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内涵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作为国家的外交指导原则提出来的，并随着国际体系及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发展变化。

根据国家主权学说，国家是最高的本源，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一新的外交政策原则，对于外交摆脱封建君主的私人性质，向现代外交转变，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成为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动的基本动因，也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汉斯·摩根索强调指出：“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5]

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具有某种客观性质。这种客观性质使得国家利益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区别。从重要性可以区分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从时间性可以区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从层次性可以区分战略利益与战术利益，从地域性可以区分国外利益与国内利益，等等。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对外行为和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区分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的意义最大。当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时，国家不但不会作出让步，而且都会拼死相争的。只有在一般利益问题上，国家才有可能在某种情势或条件下，作出交换、妥协或让步。一国为了实现根本利益，可以牺牲其他利益。综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1996年和2000年两份《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它们将美国国家利益分成四个层次：生死攸关的或根本的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生死攸关的利益，涉及美国存续、制度、价值观与幸福，主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威胁，欧亚地区出现敌对的威胁美国霸权的势力，贸易金融环境等领域的全球体系出现灾难性的解体，即使在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美国也要准备投入战斗；极端重要利益，涉及美国维护世界自由、安全、幸福的目的是否受到威胁，主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与扩散，各种争端，有关国家违反国际法制和体制，美国要在盟国共同参与下准备动用武装力量；重要利益，涉及美国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能力是否受到影响，主要包括反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一些国家鼓励多元化、自由化、民族化，阻止重要地区的冲突，美国对此个案处理，并且只有在低代价和其他国家分担最大费用的情况下，才应参与军事行动；次要利益是对美国根本利益不会产生影响的利益，例如平衡双边贸易赤字，在世界推广民主进程等。2001年“9·11”事件后，反对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必然会列入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

国家根本利益，亦即摩根索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内核”，“有相对永恒存在之必然性”，其基本要素是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制度和核心价值。

国家安全日益深化为综合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首先是保障领土安全，使之免受外来侵犯；其次是保障战略安全，防止敌对国家的出现，塑造安全的战略环境；再次是防止大规模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发生，包括恐怖袭击、疾病流行等。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国家才能去谋求其他利益。它意味着国家维护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繁荣经济、巩固社会制度、捍卫核心价值的良好前提。

经济繁荣是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和核心要素。它能大大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制度。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总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繁荣社会，稳定政局，提升本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核心竞争力和地位。

社会制度是国家体制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也是现有法律秩序、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任何国家都把竭力巩固、发展、完善和光大其社会制度，视为一项核心要务。

核心价值涵盖政治文化、文明形态、传统文化等，关系到主流文化、民族认同感、国家凝聚力的确立和维系，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文明中的竞争力和地位，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脊梁骨。

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利益在最高层次上的表达，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其内容是相当稳定的。它们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相互区别、独自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如战时的军事安全，平时的经济、政治利益。这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可变的需求”。为了实现国家的核心利益，各国都制定了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确定其基本目标，从而使国家利益具体化，便于贯彻实施。

一般利益是从属于根本利益的局部利益，是为根本利益服务的，它具有易变性，随着国家利益目标的转移而转移，随着国际形势及相关行为者目标、战略、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国家利益对国家对外行为而言，既有理论指导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第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和价值取向。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国家利益取代了国家最高统治者个人或最高统治层少数人的利益，成为国家战略与政策制定、实施的基础。对外行为的效果，也是以国家利益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的。第二，国家利益，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所追求目标的界定与表达，则是一种主观认识，受制于各国统治阶级的阶级立场、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认识，即以不同的国家利益观为指导，它们往往有着不同性质的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因而也就有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区别，因此，国家利益成为分析、评价各国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唯一标准。第三，调节国家利益是调整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点。国际关系中有种种调节国家对外行为的方法和手段，但要真正消除不合理的国家行为，必须对国家利益进行有效调节。首先如摩根索所言，“如果一个国家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意识到别国的利益，那它就应考虑使自己国家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相一致。这是一个多国世界所需要遵循的政治道德”^[6]。这就是说，要承认和维护世界各国合理的国家利益，并为此建立起一定的国际保障机制，抑制对合法国家利益的侵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要转变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自觉确立全球问题与全球公共事务，以及全人类利益的意识，通过体系互动，建构起全球、区域及国际间的共同利益，即形成国家利益的共性，使之成为新的国家利益的生长点。只有通过对国家利益的调整，才能奠定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才能使国际行为和秩序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