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主观性

国家利益的主观性

在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实力等方面的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实现方式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国家利益的主观性，或者说主观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客观性是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得以表现和实现的。这就好比说，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吃饭是人的客观需求，但具体怎么吃、吃什么，那就可以千差万别。如西方人吃饭以肉食为主，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认为动物的内脏是低级的食物，所以一般弃之不用；而许多中国人信奉“吃什么补什么”，以动物内脏做“食补”。类似的，具体的国家利益目标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

●文化与主观国家利益

文化学学者认为，“人生而有文化，文化生而有约束”^[29]。文化限定和规范了人们满足欲望和需求的方式。人们虽然有相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但在不同文化模式中，其满足方式相当不同。由此可知，文化从人的诞生之初就对人们的客观物质和精神需要进行了渗透和影响。文化学中把人们对怎样实现客观需求的认识，亦即实现客观需求所采取的具体方式，称为“自我利益”或“主观”利益。“自我利益”或“主观利益”主要是由文化建构的。

与此同理，文化从国家形成之日起就影响一个国家对客观国家利益及其实现形式的认识。既然人的“自我利益”是由文化建构的，那么，主观国家利益也是由文化建构的，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内，不同国家对国家利益具体内容的界定主要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对客观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方式不同。可以把一个国家对怎样实现其客观国家利益的认识叫做“自我国家利益”或“主观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30]。对于主观国家利益的形成，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消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culture）和“信仰”（creed）两部分。亨廷顿解释说，文化是指“价值”，信仰则是“普遍的意会和原则”，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政府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31]。所以，归根结底，文化是形成主观国家利益的根源。下文分别以美国和古代中国为例来分析文化如何具体影响国家利益目标。

●案例1：文化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目标

美国文化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经过美国文化建构后的美国国家利益在“独立”上体现为维护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在“经济财富”上体现为维护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视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就是拯救世界。美国人深信，作为奉上帝旨意建造的、令举世景仰和效仿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the hill）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独自享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政体，所以其他国家得到拯救的方法就是实行与美国一样的民主制。因此，美国认为它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最终实现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一统天下。1996年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根本利益，即美国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其根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存在，以及美国人所理解的幸福的条件^[32]。

美国文化所形成的美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是区别它与其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假如美国文化价值观中没有这样的内容，美国就不可能追求这样的国家利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拥有与美国相似实力和地位的国家，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大英帝国等，它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和统治世界的方式与美国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追求在全世界“输出民主”的对外战略目标。美国学者也承认自己国家目标的独特性：“欧洲民主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把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而对于我们则不同，我们在世界上有特殊的意义和政治使命，我们已习惯于这样认知和行动”^[33]。

●案例2：文化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利益目标

对于与美国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中国来说，秦汉以来的中原王朝不论其自身实力如何强大，即使是处于帝国时期（除了元朝），它也总是乐于固守本土，很少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有扩张领土、统治世界的国家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的影响。由于“天下”无所不包，是最大的空间单位，所以余下的空间都是内部的次级单位，没有外部空间的概念。这等于抽掉了向外扩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此外，当时的中国一向自认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周边都是文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夷狄，离中国越远的民族就越野蛮，文化程度越低。既然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中国，那么中国自然应该傲视四方，成为周边各国的楷模，中国文化应当辐射和教育周边蛮夷。所以，天下一家，但中国是权势无边的家长；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中国是决定一切的老大^[34]。既然已经当了家长和老大，那还怎么会有“扩张”问题？

因此，秦汉以来的中国，几乎都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模式，外向扩张模式是罕见的。中原政权长期专注于内部事务，将征战自我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对于周边地区，不推崇“剑与火”式的征服，而是采取“德流四方”的和平渗透，就如《论语·季氏》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换句话说，“天下观”所包含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中华帝国国家利益的价值目标是“以夏变夷”，以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来感化周边地区，从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入手对周边进行“和平演变”，令“万邦来朝、四夷宾服”，而不以掠人土地、占人国土为目的。所以，一个比较刁诡的现象是，表面上看起来中华帝国与周边的关系极不平等，但却没有损及双方的生存利益，而等级森严的朝贡制度，最后虽然没能发展出外交部，但却也没有转变为“殖民部”^[35]。

●实力与主观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认为，实力是决定国家利益的关键因素。具有相同实力的国家会有相同的国家利益。所以，人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国家内部的要素（包括文化），只要知道它的实力在世界上排行第几，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国家利益以及为实现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对外政策了。但上述中、美两国的案例说明，在世界体系中有相同实力地位的国家未必有相同的对外政策。不同的国家因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对实力的作用和国家利益目标的认识是不同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实力在国家利益中的作用。实力和地位不决定一个国家的主观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实力在国家利益的任何方面都不起作用。国家的实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主观国家利益所确立的对外战略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手段。简言之，实力和地位影响主观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或者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实现主观国家利益的本钱。

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主观国家利益目标，都会涉及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国家需要运用自己的实力影响和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态度与行为，因此实力对于实现国家利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实力不足，或者实力运用不当，都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下面仍将分别以美国和古代中国为例来分析实力如何影响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手段。

●案例1：实力与美国的主观国家利益

比如，美国立国以来一直有“拯救世界”的“天定使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所追求的具体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是不同的。当它实力弱时，它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做照亮世界的“灯塔”来拯救世界；当它实力强时，它采取“国际主义”政策，以“救世主”的身份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建国之初，美国国内的主流看法是，在这个“上帝选择的国家”里实践和完善民主，使之成为“照亮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是传播民主思想的有效方式，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最佳选择。用杰弗逊的话说，美国“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杆和模范”^[36]。二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以激烈的言词保证，他这一代人作为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为了保障自由的生存与胜利，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担、面对一切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37]。于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完全摆脱了“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束缚，雄心勃勃，主动出击，为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胜利，与“邪恶的帝国”苏联在全球范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内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就目前世界格局而言，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超强实力和世界“领导”地位使它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它“拯救世界”的最终目标。冷战后的美国一手挥舞“大棒”，一手举着“胡萝卜”，大张旗鼓地在全世界实行“人权外交”，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对“无赖国家”施行打击和威胁。

●案例2：实力与古代中国的主观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中华帝国之所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源于对中华文明至高无上的自我认知，这使得中原王朝将维持和提升自己在东亚的文化影响力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但在中原王朝实力强弱有别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华帝国用于维持和扩展文化影响力的具体手段是不同的。当帝国实现统一和强盛，尤其是当周边民族实力远远不及中原王朝、强敌又遭重创的时候，中华帝国就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对外进行文化扩张，比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唐代大规模赐封边疆少数民族领袖，以及郑和下西洋等等。而如果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则不得不采取收缩和防御的对外政策，保证本朝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同时坚持朝贡体系以维持周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之情。

盛唐时期，基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越感，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8]贞观五年，康居国请求归附唐朝，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唐太宗一概婉拒，显示中华帝国对周边领土和物质利益并无太大欲望^[39]。为了扩展中原文化影响力，唐太宗一方面投入大量经济财富用于“怀柔存抚”，对来华进贡的外国使团多予少取、“厚往薄来”，以期“万国来朝，莫不宾服”；另一方面对于“不服王化”的“蛮夷”，则以军事手段强迫其接受中华文化，比如征伐高昌。而反观晚清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清统治者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不敢轻易与西方列强开仗，也不可能“怀柔”“洋人”，于是只好选择防御和躲避的姿态，尽量避免和西方列强接触，以免赖以支持帝国政权、充满自我优越感的中华文化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惨败，不得已同意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但咸丰皇帝依旧不同意让西方列强的公使进驻北京，甚至连让他们进京换约也十分不乐意，最后居然要求“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即按以往周边国家来朝贡的方式办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