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英分歧的深层原因综论
深入挖掘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政策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原因是更好地理解美英对华决策的基础。对此，虽然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猎，但多限于特定的议题，系统、综观的分析鲜见。笔者试图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从美英双方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目标、美英对新中国政策的决策理念与思路、美英对华政策的国内外制约因素这三大方面进行多层次的综合分析，对导致美英分歧的原因进行全面、透彻的探讨。
一、美英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冲突的远东及对华政策目标和与中国新旧政权的关系是导致美英在对新政权政策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第一，美英相互冲突的远东政策目标，导致双方在对新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广泛存在，难以协调。
概括而言，美国在远东地区有更为广泛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其远东政策目标与其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目标一脉相承，即力图在远东地区构建美国主导的、以遏制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扩张”为主要目标的和平与安全体系。而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的溃败，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特权和战略地位丧失殆尽，因而阻止台湾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防范日本、东南亚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或控制，建立以南朝鲜、中国台湾、日本和东南亚为基轴的遏制中、苏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和防务体系成为美国决策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和基本共识。为此，除非中国共产党政权愿意保证美国已有的特权地位，并接受美国的价值标准和权威，否则，美国决不准备给予一个共产党政权以示嘉许的承认。此外，美国也将竭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台湾，并确保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不能控制这一地区；阻挠中国共产党获取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代表权；阻止中日关系的恢复进而从根本上阻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传统联系。
战后，英国由于国力衰微，不得不进行战线收缩。在英国的战略部署中，远东地区的地位明显下降。对于以重振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为头等大事的工党政府来说，远东的重要性直接体现在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方面，因而英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首先，是维护既得经济利益，亦即确保英国在远东的传统海外市场，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中国的海外市场以及香港的经济繁荣。其次，英国在远东地区还有重要的殖民利益，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香港和马来亚殖民地。最后，还必须争取亚洲新独立国家，特别是印度等亚洲英联邦国家的好感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因此，对英国来说:1.如果认同美国的远东政策目标、追随美国的反华立场将导致英国庞大的在华利益和贸易前景蒙受损失，有赖于与中国大陆进行转口贸易的香港的繁荣也将难以为继。2.听任美国援蒋、保台将导致美国大量的援蒋武器最终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这将增加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进攻能力，因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可能引发中国攻取香港，甚至是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结果不仅是香港面临危险，也将极大消耗有限的资源，削弱对欧洲的防务，导致苏联的威胁加大。3.不承认新中国，不让新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不把台湾交给中国，不让中国参与对日媾和，这些都将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特别是引起全球华人的公愤，从而使得有着大量华人团体的马来亚等殖民地的统治难以维系，也使得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具有反帝情绪和独立自主意识的亚洲新独立国家与英国拉开距离。4.如果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传统经济联系被割断，将使日本重新回到东南亚与英国竞争，严重损害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
综上所述，美英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而追求的远东政策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为其远东政策服务的对华政策目标与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对华政策目标存在冲突。美英在远东范围内广泛的利害冲突决定了美英的分歧不是单纯的对华利益冲突，而有着更大范围内的分歧和更难协调的成分。
第二，美英对华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同决定了它们对新政权原则立场的差异。
一般而论，维护在华利益是美英对华政策追求的共同目标，而美英在华利益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问题是，当一个强大而主张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西方在华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时，是面对现实，接受这个革命政权，还是迫使新政权就范或者取而代之?这又直接取决于美英在华根本利益与新政权的存在是否存在协调的可能。笔者认为，这种“根本利益”的不同是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政策上出现分歧的直接原因。不仅是英美两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份额大小不同，而且是性质的不同影响了它们对新政权的原则立场。
一方面，英国当时在华的经济利益居西方国家之首。英国在旧中国投资最早，资本渗入金融、贸易、运输、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等部门。据统计，1941年英国在华商业总资产估计为3亿英镑，还不算无形收入。尽管经受了战争的打击，1949年的总量仍相当可观。另外，中国是英国商品的一个潜在大市场，是英国进口必需品(包括鸡蛋、茶叶、蚕豆、猪鬃、大豆、面粉和桐油等)的一个潜在的和重要的软通货来源。英国外交部估计，在正常情况下，中英之间潜在的贸易量将会翻番。[62]庞大的在华资产与可观的贸易前景对于经受战争创伤的英国工党政府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同时，香港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与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所以“英国首先关心的是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63]英国政府推测中国政府也希望和有意在两国政府之间保持一种友好和互惠的贸易关系，并一如既往地认可英国在华公司继续运作以利于两国的共同目标。[64]既然经贸被放在首要位置，英国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权所能有效控制这个国家的能力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战后英国国力衰微，在远东不得不进行战线收缩，远东对于英国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下降。[65]英国已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英国决策者认为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承认和接受现实，即力图通过与新政权的和解来维护既得利益。“外交承认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也是“中共给予英国贸易便利所要求的最小的代价”[66]。
相对而言，美国在华直接经济利益不如英国那样举足轻重。主要体现在:首先，“中国对美国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美国在华私人投资极少，美中贸易也很有限”。美国“只有少量的在华直接利益和通过维持中日贸易减轻美国压力的间接经济利益以及对未来美中贸易的期望”[67]。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总量同英国相比要少得多，这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来说，更是显得微不足道。其次，美国对于与中国大陆或香港的贸易兴趣不大。它认为前者只会增加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另外，美国也不打算协助保卫香港。[68]再次，美英在华企业的性质也不一样。《纽约时报》在当时作过这样的比较:英国在华企业的发源地和活动重心都在中国大陆和毗邻的香港，而美国大多数在华企业的根基仍在美国，在中国只从事“分支”性质的经营。对美国来说，在华企业关闭后仍可异地经营；对英国来说，在华企业关闭即意味着倒闭。[69]司徒雷登曾在回忆录中讲到美国和英国商人之间的差异:“许多英国商人是倾其家产投资于上海和其他中国港口的，一撤走就会破产，对英国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维持他们那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同中国的贸易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三。美国人，甚至包括那些由于放弃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到最严重损害的人，也许可以不太困难地在别的地方重振其事业。”[70]相比之下，就像英国外交部官员科茨所说的:“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和我们相比是如此之少，以致美国政府绝少有像我们一样希望谨言慎行的迫切理由。”[71]
与英国对直接经济利益和贸易前景的关注不同的是，美国在华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在华政治、文化影响力。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的说法，“失去美国在华商业利益、派驻使节的利益以及在华资产本身虽称不上是美国重大的战略挫折，但这种结果意味着美国失去了获取关于中国的大量有用信息的渠道，美国文化失去了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的机会”[72]。对于NSC41号文件所说的那些利益，美国驻苏大使柯克在1949年10月7日给艾奇逊的信中说得更明白，这就是:“保持在华存在的情报价值及政治影响力，如现场报道、保护美国的资产和侨民、维持使馆官员对某些中共人士的接触和直接、间接的影响，私下发布一些在中共严格的新闻控制下中国人无法得到的西方的消息，注意中国资产开发以及苏联在华动向，鼓励和发展亲美势力等。”[73]1949年底在权衡到底是否应该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艾奇逊所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更具说服力。该备忘录列举了美国在华利益的七个方面:美国侨民、美国侨民在华财产和私人投资、贸易、美国政府资产、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欠款、美国在华外事机构和美国的影响等。艾奇逊认定第七条，即美国的影响为最重要的资产。在备忘录的“结论”中，艾奇逊评论道:“中国的幅员和美国基本相当，但人口是美国的3倍，必须牢记的是，很显然……美国在华股份的金钱价值相当小，从我们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比我们对华贸易和美国传教士和教育机构在华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工商业、驻外机构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作为美国影响的传播者、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利益的体现者以及信息的来源。”[7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作的分析并非断言美国对开发中国市场没有巨大兴趣，而英国不甚关注政治及其他利益。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首先，同英国相比，追求经济利益不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次，与其在华政治利益和文化影响相比，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也居于次要地位。再次，在与迫使新政权屈服的目标相冲突时，美国宁愿放弃经济利益也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妥协。
正是因为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相对美国来说并非举足轻重，而美国更加看重的政治、经济特权均系于与旧政权所签订的条约，以及属于中国革命外交旨在清除的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影响，所以美国在承认新政权的问题上就把遵守国际义务，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傲慢情绪”，迫使其表现出“端庄举止”，甚至放弃其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列为承认该政权的先决条件。
总之，美英在华不同的实际利益及其所侧重的不同方面，从根本上决定了美英对新政权政策的出发点明显不同。英国主张通过对新政权的承认来保障在华经济利益，也通过承认新政权并与之保持商贸联系来维持与新政权的友好关系。美国一开始就抱定改造新政权的目的，并把承认不平等条约、获取情报、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等这样一些对新政权的巩固与独立自主、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威胁性的目标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以及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结局。
第三，美英与中国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不同，也影响了美英对新中国的政策取向。
诚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言，“美英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国在中国的不同角色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不同反应”[75]。英国在19世纪率先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国遭受外侮的历史中，英国一直是主角。期间，美国奉行利益均沾，在中国分杯取羹，享有治外法权。美国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中国利益的保护者，认为其门户开放政策抑制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进一步掠夺。尽管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未能阻止将德国在华权益转让给日本曾使中国人民失望，但是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中国爱国人士寄予希望的唯一西方大国。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亲美政策，对英国没有好感。英国在很多问题上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有矛盾，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直非常冷淡。这种历史渊源使得40年代末中国内战爆发时，美英两国的反应明显不同。“当美国致力于调处中国内战和随后全力支持国民党时，英国奉行的是中立政策，认为中国内部的纷争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76]。
由于美国一直自视为中国利益的保护者，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在中国打下了亲美的根基。后又在中国国共内战中，长时间地扶蒋反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战之中，美国与中国国共两党形成了复杂的历史恩怨。在美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当局被打败后，一方面，由于一些亲蒋反共人士的大肆渲染，在以全球反共产主义为特征的冷战氛围下，在美国国内甚至形成了一种“国民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美国人在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明显地感情用事，无法接受国民党当局被取代的现实。就像布赖恩·波特所分析的那样:“美国人仍然习惯于把中国人看成是需要并且愿意接受美国的基督教、医疗机构和政治思想的朋友。他们期望中国人保持亲美倾向，坚持认为中国人决不可能接受像共产主义这样一种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信仰”，并抱定“北京政权是一个强加的暴政，中国的人民大众仍忠于蒋介石”。这种虚幻的想法尽管不是绝对的，但由于被共和党的反对派不断强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当新中国转向“视传教士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慈善为经济侵略、美国为主要敌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感情受到极大的冲击”。[77]而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头号敌人。就像罗斯·凯恩认为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所流露的怨恨情绪的真正根子就在于1945年年中到1949年年中这段时间里公开宣称效忠于斯大林的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78]。
相对来说，一方面，英国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疏远，英国官方对国民党当局并无好感。“外交部不喜欢国民党的独裁，认为其主要权力支柱是土豪劣绅以及那些在各大城市里由效忠蒋介石的敲诈勒索之徒所控制的行会。外交部认为这样一种权力来源和支持层的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要倾向反动保守。”[79]加之英国没有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因此抛弃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正常的关系要简单得多。就像贝文所分析的，英国由于“没有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在决定未来的远东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有更多的自由”[80]。另一方面，对于注重经验和务实的英国人来说，他们容易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执迷不悟。如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英国应吸取历史上曾长久地承认清政权而没有立即承认辛亥革命后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新的革命政权的错误的教训，所以不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重蹈覆辙。[81]从领事馆事件，特别是从“紫石英”事件中领教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决心后，英国更是深感不能再以老的帝国心态来同新政权打交道了。[82]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用来说明美英风格迥异的事例用在这里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提到，在共产党接管上海后，英国人办的报纸《字林西报》因为刊载一篇谣言而造成社会恐慌，最后该报公开载文做了在司徒雷登看来是“真心诚意和低声下气的”道歉。而一份美国报纸的主编在遭遇类似的问题时，其态度是“宁可停办报纸也不可能”做出“是对编辑特权不能容忍的侵犯”的让步。据此，司徒雷登讥讽英国人“具有某些使他们能顺应其日益败落地位的素质”，而夸耀美国人固执己见和英国人的“讲求实际”一样“不可改变”。[83]
二、美英基于不同的外交传统和对现实问题的不同估计所形成的对华决策理念与思路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英分歧
外交传统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估计往往直接影响外交决策的方式和结果。迄今为止，多数相关著述都注意到了美英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不同的外交风格，如英国认为承认新政权只是对事实的承认，而美国认为承认新政权不仅有对现状的承认，还包含对新政权行为的嘉许等。笔者认为美英对新中国的决策差异不仅受制于有关承认问题的基本理念与外交惯例，而且体现在两国更为广泛的决策思路的差异方面。
第一，尽管美英双方都基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会因为经济困难和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而有求于西方的认识，认为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是一个可以用来为西方谋取在华利益、维持其在华影响的重要砝码，不肯轻易做出承认举动。但是美英在如何利用这一手段达到目的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试图通过在承认问题上附加条件，不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西方国家应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并辅之以经济上施压、政治上仍不断绝与旧政权关系等方式，给新政权制造难题，迫使新政权就范。而英国则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新政权对西方的依赖，通过承认新政权来赢得新政权的好感，即“给新政权以时间使之认识到西方援助的重要性以及并非只有苏联是中国的唯一朋友”，从而默许西方利益的存在和影响。[84]用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话说就是，美方认为“不给予中共所需要的经济援助和正常的经济、金融关系，除非他们考虑具体的让步才答应提供援助，这样更能让新政权认识到其对西方依赖性”。而英方坚信“留在中国，维持商贸联系和在华企业以便影响中共朝向有益于我们的方面发展要更为明智一些”。[85]艾奇逊的总结更加到位，他说:“英国人的观点看起来是我们要让中国人相信我们是他们的朋友，而美国人的观点却是中国人必须让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朋友。”[86]
第二，美英对承认新政权的理念不同。美国人认为“承认是一种特权，任何政府都不能享有这份特权，除非它能获得公众支持，愿意并有能力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所以对美国来说，承认不仅是一种向外国政权施加压力的手段，也是一种表示嘉许和赞同的表示。而在英国人看来，“如果一个政权对大部分国土实施了有效的控制，而且拥有合理、持久的前景，就必须给予承认”。[87]所以对英国来说，承认一个新政权更多的是基于对现实的承认和出于实际的便利。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考虑也是这样，英国决策者认为，如果不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新中国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定，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制约。而美国认为，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必须在进来之前就是合格的，而不是让它进来后再对它进行改造。在中国哪一个政权参与签约的问题上，英国同样认为，与一个孤居一隅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条约根本无法适用于拥有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的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同样道理，既然该岛历史上属于中国，《开罗宣言》承诺将其归还，日本投降后又是中国政府在治理，就应该归还中国。而美国则坚持其意识形态标准或者说借口，坚持其立场与好恶而一意孤行。美英之间在承认问题的理念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美国自恃其富有、强大，有很强的优越感。美国不仅利用承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把是否承认作为一种奖赏或惩罚的表示。而英国作为自给能力最差的外贸大国，需要顾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所以对它来说，在承认问题上不是去施加压力，而是去妥协。因为商业的实际需要，不承认一个政权，要在那里进行商贸活动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在是否应该把意识形态作为承认新政权的重要考虑因素的问题上，两者的理念完全相反。在英国工党外交大臣贝文看来，一国的外交政策反映该国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很天真的[88]。即使以反共著称的丘吉尔也非常现实地视意识形态仅仅是政策的最后的决定因素。[89]而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的考虑被赋予了相当的重要性。如戴维·麦克林认为，“在1949～1950年的美国对华决策中，意识形态中的所谓美国的世界命运、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质以及共产主义的威胁是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因素”[90]。约翰·加迪斯也认为，“到1949年美国出现了一种程度空前的倾向，即把意识形态视为国家行为的根源，而不是它的反映”[91]。
第三，在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新中国的“威胁性”以及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等问题的存在认识差异，也是导致美英对新中国采取不同政策的重要原因。
总体上讲，在考虑对新中国的政策时，美英双方都认为应该充分考察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以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坚持致力于离间中苏关系的目标。但从根本上讲，在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方面，美英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威胁性问题上，美英的看法明显有别。英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和中、近东，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冷战对手是苏联。至于中国，英方的观点是，不管是否实行共产主义，中国在政治、军事上除了可能削弱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威胁到香港的稳定外，不会对英国造成直接的威胁。丘吉尔就曾说过:“我并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怕的敌手，不管怎么说，在随后的4～5年内，4亿中国人仍将呆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他们不能游泳、不会飞，也不会乘坐现已严重超载的西北利亚铁路来到我们这里。我认为他们不能靠近我们，除了在东南亚和香港外……我怀疑中共是否会像一些人怀疑的那样成为妖魔鬼怪。”[92]况且，由于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虚弱，英国认为香港地位的稳固，东南亚殖民利益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友好与合作。所以，英国战后重新审定的防务战略目标是，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样，必须将其限制在中国本土内部，对共产主义向中国以外地区扩张的威胁应予坚决反击。但是英国的政策是，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不反华。“只要共产主义不向中国以外地区扩张，在中国国内实行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93]承认新中国，与之建立正常关系固然会影响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共士气，但是英国决策者认为，如果不承认新中国的话，会使印度等国同西方疏远，特别是东南亚还有大量华人，如果英国不承认新中国，必然会导致当地华人与英国殖民当局关系紧张，所以不承认的坏处比承认的害处更大。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美国则认为，尽管欧洲至关重要，但远东同样不可偏废。中国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美国的使命就像杜鲁门主义所标榜的那样，“在世界各地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况且，美国国内始终存在强大的主张亚洲主义第一或者要求美国增强在亚洲地区优先权的势力，所以美国政府把亚洲的安全及反共活动与其全球反共的事业密切挂钩。因为担心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会对其他地区产生连锁反应，所以美国决定在每一点上都不让步。杜鲁门说过:“美国在东方和西方都负有责任，我们仍然把西欧的防御视为主要目标，但是朝鲜、日本、菲律宾、香港(地区)和马来亚也非常重要。”[94]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说:“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同时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95]此外，美国人还把亚洲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将产生连锁反应，严重影响整个东南亚的反共士气，危及整个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即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中苏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是英美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美英对中苏关系的理解及其离间中苏关系的信念有很大差别，这也是导致美英对华政策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苏联在欧洲的威胁，因此在亚洲，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从而减轻苏联在欧洲以外地区对英国利益造成的威胁，这对英国而言十分重要。而且，英国决策者认为西方可以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其依据，一是没有找到苏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证据，甚至在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苏联也没有显示出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热情，因而不能断定中国共产主义是受苏联操纵的。二是中国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英国据此推断，中国不会甘愿屈从于苏联的控制。“中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96]三是英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并非一致，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与苏联决裂的可能性。[97]基于这些考虑，英国对离间中苏关系高度重视。1948年12月13日英国内阁关于未来对华政策的决定、1949年8月15日形成的全面阐述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立场的“中国”备忘录、1949年12月16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所有这些英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文件都把促进中苏分裂放在显要的位置。[98]即便在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仍坚信分裂中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在1950年底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谈时，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说:“当你揭开共产主义的表层，将发现下面是民族主义。”“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设法使中国人相信并非只有俄国人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如果我们把中国看做苏联的卫星国，我们就上了俄国人的当了。”[99]美英围绕承认新中国问题的一系列磋商中，力促中苏分裂始终是英国强调的理由之一和与美国争议的焦点之一。
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学术界也见仁见智。一派观点认为，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决策集团一直奉行的是旨在离间中苏的楔子战略。[100]另一派认为从来没有执行使中国铁托化的政策，正相反，艾奇逊和杜鲁门一样对中共执行强硬政策[101]。还有一派认为，美国有过离间中苏的考虑，但为时很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基本上放弃了。[102]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即使有过这种考虑，也只是非常次要的方面。
应该说在美国官方政策中，离间中苏关系始终是其所宣称的政策目标之一，这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34/2、第41号文件及最高决策层重大外交活动中都有明确阐述。但严格说来，美国决策者在本书所论及的时段内并未真正重视、始终坚持和认真考虑如何将它付诸实施的问题。依据是:
第一，美国政府决策层[103]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估计，意见并不统一。一种估计认为，“即使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也未必能够控制或指挥它来贯彻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中苏矛盾不可克服，美国可以大加利用。这种看法主要在国务院内，特别是乔治·凯南的政策设计室存在。另一种估计认为，中国和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一样奉行独裁和反民主的政策，中国没有在近期内发生铁托化的可能，即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国家，也不见得会对美国友好。这种观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流行。在这两种不同意见之间，国务院的看法并不占上风。[104]根据资中筠的研究，这两种路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存，未形成定论，“在1949年上半年，前一种意见占上风，下半年后一种观点逐渐加强，特别是6月30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105]。但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不同看法，放弃离间中苏关系的目标主要在中苏结盟或者朝鲜战争前后。此外，在实施楔子战略的依托力量问题上，根据加迪斯的看法，(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也似乎没有在两种途径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选择‘中国的铁托’意味着在不取代毛泽东政府的条件下割断它与苏联的联盟；选择‘第三势力’则要求将毛的政权作为苏联的傀儡，而在大陆建立一个能推翻它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对党。选择前者的好处是不依赖于建立大陆反对派这一值得怀疑的前景。选择‘第三势力’会比较容易在国内作出合理的解释。”但这些“第三势力”的一盘散沙和互相敌对的状况，前景不让人乐观。阻力最小的道路是“保留各种方案而不做选择，但这容易使政府遇到同时执行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案而使两者都受到削弱的可能性”[106]。
第二，对于承认新政权之类的怀柔手段是否能够促进中苏分裂，美国高层决策者大多持怀疑态度，甚至国务院的主要官员也持这种看法，包括一向被认为是离间中苏的楔子战略的推行者艾奇逊。在前面的论述中很多涉及艾奇逊质疑英国这一考虑的例证，最典型的如，在1949年9月美英外长会谈时，艾奇逊明确表示怀疑承认问题是不是促使中国不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的一张王牌。他认为无论如何，它们都会走到一起。[107]
第三，美国决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视促使中苏分裂为一种权宜之计或一种长远的可能性，其现实意义不大。严格地说，只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的中苏谈判期间，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才真正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和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有所松动但随后很快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美国决策高层对离间中苏关系基本上不抱太大希望。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基本上放弃了认为对新中国执行一种灵活的政策能促使中苏分裂的看法，至多也只是认为中苏出现冲突是长远的事。而在杜鲁门等决策高层看来，“为了长远的目标，而使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害是失算的”。朝鲜战争后，美国就一直称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108]诚如贝文所言:“尽管美英在各种官方层次上达成的共识是应该致力于确保中国不至于不可挽回地落入苏联营垒，这种失却将会使中国无限期地疏远西方，但是美国看起来仍想无限期地对中国板起面孔，继续承认国民党当局，并继续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09]
第四，尽管美英此时都希望离间中苏关系，但两者在策略使用上也是存在区别的。英国希望通过承认来赢得新政权的好感从而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而从美国官方频繁使用的话语中，他们更倾向于诉诸中国人民传统的民族主义和亲美因素，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所谓非斯大林因素。前面提到的加迪斯的看法似乎能够印证这一点。而在美国决策者的意识形态逻辑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所谓传统排外因素、亲美民主因素必然随着中国共产党军事胜利的推行起而对抗被他们认为是作为苏联利益工具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要么改变亲苏政策而本土化、铁托化，要么因为不得人心而垮掉。这也似乎与美国决策者在多数情况下认为中苏分裂是一种远景的思路相吻合。所以，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离间中苏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和解政策。
美国决策者的看法主要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以艾奇逊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决策人物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运动，它和俄国是意识形态的天然的盟友，难以拆散，但是迟早会为中国人民所抛弃。“那种认为中共作为俄国意识形态盟友从根本上是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观点，不仅使它很难认真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打入楔子的前景，也容易引起一种想法就是这样一种外交战略是不必要的。”[110]其次，他们认为“即使中苏发生分裂，也不会是西方作用的结果。如果中共表现出一种对莫斯科的独立性，那也是得益于传统的中俄关系而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行动，如承认之类”[111]。再次，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等为手段促使中苏分裂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存在风险:会对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共事业产生影响；将增加共产党在安理会的发言权。最后，即使可以促成中苏分裂，但决不是只有通过向中共示好来实现的，而是相反，即“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的紧张和异议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减轻这种压力”[112]。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Yost)认为:“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莫斯科对卫星国的剥削超过卫星国的忍耐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闹翻。”“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采取强硬而非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113]
三、美英对华政策的国内外制约因素存在差异，也影响了美英对新中国政策的决策取向
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也是国内各种利益权衡的结果。同时，美英是在世界各地具有广泛利益和影响的大国，对英美对华政策差异的分析不可能脱离双方国内外的决策背景和制约因素。
从总体上讲，美英两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国内外背景和制约因素存在明显差异。从国内因素讲，美国政府内部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军方和国务院意见不一。民主党政府对国会没有形成有效控制；美国国会内外存在巨大的反共、援蒋势力，在党派政治斗争中，中国问题是共和党用来对民主党政府进行大肆攻击的一种有力武器。而英国的情形正相反。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主张承认的英国外交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发言权，政府内部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共识多于分歧。工党控制着议会下院的绝对多数。两党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分歧不大，反对党领袖丘吉尔也主张承认新政权。党内的挑战主要来自左翼工党成员，而这恰恰又构成了主张对新中国承认的一股推动力量。与美国右翼反共、援蒋的院外援华集团不同，英国国内最大的压力集团——“中国协会”积极推动承认新中国。而从国际因素来讲，英联邦内新独立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强烈主张承认新中国，这对英国决定承认新中国有重要影响。而美国在远东罗织了清一色的反共政权，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和保大政权等都是强大的反对承认的力量。具体表现如下。
从国内政治背景及制约因素看:
第一，美英两国政府内部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政治背景。
首先，艾奇逊及其所在的国务院都没有把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正常关系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也缺乏与之关系正常化的持久的主张。“国务院的政策辩论显示这样一种和解政策并不代表最明智的路线”[114]，艾奇逊本人对中国问题不甚关心。在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而美国国内各种势力在对华问题上纷争不已的情况下，艾奇逊采取的是“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其次，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在决策方面受到诸多牵制，这种牵制既来自军方内部的亲蒋人士，而军方在对华决策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也受到总统和国务卿关系的影响。如1945年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屡次主张美国应在军事上积极卷入中国事务。直到1949年12月，它还发出警告，如果中国大陆完全沦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那么在保护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航线方面，使台湾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指挥和利用将是至关重要的。[115]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声明后，军方不仅不受此节制，相反加大了活动力度。而国务卿艾奇逊与国防部长约翰逊的不和与权限之争，使军方的反对更为激烈。杜鲁门尽管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了信心，但出于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敌对情绪。加之艾奇逊的个人威望无法与其前任马歇尔相提并论，因此杜鲁门在外交政策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协调政府内部关系方面，艾奇逊很难有所作为。[116]
英国外交部在对新中国政策的确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外交部的基本认识是英国在华利益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因为贝文三十多年的组织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工会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英国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与其国际贸易和海外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117]而且，贝文也否认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国家外交事务的指南，所以他主张在中国保持立足点和尽早承认新中国及其相关的国际权益。贝文的威信和果敢作风也保证了他在外交部处于对华决策的中心位置。贝文同艾德礼首相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很不错。在外交部之外，对中国问题有一定影响力的部门也基本接受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和解的政策。
第二，从议会和政党政治的角度看，美英对华决策环境也有重要差别。
这主要表现为:在美国国会中，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牵制作用很大；而英国工党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得到议会的一致支持，反对的声音很小。
总体上讲，美国民主党政府不仅没有形成对国会的有效控制，而且时常是国会亲蒋势力和共和党反对派猛烈攻击的对象。国会内的“中国帮”与国会外的“院外援华集团”里应外合，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巨大牵制。而且在党派的政治斗争中，中国问题又是共和党人可以用来对民主党政府大肆攻击的武器。正如罗斯·凯恩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比美国外交事务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深地卷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118]因此，即便杜鲁门政府内部不乏主张与新中国和解的声音，但是出于对国内反共政治气候和反共势力的顾虑，他们宁愿继续援助蒋介石，也不愿在对华问题上承担政治风险。
然而英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1945年的选举之后，工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工党领袖有力地控制着议会下院，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因此很少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而少有的挑战主要来自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的工党左翼，这恰恰又构成了主张承认新中国的一股推动力量。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工党和保守党不存在重大分歧。那些反对承认的议员主要是担心承认会对马来亚等英国东南亚殖民地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大多数议员支持承认，特别是保守党右翼领袖丘吉尔甚至成为主张承认的推动力。在议会下院，对承认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在时机的选择而不是值不值得这样做的问题上。
第三，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政策抉择方面面临截然不同的压力集团和社会支持层。
美国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公众舆论受少数反共产主义势力操纵的情形也很严重。据唐耐心(南希·塔克)的研究，1949年和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民意研究处在监测美国报纸、杂志对中国新旧政权交替的反应时发现，传媒“对中国问题的重视是反复无常的”，且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这种对中国事态发展的模糊认识和缺乏情况与在欧洲事务及遏制西方共产主义方面所表达出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纵然国务院分析家们始终认为反对承认者并不占多数，但他们不敢忽视诸如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出版社之类的某些成员对公众领域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力”。[119]
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所知甚少，因为一帮与国会亲蒋议员勾结的“院外援华集团”而受到蒙蔽。“院外援华集团”汇聚了各色反共援蒋势力。据罗斯·凯恩的研究，“院外援华集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贯支持并且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谋求利益的内部‘核心’”，主要是由那些其私人利益直接依赖于美国继续对蒋介石提供援助的中国的和美国的个人和团体组成。第二部分是“一批不断发生变化的成员，他们同情并日益聚集在蒋介石周围”，主要由“那些出于政治、思想或者美国安全的需要”而支持蒋介石的个人和集团组成。在这部分人中还包括那些“仅仅借中国问题来反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或民主党的人、恐惧共产主义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只有击败共产党才能继续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的人”。[120]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反对承认新中国，主张美国长期承担援蒋的经济和军事义务，把援助蒋介石与忠于美国政府划等号。这些人声势很大，他们千方百计地同其他对政府不满的人结成联盟，从而增强自己的势力。20世纪40年代的“劳联”也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同盟者。
当然，美国国内和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多数美国商人和企业家赞成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贸易关系。但是一方面这些人的声音被那些多数和国民党政权有经济联系者的反对声所淹没；另一方面，多数的美国工商业者缺少极力鼓动政府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关系的强大动力，“这些主张通商和承认者没有产生出像反对派成员所表现的那种强烈感情。他们的支持是有节制的，并且颇为谨慎。”此外，尽管一部分在华工商业者、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曾希望与新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联系，“但这些人因为担心、惧怕劳工暴力、旅行禁令和新闻限制而退缩。”[121]
与美国的情形形成对照的是，首先，英国媒体作为公众舆论的载体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除了公众对中国问题兴趣不大外，主要是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外交部的定期简报，与官方观点贴近。媒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往往只是因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刺激和推动，如“紫石英”事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传媒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但它们对英国对华政策应该追求的目标却非常明确，对中苏关系以及英国维持在华贸易利益这些问题有着基本共识。到1949年年底，公众舆论比以前更赞成承认新中国。甚至保守党的刊物也同意，英国经受不起与新中国的主人没有外交关系的损失。[122]其次，英国不仅没有主张援助蒋介石的压力集团，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游说集团——“中国协会”。与美国右翼的中国游说集团不同，英国的商人游说集团主要关注对华贸易与在华资产的前途问题，所以中国协会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极力游说政府承认新的共产党政权，支持新中国相关的国际权益以期改善英商的在华处境。尽管在英国，利益集团的对外决策影响力通常不像美国那么大，但是由于“中国协会”具有比较有力的社会、政治关系网，又有第一手的对华信息资源，所以能够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产生相当的影响。
从国际制约因素看:
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的同盟者主要是一些依靠美国的扶植得以苟延残喘的反共政权，如李承晚等。这些反共政权因为担心承认新中国将导致共产党力量的活跃，危及其反动政权，因而不遗余力地反对承认新中国。如在1949年12月16日，艾奇逊向其驻东南亚各国的代表发出电报，了解他们对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影响的看法，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艾奇逊收到了驻西贡(前南越首都)总领事、驻缅甸代办和驻泰国和菲律宾大使馆的答复，他们均强调过早承认会对中国南部和东部边界的反共力量产生不利影响。[123]蒋介石更是用尽各种手段在美国政府内外形成了援蒋反共的巨大压力。日本尽管出于贸易的考虑，倾向于承认新中国，但因其对美国的外交依赖以及美国对日本作为冷战前哨的战略价值的看重，无法对美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在战后英国远东政策的考虑中，英联邦特别是新独立的英联邦亚洲成员国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尽管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必须依靠美国保护和一直反共的南非等老自治领在承认问题上可能效法美国，但是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则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并游说英国尽早承认新中国。即使像加拿大因为担心承认可能会对在加拿大的华人产生影响因而不急于承认新政权，但是也认为对新政权的承认不可避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即将举行大选，两国政府不想在此之前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但是都接受承认的原则。英国的西欧盟国的对华立场也支持了英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像法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在亚洲有直接利益的国家，担心中国事态的发展会对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愿意过早承认新中国，但是它们都理解或者支持英国对华采取现实的立场，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承认新中国。葡萄牙和意大利对英国的立场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那些在亚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尽管不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但对它们来说关系不大的问题上贸然行事，但原则上并不反对承认新政权。这些说明，不论是英联邦国家还是其他西欧盟国，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只存在推动作用，而没有大的障碍作用。至于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的领土主权问题以及中国的签约权问题上，以印度为主的英联邦成员国对英国的影响作用都不可低估。
对影响美英对新中国政策决策因素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说明，导致它们在这一问题上各行其是的深层原因，不仅是因为美英双方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所形成的远东政策目标相互冲突、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也因为美英不同的外交传统和决策理念以及美英两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国内外背景和制约因素的明显不同。这些探讨也说明，美英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这是美英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并非只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者中共对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