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变奏”

2．全球化的“变奏”

前面已经说过，跨文化传播的起点是对社会流动的关注。全球化阶段以前，文化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所在地人们的“生活方式总和”，是一种有地理疆界的，向内发展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从而突破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不同因素构成的跨地区文化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新宠”。^[82]人们已经感觉到，建构自己的认同和理解其生活的民族框架遭遇严峻挑战，身份要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要么因感受到某种威胁和恐惧而走向原教旨主义。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便是文化认同（身份）的危机。一般说来，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的探寻总是试图用科学方法修正危机，使全球化具有科学、丰富的内容，就像音乐创作上的变奏，在原旋律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修饰或者围绕原旋律作一些变形，使乐曲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听起来更多变。

在关注身份问题的学者中，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L．Hecht）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1993年提出身份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建立了关于身份的八种假设：身份有个人、社会和他群体特性；身份都是持久的和不断变化的；身份都是情感的、认知的、行为的和精神的；身份都有内容和解释层面的关系；身份涉及主观和赋予意义；身份是代码，这表现在谈话并确定社区成员上；身份有语义属性，这表现在核心符号、意义和标签上；身份标明适当和有效的沟通模式。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身份的四种框架：第一，个人的身份即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形象，它存在于个人层面，作为个人特征的分析；第二，表现化的身份，指个人表现的或者表达的身份，人们在传播中表现他们的身份并且交换表现的身份；第三，关系的身份，即身份是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是双方互动协商的结果。第四，群体身份，即集体是定义的身份，群体身份超越个人，是群体或者集体的一个特征。^[83]这一理论的显著特点是以科学的名义修正了全球化的身份偏向，寻求在互动中形成身份的动态平衡。

一般理论认为旅居者应尊重东道国文化，并鼓励他们适应东道国的道德准则（“入乡随俗”），或尊重东道国规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道德伦理。里查德·伊万诺夫（Richard Evanoff）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采取一种替代模式，其间有着不同道德伦理的人们可以积极建构他们的共同基础，批判现存的规范形成新的规范，即创造出协同的“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s）。其最终目的是融合不同文化的规范，指导跨文化情形中个人的交往。这一观点明显吸收了班尼特（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理论，该理论把个人应对跨文化差异过程中获得融合视角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否认（在早期“种族中心主义”阶段简直没认识到差异）、防御（承认差异但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优越）、最小化（采取表面的普遍主义把差异估计得最小）、接受（在后来的“种族相对主义”阶段，以一种简化的相对主义的方式接受了差异）、适应（个人能够以其他文化作为参考框架）、融合（个人采用了双文化的视角，利用多种文化框架为参照）。^[84]而伊万诺夫认为，还应超越班尼特所说的六个阶段，达到第七个阶段——“生成”阶段，即新的文化形式创造性地产生出来。生成阶段超越了班尼特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相对主义阶段。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说现存的文化是最好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每种文化都一样的棒（种族相对主义），而是产生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文化观。生成阶段使个人和社会都可能产生变化，它所生成的新的选择，有些或许失败，有些或许行不通，但它将同样有价值，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实验。^[85]其理论逻辑在于，融合并不是一种价值观完全取代另一种价值观，也不是把两种文化并置调和，它伴随着对两种文化的批评。融合并不是旅居者适应东道国文化的规范而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旅居者和东道国文化在彼此适应。许多跨文化交流者都遭遇到价值观念的失范现象，因为指导他们行为的规范还未存在，而它必须在对话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在拥有全球化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一些新的概念正在取代过去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常见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等旧有概念。这些新的概念包括^[86]：

接触区（contact zones），即地理和历史都分隔的人们彼此接触对方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建立了往前发展的关系，通常都是在强迫、不平等和难以处理的冲突中进行的。“接触区是使过去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分隔的主体在同一时空并存的尝试，这些主体的发展轨迹现在相交了。”^[87]而处于这个接触区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化上的“背井离乡”（displacement）。

散居海外者（diaspora），它包括这样几种内涵：（1）“移居海外的少数群体”，他们从原有的“中心”位置分散到至少两个边缘位置；（2）他们怀有“对祖国的记忆、印象或梦想”；（3）他们“相信他们也许不能再完全地被自己的祖国接受”；（4）他们将祖先的家园视作最后的归宿，只要时机成熟；（5）他们怀有保护或者重建祖国的心愿；（6）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意识和凝聚力都受到与祖国所保持的关系的重要影响。^[88]散居海外的人并不将自己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重建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文化的根与所在地分离了（delocation）。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它本身被看作是对同化政策的一种积极替代的方案，意指那种承认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和文化认同的政策，或更宽泛地说，是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肯定。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lism），它具有更多个人特征，而不是群体过程和群体特征。汉纳斯提出这个概念有以下特点：（1）有与他者交往的意愿；（2）有与他者交流的跨文化能力。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的开放，但又是一个比较精英的概念，总是出现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经常旅游，成为国际公民。

从这些跨文化传播概念新宠中，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已经更多地将研究视角由帝国主义传播的单向流动转向世界范围的文化流动，对已经普遍出现的由移民等带来的文化的混合和共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深切的关注。英国研究媒介研究学者斯拉伯里（A．Sreberny）通过对散居海外者的媒介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新范式下，旧有的研究范畴被新的所取代。例如过去对“少数族群的研究”和“移民研究”现在越来越被“散居海外者研究”取代。过去的研究是围绕文化适应的那些议题，以及在新的国家文化空间里新的文化身份形成问题，而新的研究则更关注双重国家文化空间——过去祖国的文化空间和新到国家的文化空间。“少数族群”是一个更抽象的、更与统计联系到一起的范畴，而“散居海外群体”则更强调文化的连续性。在欧洲，“少数族群”更多地是指欧洲内部流动的人口，例如在英国的希腊人，在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等。而“散居海外的群体”更意味着对来自欧洲以外的人的关注：印度人、中国人还有非洲人等。在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中，研究重点向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倾斜，尤其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散居海外群体最好的传播工具，散居海外者可以通过这种不受地理约束的传播技术，建立和维护跨国的散居海外者的共同意识，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实现文化的重新本土化，从而使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依然拥有传播自己民族文化和保持原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空间。此外，在媒介受众研究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开始关注这些“散居海外者”的媒介消费习惯和文化品位。研究已经注意到散居海外族群建立的频道和主流媒介针对他们制作的媒介节目之间有很大的差异。^[89]这些研究都表明欧洲在媒介中对移民群体和其他非主流群体的重视加大，并意识到要在尊重各群体文化身份的基础上满足所有群体的信息和文化需要，而不再是一味地为他们重建欧洲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