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出，由此在社会中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行为。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可感知的总体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包括作为内部环境的国内政治体系和作为外部环境的国际政治体系。[1]可见，决定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但是这两个因素哪一个更重要，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认为，战争的爆发与三个层次的因素有关，这三个层次的因素就是他提出的三个著名“意象”（image），即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他还认为，虽然国际战争的发生与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有关，但是国际体系的特征对于战争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2]以后，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将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把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决定国家国际行为的唯一因素。他坦率地承认，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他坚持认为，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3]沃尔兹首创的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范式对国际政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和单位有迥然不同的认识，但都将研究重心置于国际体系层次，都将国家假定为单一的行为体，排除一切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干扰。[4]
显然，现实中的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不仅仅是由国际环境因素决定的，单一的国际体系结构分析范式的解释有局限性。鉴于体系结构决定论的不足，许多国际政治学者提出要把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分析、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是率先提出从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互动来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之一。他创造了国际、国内连锁政治（Linkage Politics）的概念。③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研究出现了层次回落的现象，即从传统的单一的体系层次向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分析转移。④其中，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是个很有价值的分析框架。
比较而言，结构决定论的特点在于，只从国际体系这一个层次来解释国家的外交决策，把国内政治进程视为黑箱，将其排除在分析之外。双层博弈模式的特点在于，把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层次的因素综合起来，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将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简单、机械地叠加。它首先假定，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做两件事，即处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事务。其次，它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既受到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的限制，也受到在国内能否得到批准的制约。外交是一个战略互动的过程。在外交活动过程中，领导人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情况，国际谈判的结果取决于领导人选择的影响本国和外国国内行为体的战略。利用对有关本国行为体的信息、资源和议程设置的控制，领导人可以获得谈判优势，达成国际协议。反之，领导人也可以利用国际战略来改变国内约束条件。领导人还可以采取针对外国国内行为体的策略，寻求国际对手背后的联盟。安德鲁·莫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将这种双层博弈下的外交称为双面外交（Janus-faced Diplomacy）和双刃外交（Doubleedged Diplomacy），意在突出和强调外交决策的艰难和复杂，领导人需要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压力，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5]
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双层博弈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分析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方式差别很大。绝大多数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关注的都是美国的政治，如大众舆论的作用，行政机构和国会之间关系，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内部每年的预算之争的性质。”[6]所以双层博弈的适用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从内部条件看，需要市民社会的发育、大众政治的兴起、社会民主的发展，在一个专制、独裁、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不存在国内博弈的可能。从外部条件看，要求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在一个封闭、孤立、与世隔绝的社会，国际政治对其内政难以产生影响，不存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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