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国家利益面临的主要威胁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加快了中国海外国家利益发展的步伐。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增加，对外投资、对外部资源需求的不断上升，中国公民出境求学、务工、经商和旅游的人员流动频繁、人数增长迅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面临贸易摩擦呈多发趋势，且由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漫延。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中国在分享地区和全球经济出现新的繁荣同时，势必也要承受外部动荡的风险和外部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对外经济交往增多，海外风险必然加大，这些应该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中国海外国家利益面临下列主要威胁。

一、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

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取决于能否消除国际环境中那些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海外因素。近年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海外威胁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中国驻外使领馆频受攻击。自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受到北约导弹袭击以来，中国驻外使领馆受袭事件就一直没有停止，频度也超过以往。2010年，日本、印度孟买等地也发生当地极端分子攻击中国使领馆的事件。与此同时，与中国安全直接相关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抬头。朝鲜半岛作为中国近邻，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安全秩序、甚至安全互信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地区之一。朝鲜发展核武器及美日韩以限制核武器为名的对朝政治和军事行动都威胁到了中国的周边安全。朝鲜第一次试验核武器的地点离中国东北边境不足160千米，而美国2011年初一度有三艘航空母舰集结于中国近海。海外安全合作不足则给中国保障自身安全设置了更多障碍，并使中国面临更复杂和更具敌意的国际局面，在海外的国家行动自由极其有限:中国没有在其他国家谋求海外军事基地;与西方的军事合作总是被政治原因打断;欧盟和美国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的武器禁运;周边国家对中国一般都保持戒备心态，东南亚国家甚至期望通过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回归”而制衡快速增长的中国力量;中国少量的海外军事力量投放也总是招来国际社会的疑虑。

二、海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一)贸易保护主义使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国际金融危机自2009年下半年全面爆发后，先后召开的三次G20峰会表示要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面前，贸易保护会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形势依然看好，经济发展持续稳定，也因此成为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首要针对目标。根据资料统计，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出口国，2009年上半年的出口额略低于排在首位的德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2009年9月，美国决定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3年内分别加征35%、30%和25%的惩罚性关税。2009年10月7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输美的氯化钡、熨衣板等产品启动反倾销复审，对四氢糠醇产品所适用的反倾销税进行复审。2009年10月6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决定对中国输欧无缝钢管征收17．7%至39．2%的最终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欧盟发起两项新的反倾销调查，全部针对中国产品。而自2009年7月下旬以来，欧盟针对中国的钢盘条、无缝钢管、葡萄糖酸钠、钢索、铝合金轮毂等发起反倾销调查，在短短3周内竟达5起之多。

除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2009年9月份以来，阿根廷、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中国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氯甲烷、离心泵、螺杆压缩机、皮下注射器等多种商品。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连续3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而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1/3强，名列世界第一。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55起，增长38%，涉案金额243亿美元，增长近8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存在，而世界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并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面前，中国的经验略显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突显出中国的贸易战略有待加强。运用多边框架体系及世贸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要改变企业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局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中国领导人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上多下功夫。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公正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继续承诺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

(二)海外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面临广泛的国际竞争，“走出去”变成了很多企业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融入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但是国际化经验不足是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大障碍，中国企业必须了解海外投资的风险并且具备初步的防范措施，才能“走出去”。出于市场和投资战略的考量，许多企业将海外投资拓展的目光投向非洲、东南亚、拉美、俄罗斯国家等。然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和发展的原因，投资环境存在许多不规范、不完善之处，这些不规范、不完善，正是风险多发的温床。不少非洲、拉美国家法规严格限定了外国资本在某些领域的股份比率，如委内瑞拉，石油等行业外国资本最高控股限额为49%;西非国家塞内加尔，贸易类公司本地股份不得低于51%;东非的肯尼亚，农业开发项目国家须控股至少51%。这些规定造成中国投资者虽然出了钱，却拿不到决策权、话语权。一些潜力巨大、利润丰厚的合资企业，入股者不是政府本身，就是背景深厚的当地权贵。合资模式不断将当地企业低效、人浮于事、财务和管理混乱等问题带进新公司，给投资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

许多非洲国家金融制度极不完善，传统的信用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行，因为商业银行不是拒绝办理，就是拒绝承兑，而采用其他付款方式，如货到付款、付款交单等同样存在钱货两失的风险可能。在中非贸易史上，中国销售代表手捏提单等着买家交款赎单，而买家早已打通码头关节将货提走的事例不胜枚举。此外，一些国家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也是中国开展海外投资贸易的重大风险所在。

许多中国投资者不了解当地国情民风，如以金钱刺激鼓励加班，用高压管制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时等，结果在当地的经营处处受阻。不少企业忽视一些致命的细节问题，如贪图劳动力便宜，在某些非洲国家开厂，结果当地劳力技术跟不上、效率不高、培训困难，宗教习惯影响工时，所在地经常停水停电，造成成本提高。一些承包建筑的中资公司为求中标不惜拼命压低投标价格，中标后对困难和意外估计不足，因利润太低甚至没有利润，对风险的承受力大大降低，结果损失惨重。

俄罗斯、东欧和非洲不少国家都有所谓“黑清关”问题。一方面，正规清关几乎无利可图，“黑清关”在许多国家事实上“准合法”，但根据该国海关法规，这些商品绝大多数是“违规进入”。一些国家最初允许甚至欢迎中国货入市，但不久又因故改变政策，如俄罗斯近年来对外国零售业的“清场”，一些国家频发战乱、民变和其他意外因素，同样造成投资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在尼日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尔、赞比亚，都遭遇过绑架、交火等事件，造成人员伤亡;不少地方爆发排华风潮，也危及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一些本来和中国人无关的骚乱同样构成威胁，如几年前的多哥大选风波，累及多家中国商铺被砸、仓库被抢。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政治风险是与投资所在国家主权行为相联系的、经营者不能控制的风险。作为国际资源开发的后来者，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不民主”国家和“无赖”国家自然成为中国开发海外资源的仅有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偏远地区大多是反政府武装和分裂、走私、贩毒等犯罪团伙活跃的地区。一方面，资源所在国的不稳定和战乱威胁着中国的海外资源利益;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制裁和禁运也影响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常规资源开发活动。^[6]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宗教矛盾尖锐，导致爆发国家动乱甚至分裂，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尽管发达国家一般政局比较稳定，但也存在针对外来投资的种种限制。跨国经营中的政治风险，包括征税、战争、汇兑限制和违约风险。近年来，在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东道国出现了若干因战争、征收、政府违约出现的政治风险，造成了中国企业利益的巨大损失，比如伊拉克战争和苏丹冲突及利比亚战争。

(三)华商海外经营环境恶化

由于中国商品种类繁多，物美价廉，华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及商业活动的特别多，其他海外华商多从事餐饮、旅游、金融、中医等行业。近年来华商面临的不公正竞争增多，华商海外经营的环境恶化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所在国经营政策发生突变造成的风险。为保护本国居民和经营者商业利益，所在国政府往往颁布特别法令，限制华商经济行为，即经济“排华”。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家，围绕服装、鞋类批发零售业等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与当地社区的冲突时有发生。如2008年7月，英国有关部门借口目前英国大多数中餐馆用来制作烧烤的烤炉在一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安全度都不“达标”，将禁止在全国销售北京烤鸭。近年来此类事件举不胜举，海外华商多年打拼赖以生存的市场随时面临所在国政策突变造成的风险，海外华商的私有资产严重流失。

第二，“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受损，华商的海外经营正遭受连锁效应的痛苦。一方面原产国效应影响了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的判断和购买意图，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把法国时装、日本汽车、德国啤酒和美国大众文化作为消费常识，对于中国产品则鲜有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看法并非积极肯定，作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形象强化了世界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担忧和消极认知。这部分是由于国内“毒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导致对中国食品的不信任，国际市场上中国宠物食品、牙膏、轮胎和玩具产品大规模召回事件也损害了“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因此，海外经营的华商把中国制造的产品带到所在国出售，除了价格的竞争力外，很少被高端消费群体青睐，还不时被当地经营者排挤打压^[7]。

三、海外公民及华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目前中国境外人员与机构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和绑架事件。各种形式的冲突导致在这些地区工作或生活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幸或牵连到冲突之中。二是由于经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包括当地犯罪分子对华人华商实施暴力袭击，当地执法当局恶意伤害中方经贸商业利益，以及政治原因导致中国经贸利益受损害的事件。如西班牙火烧温州鞋城事件、新加坡某建筑公司拖欠中国工人工资事件等。三是带有种族歧视与排华性质的民事伤害案件。受“中国威胁论”等思想的影响，针对中方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仇恨情绪有所上升，从而导致中方人员成为种族暴力宣泄的对象。四是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政案件。即外国一些执法机构在针对中国人的执法中偏离公开、公正原则，出现恶性伤害的侮辱事件。五是非法移民伤害事件。这与人口走私犯罪组织有关。六是中国留学生被骗和伤害事件。除留学被骗外，海外留学生遇害事件也时有发生，成为中国人海外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之一。七是意外伤害事件。包括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如印度洋海啸、土耳其煤矿爆炸、哈萨克斯坦泥石流、新加坡油轮大火等许多偶发事件^[8]。

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安全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一方面各种非安全因素的增长使海外华人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是海外华人自身缺乏现代公民自我保护意识，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一)经济方面

首先，中国人的经济活动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华人移民的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上，容易与当地人形成竞争、引发矛盾。特别是早期的第一代移民，大都靠做厨师、当裁缝、开洗衣店谋生。当地经济形势不看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华人群体就容易引发当地人的不满。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的针对华人暴力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其次，部分华商在经营过程中过分关注经营成本，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当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心怀不满的当地人伺机发难。再次，使用现金的习惯引发抢劫倾向。如在南非的华商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等商品的批发和零售，经营方式普遍粗放无序，其间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一些华人为了逃避税费，宁愿冒险采用现金交易而不愿从银行过户。有些华人还喜欢“显富”，一身珠光宝气，开着豪华汽车出入赌场等娱乐场所，也会吸引歹徒。一些非法移民，没有办法在当地开设银行账户，做生意只能随身携带现金。华人所有这些使用现金的习惯都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此外，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有些国家的一些势力就希望通过袭击中国企业或中国人达到其罪恶的目的。

(二)政治方面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公民在海外已不再是“最安全的外国人”。其次，当地社会治安状况糟糕，法制不够健全，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在一些地区，当华人华侨遭到袭击，即使报了案，也未能得到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处理，导致歹徒更加有恃无恐。第三，海外排华势力的影响。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遭到严重的歧视，在印尼的600万华人境况尤其悲惨。印尼人视中华文化为“毒品”，极端仇视华人，禁止华人用汉语，强迫华人改姓。入境印尼的华人都会发现，关税宣誓表格上依然是白纸黑字的列明中文刊物等同毒品和枪械，禁止携带入境。印尼有50多项法律存在歧视性条文，劣待华人。最严重的是华裔身份证有特别编号。比如在申请身份证时、国际护照或其他法律证件时，印尼华裔皆遭遇不公平对待，需要提供额外资料，也得缴付更多费用。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裔子弟经常受限制于族群的学额分配制，许多天资聪明的华人子弟尽管成绩优秀也无法被大学录取。

(三)文化方面

主要是华人无法全面融入当地社会。一方面，一些国家在制定社会合理移民政策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华商在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也有欠缺。华人的社会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海外往往会自我孤立，再加上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不太容易融入当地社会。第一，他们缺乏与当地社会的文化认同感，不太关注所在社区整体发展状况和其他族群的经济利益。其二，华商缺少跨文化管理的意识，不习惯分权，不信任外来管理者。其三，一部分海外华人素质偏低。目前中国在国外的华人华侨素质参差不齐，有高水平的经商者和留学生，也有偷渡出国的打工者。少数人缺乏道德素养，不尊重当地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甚至违法犯罪、贿赂官员、结识当地黑社会，自招祸患，严重影响华人的形象。最后，海外华人现代公民意识薄弱，缺乏自主意识^[9]。一个封闭而又沉默的群体很容易遭受其他族群的攻击。这种封闭性和无为观念还导致华人社会在大众传媒话语领域的失语状态，成为当地主流媒体妖魔化的对象，从而导致社会形象的扭曲和边缘化。欧洲华人虽然吃苦耐劳，但也许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性格普遍谦和、沉默，使自己处于一个“弱势族群”的地位。华人利益在欧洲各国政府考虑少数族群的政策时，大多排在最后一位。同是华裔，菲律宾的华裔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却不愿意直接参政，他们通过向政客提供资金支持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深知:华人政治上的无权和真空状态，直接导致经济上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所以华人总体在当地社会都非常需要能传达他们意愿、保护他们权益的代言人。

四、海外能源利益受到威胁

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来，中国对海外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中国在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想尽办法开辟能源，但中国的能源利益在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威胁。在此仅以中东为例，对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受到的威胁加以分析。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利益可谓重中之重。目前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约为56%，其中从中东产油国(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进口原油约占58%。2011年，中国共进口原油2．537 8亿吨，同比增长6．1%，其中从伊朗进口原油2 775．66万吨，同比增长30．19%，占进口总量的10．94%。由于目前西方国家正竭力制裁伊朗，因此潜在风险极大。

(一)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合作虽初具规模但极具风险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主要分两大块:一是油气贸易，二是投资勘探与开发。目前，前者规模越做越大，后者仍属初级阶段，除在苏丹(以及南苏丹)、伊朗、伊拉克已取得一定进展外，在其他中东产油国，因所在国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合作工作较难开展。在油气贸易方面，2012年中国前十大原油来源国分别为:沙特，5 391．618 8万吨，同比增加7．24%;安哥拉，4 015．234 5万吨，同比增加28．9%;俄罗斯，2 432．943 7万吨，同比增加23．35%;伊朗，2 192．238 5万吨，同比下降21．02%;阿曼，1 956．676 2万吨，同比增加7．79%;伊拉克，1 568．360 1万吨，同比增加13．87%;委内瑞拉，1 529．088 7万吨，同比增加32．76%;哈萨克斯坦，1 070．367 2万吨，同比下降4．53%;科威特，1 048．997 2万吨，同比增加9．94%;阿联酋，874．383 9万吨，同比增加29．82%。中东国家占6席，其中5个是阿拉伯国家，它们是沙特(排名第一)、阿曼(排名第五)、伊拉克(排名第六)、苏丹(1 298．93万吨，排名第七)、科威特(排名第九)、阿联酋(排名第十)以及非阿拉伯国家伊朗(排名第四)。上述国家虽非发生政治动荡之国，但外部环境较差，存在相当大的凶险因素。

(二)伊核问题使中国能源供应安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是中国石油企业试图在能源勘探与开发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点，但伊朗出于对它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考虑，对中国大打“石油牌”，因而实际进展并不令人满意。最近的一个能源项目合同还是在2009年1月14日签署的，合同总额17亿美元，开发伊朗北部阿扎德甘油田。该油田储量超过60万桶，在未来25年内，可每天生产7．5万桶石油。协议分两期进行，前期投资与回收成本将分别是12年及17年。

2011年，鉴于西方国家对伊朗不断加大的制裁因素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风险，三大中国石油企业理智地放慢了在伊朗的油气开发进程:中石油推迟了在伊朗南帕尔斯第二期天然气田的钻探工程，中海油撤走了驻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项目人员，中石化延迟了在伊朗亚德瓦兰油田的动工日期。对此，不仅西方国家不满意，还惹来了伊朗方面的不满。前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伊核问题的一部分”，扬言必须考虑制裁中国石油企业，后者则通过其国家石油公司敦促中国三大石油企业按约推进在伊的能源项目。2011年8月，伊朗宣称，如果中石油对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项目的开发继续拖延，伊朗考虑把整个项目转让给实力雄厚的国内承包商，当时该项目的实际开采进度仅为10%，按合约应为17%。10月，伊方又以项目进展缓慢为由，叫停了中海油总额160亿美元、开发北帕尔斯气田的天然气田开发协议。据商务部统计，受阿拉伯乱局的影响，中石油有6个项目合同中止，影响全年营业收入约12亿元;中海油受利比亚战乱影响，2011年上半年资产减值损失为6 570万元。^[10]但在伊朗，中国石油企业受到的影响也许还要高出许多，这是因为中国在伊朗的油气投资额比在利比亚的油气投资高得多，一旦局势剧变，中国企业可能受到的损失难以估量。中国从伊朗的原油进口情形与沙特相仿，都约占其出口总量的1/5^[11]。

眼下虽然不能说阿拉伯变局与伊核问题对全球原油市场以及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形成了多大的直接冲击，但潜在的隐性的威胁与风险客观存在，因此必须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