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层空间安全面临的威胁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I），开启了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的序幕。然而，与人类探索利用海洋和天空一样，由于太空独有的战略制高点位置和更为广阔的资源优势，伴随着人类足迹的到达，外层空间已不再是“净土”，成为世界主要有能力涉足太空的国家地缘政治斗争的新前沿。

（一）外层空间已经开始军事化利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太空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space）”的概念。太空军事化是指：“通过运用太空资源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效率，或是为了军事目的使用太空资源，这些军事目的包括通信、电子侦察、空中照相侦察、气象监控、早期预警、导航等。”^[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进入外层空间。外层空间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拥有无可比拟的地缘战略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从人类涉足太空的那一天起，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利用即已经展开。太空军事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卫星支持和增强地球表面的武器系统及军事行动；二是“外层空间的武器化”利用，即在外层空间或大气层内部署攻击敌对国家航天器或大气层内及地球表面设施的武器系统。关于太空武器化，后面将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完全实现了第一个方面即人造卫星的军事化利用，换句话说太空已经实现了军事化。

对人造卫星的军事化利用源于信息化战争掌握制信息权战略制高点的需求。美国在2002财年《国防报告》中提出的能力可以概括为“预警”“指挥控制”“精确制导”“导航与通信”“情报”，这些都属于卫星系统对其他战场的支持、支援与增强能力。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新军事变革使现代战争向信息化作战转变，掌握“制信息权”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关键的作用。传统的陆、海、空三维战场已经远不能满足信息化作战的需要，因此战争的参与者开始延伸至第四维空间——外层空间。而外层空间的卫星就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控制节点”。无线通信目前的发展趋势则是越来越多的依靠卫星通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卫星通信就占到战区通信总量的85%；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本土到沙特90%的通信业务由卫星传输，70%的情报来源于卫星侦察。^[4]外层空间的卫星为整个战场的通信（communication）、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计算机（computer）、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侦察（reconnaissance）的C4ISR系统撑起了一幅天幕信息网。

在信息化作战时代，部队需要分散部署，大规模集结兵力只能为敌人的远程精确制导打击提供“靶子”。军事指挥系统趋向于扁平化指挥，而不是像工业时代那样的等级森严的层级指挥体系，作战单位的编成不再按照传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构成，而是按照作战目标编组为适合于战术或战役目标的作战模块和打击群，协同各单位来完成侦察、电磁打击与火力打击以及作战效果评估和再次打击等工作。信息化是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因此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各国都将面临相同的对外空的信息“依赖”。

（二）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威胁日益紧迫

“外层空间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space）”也即“太空武器化”，根据国防大学潘振强教授的定义，是指“在太空部署武器或者以太空物体为目标在地面部署武器”。^[5]正如前文所述，外空武器化的概念从属于外空军事化，是外空军事化的第二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外空军事化的高级阶段。但外空的武器化并不等同于外空军事化，正如前文所述外层空间已经出现军事化利用，因此世界各国对于这一问题都非常谨慎，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武器化。然而在太空军事化利用的大背景下，太空武器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并且近年来随着世界主要大国的军事安全斗争向外层空间延伸而进一步加速，外空武器化的威胁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紧迫形势。

从历史上看，外空武器发展相继出现三次浪潮：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轨道空间炸弹（H-bombs in orbit）^[6]、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是当时空间军事化问题所谈论的重点；第二次浪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苏联与美国相继进行了反卫星武器（ASAT）实验，但没有涉及任何部署在外层空间的天基武器（space-based weapons）系统；第三次“空间武器化”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之后，将人们的视线引入天基武器和天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space-bas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7]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2010年6月28日出台了新版的《国家空间政策》，其中将“不负责任外空行为”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虽然考虑军控建议，强调外空秩序，然而并没有在禁止外层空间武器部署和摧毁外空物体以及使用导弹防御系统摧毁卫星及部署天基反导系统方面做出承诺。相反，美国高官仍然强调遏制、防御和在必要的情况下击败对美国及盟国外空系统的干扰和攻击。^[8]为此，美国正在加紧研究空间作战飞行器以及部署在上面的天基武器系统，这样的天基武器系统既可以对敌对国家的天基系统进行打击，更可以在战争中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9]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及欧盟等为应对新军事革命在太空领域的挑战，在国际社会无法达成反对太空武器化条约的形势下也大力发展太空武器，推进太空武器化。如2007年1月中国用一枚装有动能拦截器的导弹击落本国一颗仍有工作能力的旧“风云-1C”气象卫星。近几年出现的新一轮外空军事化热潮实质上是第三次“空间武器化”浪潮的进一步延伸，因为从内容上来看，两者都集中于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武器系统的问题。

外空武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定向能武器（directed energy weapons），又称射束武器（beam weapons）。顾名思义，其原理的共同特征都是在对方航天器上的一点集中高强度的能量，利用向目标方向聚集的高能量以烧毁目标或使其致盲。二是动能武器（kinetic energy weapons），其原理是利用高速运行的弹丸或物体来碰撞摧毁目标。主要包括反卫星武器（ASAT）中的反卫星导弹、反卫星卫星（又称“太空雷”）、反弹道导弹和电磁炮等类型。动能武器不如粒子束武器那样受到使用环境的限制，因此无论在大气层外还是大气层内均可以发挥出其威力，且技术上更为成熟。美国、俄罗斯、中国都掌握了反卫星导弹的技术。此外在冷战时期，美苏进行过大量反卫星卫星的试验，尤其以苏联的“太空雷”试验最为成功，但目前其战力主要集中在近地轨道上。美国前总统布什上台后将前任里根提出的以防御苏联大国导弹袭击的“战略防御计划（SDI）”调整为“防御有限导弹攻击的全球保护系统（GPALS）”。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继承了这一计划，但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2001年小布什执行单边主义政策，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该条约规定，只允许双方在国内部署两个反导系统，一个保卫首都，一个保卫军事基地，但不能部署全国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三是载有上述武器的天基平台（space based platform）。如执行军事任务的航天飞机、未来可以直接从大气层上空进入外空的空天轰炸机、空间站等。^[10]空天飞机目前尚处于研制阶段，还包括未来可能发展出的航天母舰亦是如此。

（三）　空间碎片问题日益凸显

美国曾在2006年《国家空间政策》指出：“轨道碎片对持续可靠的天基服务的使用和操作，以及对空间和地面的人员及财产的安全造成威胁。”^[11]平时的太空活动，包括航天器的燃料、运载火箭末级、废弃的卫星及其冷凝剂甚至脱落的材料都是产生“空间碎片”的来源。2009年2月，俄罗斯和美国卫星碰撞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卫星相撞事故，产生了大量的太空碎片。因此可见，如果部署外空武器无疑会使空间碎片的数量急剧增多。随着卫星越来越多，人类发射活动越发频繁，空间碎片也越来越多。而如果爆发太空战，被摧毁的航天器残骸将会形成大量空间碎片。目前，外层空间有22000个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虽然这类碎片与航天器碰撞的几率相对较小，但一旦撞上将是致命的。此外，其余直径较小的碎片则数以百万计甚至亿计^[12]，大多集中在近地轨道；虽然对航天器构不成致命威胁，但当这些“空间碎片”积聚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就足以形成一个“碎片层”，不仅能缩短碰撞航天器的时间间隔，同时能够阻止地球上任何向外层空间的发射活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外空武器的自杀伤效应丝毫不逊于核武器。如果爆发“太空战”，大规模使用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对“敌方”的卫星、空间站以及航天飞机等航天器进行攻击，那么由此产生的“空间碎片”会成几何级数增加以至于无法控制。空间碎片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产生“雪崩”效应，使航天活动无法进行，近地空间完全失去使用价值。而到目前为止，除了消极地尽可能减少“空间碎片”产生之外，人类还没有技术能力去主动清除“空间碎片”，只能采取消极避让以及加强航天器自身防护的措施来减少空间碎片造成的伤害。即便将来有一天突破了这一技术，也无法在“太空战”过程中进行清除，躲过了敌方攻击的航天器仍将被碎片摧毁，从而失去通过“太空战”占领“高地”的意义。因此，正如核战争会导致地球毁灭一样，“太空战”的最终结果是任何国家都失去进入外层空间的权利，同样不会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