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再判断

根据外交战略转型的双层认知调整模式，我们可以从决策层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的再判断和中国国际角色的再定位这两个方面来解析大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在这一节，研究决策层对安全威胁的再判断与大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关系。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45]在这里，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中国调整“一条线”战略的根据是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的变化。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

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46]

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制定“一条线”战略的依据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苏联是战争的策源地，对和平前景感到悲观；奉行独立自主对外路线的依据是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对和平前途感到乐观。

第一，调整战争与和平观，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大势进行再分析。传统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在对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47]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观点在不少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一是不再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是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对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二是不再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而是认为通过各种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三是不再简单化地认为“国家阶级性质决定其对外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实行战争、侵略的政策，而是认为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东西欧、日本、加拿大、大洋洲各国也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四是承认核武器的威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是否认核武器对战争的制约作用的；五是承认经济全球化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各国把重点放在经济、科技的发展上，军事对抗趋缓。显然，没有战争与和平观的变革，中国领导人就不能对国际战争与和平大势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不要看美苏签订这样那样的协定，实际上争夺加紧，扩军也在加紧。”“至于战争是否一定在一九八五年左右爆发，我是持怀疑态度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一些分析家著书提出80、90年代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观点，还有人预测1985年会爆发战争——引者注）。”^[48]此后几年，邓小平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到1985年，他认为：

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9]

第二，对苏美竞争态势的再判断。在70年代，中国认为美苏关系出现有限缓和与激烈争夺并存的局面，美苏战略态势进入苏攻美守阶段，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进入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决心打破苏美之间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相对平衡，采取坚决措施来谋取军事优势，用武力抵抗苏联危害美国利益的任何“冒险行动”。为此，他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是把战略导弹拦截和摧毁在到达美国国土之前，以求达到消除战略弹道导弹的威胁的目的。美国还在第三世界对苏联发动全面反击，并将触角伸进波兰等东欧国家。1983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时指出：“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50]面对美国的进攻态势，由于苏联在阿富汗战事中陷入困境，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经济困难，苏联新领导人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从阿富汗、中苏边境撤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减少在第三世界的卷入，与美国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因此，中国认为，80年代苏美战略竞争态势已进入美攻苏守阶段。从均势论的观点看，中国再联美反苏已不合时宜，不利于全球战略平衡。

第三，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再定性。长期以来，中国认为苏联自赫鲁晓夫开始，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苏联已蜕变成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修亡我之心不死。1975年制定的宪法序言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1978年制定的宪法序言依然强调：“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1979年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少是在毛泽东时代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观念。所以1982年宪法序言不再将苏联称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51]也就是说，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上，中国已不再视苏联为威胁，不再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第四，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再研判。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由于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境陈兵百万，70年代末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出兵入侵阿富汗，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态势严峻。进入8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52]所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威胁在逐步减轻。80年代的苏联可谓内外交困。苏联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实现。这期间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竟然跌到3.7%。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又进一步放慢了速度。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81年，连这种压低了的指标也未能完成。^[53]为摆脱困境，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他认为：“到了80年代中期，苏联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张。很明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停止奔向深渊。必须严肃地关注对外政策问题，这已经是一件紧急的、刻不容缓的事情了。”^[54]他表示：“从我在国家领导人岗位上从事我的活动的最初日子开始，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就成了我国外交的优先考虑。”^[55]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6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56]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中苏边境形势的缓和，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再把苏联的威胁看得像过去那么严重。

可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不再认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也不再认为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这样继续实行联美反苏战略就不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