看到这个提案对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从2003年以后，对BRICs的关注快速提升。中央情报局（CIA）的咨询机关、对美国国际战略决定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国家信息会议（NIC）在其2020年可行性报告（2003年）中这样写道：“中国和印度有可能成为新的主要的全球化成员。”这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初期的美国的兴起有相似的地方。这一具有潜在的和前两世纪一样的戏剧性的冲击，将改变地政学的观点”（NIC 2003：47）。几乎与奥巴玛当选美国总统同时，发表于2008年11月的NIC“Global Trends2050”报告中也使用了BRICs一词，并扩展了2020年计划。其要点是：（1）伴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2）过去没有经历过的由西向东的财富与经济力量的移动，今后还将继续；（3）虽然美国还会保持着世界最强国地位，相对来讲其军事力量会变弱，影响力也会受到进一步限制；（4）从整体上看，BRICs在2040年到2050年间，将与现在的G7的GDP总额相匹敌，中国在20年以内将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大的影响力，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成为主导军事国；（5）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发展不会追随西方自由主义的模式、而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中国家不会采用西欧型的自由主义模式，北京模式或将被采纳；（6）全世界将形成北美、欧洲、东亚三个区域模式，并会出现区域间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倾向等等（NIC2008）。

从BRICs到N-11，这些国家在21世纪上半期将会超越现代化先进国家经济体的所谓GS构想未免过于乐观。BRICs的发展结构如同下文的分析，存在着非常大的结构差异，因此，他们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BRICs论”不失其所具备的新含义。

（二）BRICs和NIEs

BRICs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行框架产生了重构的压力。但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这些国家开始了快速发展呢？如果追溯历史，目前已经跨入先进经济体行列的东亚四小龙，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遭遇过与BRICs相似的问题（OECD1979；平川1992）。但彼时的NIEs与此时的BRICs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1　NIEs和BRICs的比较：人口、贸易依存度、工业制品的出口比例

注：贸易依存对NIEs是商品贸易与GDP的比例，BRICs是商品和服务贸易与GDP的利率。
资料来源：根据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Republic of China（1986；3008）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World Bank（2008）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8等做成。

表1是NIEs和BRICs的人口、对外依存度及其结构的简单比较。NIEs的人口中最多的是韩国，有3200万，最小的新加坡只有210万。而BRICs中中国的人口是12.6亿，印度人口是10亿，最少的俄罗斯也有1.45亿，也就是说，与NIEs相差10倍。贸易依存度也如此，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形成的中转贸易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70年代贸易额取得了大幅提高。但是，BRICs的贸易依存度就算是加上服务贸易，远不及70年代的NIEs，只停留在低水平上。比较20世纪70年代NIEs和21世纪初BRICs的工业制品出口率a，发现NIEs的非常高，而BRICs的相对较低。再比较工业制品出口率b，发现近年来两类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都有增加的趋势，这便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NIEs的发展阶段，通讯·信息化的影响较小。

上表并没有明确记载，BRICs中服务贸易绝对额和增长率高的只有印度和中国，2006年两国分别为750.57亿美元和914.21亿美元。印度的服务贸易中“通讯、计算机数据、信息”的比重从1995年的31.4%快速增加到2006年的73.7%。这个比例中国从24.4%上升到了39.1%，巴西从23.6%上升到了50.9%，都在快速提高。俄罗斯的情况是，运输所占比例高达32.8%（2006年），“通信、计算机数据、信息”从22.8%增加到39.2%（World Bank1999；ditto2006）。总体来说，BRICs服务产业中“通信、计算机数据、信息”产业的发展较快（［2］），且印度离岸型软件产业的发展与安哥拉地名一样为世人所知。

另外，看一下直接投资（FDI）的趋势。众所周知，外资在NIEs和BRICs的发展中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FDI规模还是时期两者存在着很大差异，可以发现投资从NIEs向BRICs地区转移。对NIEs的直接投资额（3年的移动平均），如图6所示，70年代后期，可以清楚地看到增加的趋势，80年代后期投资额超过了BRICs。进入90年代后，如图7所示，对BRICs的FDI的剧增抑制了向亚洲NIEs的投资额，21世纪以来对BRICs的巨额投资规模一直保持平稳。对NIEs的阶段投资高潮是由对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投资引起的，而在对BRICs的投资牵引力是对中国的投资高潮。而且，对NIEs的投资表现为出口主导型投资，对BRICs的投资却十分有趣。如表1所示，BRICs的贸易依存度出现停滞，就连对一向出口意向很强的中国的投资也发生了变化，最近表明内需的意向占优势。对其他的BRICs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开拓资源和国内市场方面。

图5　以NIEs为中心FDI（流量）的变化（3年移动平均）1970—1991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 Key Data from WIR Annex Tables No.31做成。

图6　以BRICs为中心FDI（流量）的变化（3年移动平均）1970—1991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 Key Data from WIR Annex Tables No.31做成。

（三）从资本·劳动·市场的空间关系看NIEs和BRICs

那么，FDI的时间差异、资本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及其目的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图7反映了NIEs和BRICs的阶段差异关系图。其关系表现为从历史上看，人们为了寻找工作向先进地区或中心移动的倾向很强。如果把这个关系倒转过来就是NIEs阶段。资本流向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或其周边地区，然后再把在这里制造的产品出口到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考虑资源，向出口市场的投资有所增加。为了发现潜在市场，BRICs成为主要的投资对象。这种投资的阶段变化可以归纳为由劳动到资本、再由资本到劳动、最后由资本到要素市场（Labor to Capital→Capital to Labo→Capital to Potential Market（平川·小林·森元编辑2009）。

图7　资本·劳动·市场的空间关系变化及其概念图

注：更正确的是Ⅰ和Ⅱ之间的阶段，是传统的进口代替型工业化阶段的以当地市场为目标的资本进入。
资料来源：笔者制作。

直接投资寻求潜在市场的事例，近几年并不少见。图8反映了在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进行的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活动调查中对中期希望投资对象国的回报率的变化。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鹤立鸡群”地成为最希望投资的对象国，2003年开始普遍关注对BRICs的投资，但除中国外对其他国家的实际投资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也可以看做潜在的市场期望值，即区域经济的成熟化，对存在潜在增长力的市场的期望值普遍提高。一般地，人们对BRICs发展的评价往往较多关注作为内部原因的制度、资本的国籍、技术、劳动力的质量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条件也是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图8　过去3年制造企业对希望投资对象国的回报率的变化

注：1992年、1993年度的调查与1994年以后的问题和统计方法不同。
资料来源：引自JBIC（2009：43）

三、世界金融危机和东亚的自我调整能力

（一）“非连动”争论与世界金融危机

2007年，IMF指出美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景气相关性降低（Decoupling）。到目前为止，先进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景气波动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景气波动影响较大。但近几年美国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共振性明显变弱，甚至已经到了质疑其连动性的程度（IMF2007：121—148）。

亚洲开发银行对此作出敏锐反应。该行分别在《亚洲开发概观》2007年版、同年修改版、2008年版等处以《非连动的神话》（Uncoupling Myth）为题来抨击此说法，强调连动的坚固性。亚洲开发银行在模拟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以下两点：东亚的长期增长是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消费品的出口对美国的依存度极高，尤其体现在过去的10年间迅速提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与亚洲的结合度上（ADB2008：13—27）。

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经营失败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对“非连动的神话”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Branigin2009）。从IMF统计中可以看出，美国的GDP增长率2007年为2.0%，2008年为1.1%，2009年降低到负2.8%（推算），在这期间，日本的GDP增长率为2.4%→负0.6%→负6.2%，亚洲新兴经济体为5.7%→1.5%→负5.6%，中国是13.%→9.0%→6.5%，印度是6.3%→4.9%→4.5%，经济增长率均降低了（IMF2009b：10）。以上反映出一定的事实，有学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最终源自美国经济复苏（寺本2009：91）。

（二）超越“连动·非连动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笔者联想到日本一位国际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过的陈述：浮动汇率制形成以后，“从实体经济中剥离出来的不同货币（异种货币）之间的交换，即便存在获利方，总体来看也只不过是一方盈利另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由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市场破灭就在眼前，只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大量需求，这一问题才被勉强控制住了”，“如果这些国家失去了吸收资金的能力，过剩的欧联盟的资产就会毫不留情地实现代替发达国家内部既存的金融资产而进入其内部”（本山1982：117，121，130）。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先进经济体的制造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实现了国际化的生产重组，其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机制的正是NIEs（平川1992）。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全球化，以及伴随金融工业的发达，被标榜为理想的资本主义的金融自由化的实施，其结果是由金融全球化诞生的巨额“国际过剩资本”（木版2006）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21世纪后又侵蚀了美国经济，在2008年雷曼兄弟失败后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在这个过程的背后，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已失去了其作为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超越成熟的先进经济体的框架寻找自身的潜在市场，由此推进了国际间的生产配置。在扩大国际性的生产网络时必须规避外汇风险，这造就了投资对象由NIEs、ASEAN4向BRICs的转移。

世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大。本次危机使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同时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虽然俄罗斯和巴西陷入了负增长中，但亚洲的BRICs在2009年世界经济的谷底仍然保持着正增长，其恢复能力相对较强。从世界各国的宏观指标中看，2009年中期复苏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国际性企业活动也再次反映出对BRICs的依赖。英文杂志《经济学家》在同年8月刊登了一篇题为《令人震惊的反弹》（An astonishingrebound）的报道（Economist，Aug.13，2009）。

2008年11月，中国发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景气刺激计划，2009年5月，又修改了同年汽车销售市场预测，从941万台提高到1020万台，比前一年增加了8.7%。同年1月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日系企业中本田决定在中国提高20%的产量（日经2009.1.27），电子商夏普决定在中国生产液晶面板电视（日经2009.2.21）。OECD同年7月29日发表的IT产业动向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IT生产在4—5月后开始反弹（OECD2009）。同年6月的JETRO《印度经济短信》（No.321）中报道了印度产业界已经普遍认为印度经济走出最低谷。同时，亚洲的股票市值总额在2009年5月末已经达到116000亿美元（比上一年末增加了26%），超过了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欧洲的105100万美元（日经2009.7.1）。如何抑制经济过热成为中国政府目前的重要课题（Economist，Aug.13，2009）。

也有人认为，东亚经济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恢复不过是刺激景气的结果，因此对东亚经济持有怀疑态度（行天丰雄日经2009.8.2）。但其中不乏存在期待这些经济体复苏而产生的国际资本移动以及由于经济恢复带动的消费的增长，以中国为例，不能不说其中存在着经济自立化以及所谓的“非连动”的萌芽。

（三）世界不均衡与区域内协调能力的构建

即使如此，世界贸易收支中仍然表现出美国的巨额赤字与中国及中东地区的黑字之间的不平衡。2007年世界GDP中美国赤字占1.3%，中国的黑字达到0.68%（ADB2009：58）。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持有量已超过了日本的6600亿美元达到了74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持有国（本山2009）。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状况是外交政策方面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不过，维持美元的价值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与这一不均衡关系相连。美国金融危机以金融资产的过剩流动为基础，为什么它会导致如此庞大的经常项目收支不均衡？对此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其原因是美国采取了不恰当的金融、财政政策以及监管不当的结果；另一种解释则是“过剩储蓄”说，认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过剩储蓄的全球化造成的。中国等国家一般都赞成前者的观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等政府高级官员则赞成后面的观点。新兴国家过剩的外汇储备使外汇回流到美国，创造了低利息的环境，使之形成泡沫经济的可能（ADB2009：53；IMF2009b：34；原田2009）。

毫无疑问，美国拥有基准货币美元的特权却对之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世界经常项目收支极端的不平衡，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只靠指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危机后必须想办法解决，世界性的不均衡不会永远持续，必须寻求调整的方法。经济复苏以BRICs和东亚具有强大增长潜力的经济为轴心，并有形成地区经济圈的趋势。在政策方面，为使该区域具备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力量，必须在国内建立国际化制度。地域经济圈内的区域内协调能力显得越发重要了。

作为本文的结论，笔者认为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今后的发展轴心。以此为中心的国际结构再调整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东亚地区经济圈的构建十分必要。东亚地区经济圈应以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后建立的ASEAN4+3框架为基础，强化地区间合作，并构建对结构变化风险具备自我调整能力的相关机制。

最后，着眼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应该面对的课题，日本应该充分面对GDP规模日中逆转这一事实，把自己从现代化以来保持了近一个世纪以上的亚洲唯一发达国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而中国正相反，应该充分意识到大国意识的危险性，努力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两国有必要超越财富的多少与力量的强弱追求国内及地区的繁荣。

以上意味着新地域主义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背景之下建立地区经济圈的理想状态表现为各自地区社会间的质的较量。

参考文献

［1］原田泰：《（经济教室）完善美国金融监督的不足》，《日佛经新闻》2009年2月18日。平川均（1992）：《NIEs——世界系统与开发——》，同文馆出版。

［2］平川均、小林尚朗、森元昌文编辑：《东亚区域合作的共同设计》（明治大学裁军和平研究所丛书），西田书店。

［3］木版雅彦（2006）：《国际过剩资本的诞生》，三ネルウア书房。

［4］JBIC（国际合作银行）（2009）《关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发展的调查报告》（2008年度第20次调查），《JBIC国际调查室报》2月号。

［5］经济产业省（2005；2008；2009）：《通商白皮书》。

［6］本山美彦（1982）：《欧洲金融市场的肥大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评论》1月号。

［7］——（2009）《美国强权下世界和平的预兆——亚洲的2次金融危机》亚洲政经学会西日本大会讲演论文，名古屋大学，6月27日。

［8］寺本义也（2009）：《〈研讨会报告〉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的问题提起》JBIC《国际调查室报》No.1，2009年2月号。

［9］ADB：AsianDevelopment Bank（2007a）Asian DevelopmentOutlook.

［10］——（2007b）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Update.

［11］——（2008）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8.

［12］——（2009）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2009.

［13］Branigin，William（2009）Can a United Asia Overcome a Global Crisis？Development Asia（ADB），No.3，April.

［14］（The）Economist（2009）An Astonishing Rebound，Aug.13.

［15］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 Group（2007）BRICs and Beyond.

［16］IMF（2007）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17］IMF（2009a）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2009.

［18］IMF（2009b）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19］NIC：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3）Mapping theGlobal Future，December.

［20］NIC（2008）Global Trends2025：ATransformedWorld，November.

［21］OCED（2009）ICT Industry poised to rebound，29-July.

［22］ONeill，Jim（2001）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Goldman Sachs GlobalEconomics Paper（Goldman Sachs），No.66.

［23］Wilson，Dominic and Roopa Purushothanman（2003）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No.99.

［24］WB：World Bank（1999；2005；2006）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5］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7）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

（作者：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平力群译、郑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