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概念的混乱

一、国家利益概念的混乱

“冷战”的结束给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带来新的“内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人们往往受到“两极思维”定式的影响，使国家利益的概念趋于简单化和模糊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无疑坚持“实力=利益”的战略思想，对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实行全面“遏制战略”，以实现其根本性的利益——维护它们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快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民族国家很明显受到国际机制力量（包括非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制度）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逐渐打破原有的“冷战思维”，而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体系。

这场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引发了东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一场大辩论。面对前苏联解体所引发的“综合后遗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再次掀起国家利益研究的高潮，以期更好地解读新的现实。例如，有关美国是否成为“孤独霸权”的争论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中揭示了如今美国国家利益的文化特性；1992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对国家利益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把“软权力”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等等。尽管美国对自己在格局转换时期的国家利益的争论更具特色，但是美国强调自身利益的“全球性”的做法招致了激烈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以各自利益的独特性来向美国所谓的“共同利益”提出质疑。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加强了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并进一步论证了一些重要命题，如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目标（或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国家利益的内容可体现为不同层面（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等），国家利益具有两重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国际利益实现的基础是实力等等。目前，这场源于格局转换所引发的国家利益争论仍在进行，其规模和深度大大超出以往，既有纯粹理论的探索，也有政策方面的深究，还有较为专业的个案研究。国家利益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凸显，甚至有人将国家利益视为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使然。

“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和非持续性更加明显，往往成为人们对其进行批评的措辞。国家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常常表现在：第一，国际利益的载体不明确。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不是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乃至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趋向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一直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能取代母国国家利益。第二，界定国家利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存在争论。前者指的是国家利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不仅其内容是客观的，而且是可以被客观地和理性地实现的。例如，帕默斯顿伯爵认为，大国的利益及其维护方式不受意识形态变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1]约瑟夫·里维拉也认为“国家利益”是能够提高所希望的事务状态的价值的一些要素。^[2]后者指的是国家利益是利益主体（包括政治家在内）提出的主观上的理由、愿望、需求——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主观性偏好（subjective preference）。^[3]一些认知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固定的“国家利益”，它是由解释的框架决定的，“利益只有在具体的规范和认识条件下才会形成”。^[4]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把国家利益看做是主客观的主要要素的“加权平均数”，因为国家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判断、解释国家利益的却是政府中的官员，只有他们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并制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5]例如，俄国学者尤·库库尔卡把国家利益解释为“一定价值对于一定需求的确定关系”。^[6]第三，国际、国内界限的模糊化。“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不仅那些诸如罗马俱乐部所提及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间的共同努力，而且像世界自由贸易之类的经济相互依存也给各国带来了共享的利益。当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往往很难明确区分“何为国内问题，何为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就像一些政治家有意转移国内注意力那样）和国际问题的国别化，成为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或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过去在理想学派和现实学派之间有关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区分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新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所谓国际利益也包含对国家福利的关注。因此，随着国际、国内领域的区分变得复杂起来，国家利益的概念应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也就是说，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混淆有时难以区分，人们很难断定哪一种利益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