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安全进程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地区安全进程的发展阶段

决定这个地区各国彼此之间的和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地中海沿岸诸国即近东地区局势发展的状况，首先是阿拉伯—以色列的对峙情况。消灭以色列这个首要任务远胜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矛盾，并且是动员和联合该地区的力量。虽然公开冲突的主要重担由埃及、叙利亚、约旦以及其他许多倾心于这个地区的国家承担了，然而这个冲突不可避免地把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的马格里布和波斯湾国家也吸引到了自己的轨道上来。6次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大规模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69年、1973年、1982年)、对这些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对所遭受的损失进行恢复，确定了这一地区存在的基本的军事政治模式。

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形成了这一地区诸多国家对外政治的反西方的坚定线路。犹太教根深蒂固的思想本身、从欧洲和美国过来的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最终在近东建立了以色列国，被看做西方文明对传统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地区的侵略。这种侵略被当做只不过是新版的西方殖民主义的继续。这种情况由于西方社会和一些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站在以色列一边而得到了加强。

冷战不可避免地把这一冲突引入到了这一地区自己的发展轨道。靠近前线的阿拉伯国家被迫去寻找冷战对立中不属于西方国家的另一方作为自己的支持者。苏联也把阿拉伯国家看做并非阶级上最接近的，然而却是同西方的斗争中战略上最有利的盟友。敌人的敌人必然成了盟友。美国最初试图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保持相等的距离关系。然而冷战中的全球冲突的逻辑逐渐迫使美国靠近以色列。的确如此，甚至在这一地区苏联和美国竞争最紧张的年代，华盛顿也得以成功地没有滑入同阿拉伯人的最终的冲突中去，并在全面冲突的情况下同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首先是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波斯湾国家仍然保持了工作关系。

可以断言，冷战对近东地区安全领域进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个因素不应该被过分地夸大，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峙具有自身的动力和逻辑，并因此长时间地经历到了冷战的结束。

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对峙范式的更替现象。可以很明显看出，一些阿拉伯国家未能通过同以色列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的办法来解决提出的任务。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消灭以色列的同盟统一战线开始崩溃了。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了以色列，并达成了同总理默那赫姆·贝京关于双方和平谅解的原则性协议。所有的希望以先前的形式保留反以色列战线的尝试自埃及退出该战线之后，均未取得结果。对峙状态保留了下来，但它转变到了从金融上、政治上、外交上，以及其他的对巴勒斯坦人所进行的斗争的支持的阶段。巴勒斯坦人斗争的首要任务是以消灭以色列为长期的目标，随后这个斗争受到把以色列人从被占领的领土上赶出去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任务的限制。多个国家同以色列进行多次战争的时代让位于通过巴勒斯坦人之手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长期过程。

巴勒斯坦人意识到，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末，以亚瑟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ООП)接受了破坏性恐怖主义斗争集约化的战略。这就是“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行动”时期，因为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居民占据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领土。巴勒斯坦人不得不从邻国——约旦和黎巴嫩的领土上进行斗争。然而1970年约旦驱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队，因为后者引发了企图反对国王侯赛因的政变。

对近东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黎巴嫩冲突。这个混杂居住着穆斯林居民和基督教居民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远离了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远离了这一地区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激进化进程，保持了国内的稳定，维持了同西欧各国的积极关系，首先是同法国和美国的积极关系。然而国内的政治均衡遭到了巴勒斯坦移民潮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部队从约旦向黎巴嫩领土重新部署行动的破坏。1975年突然爆发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流血冲突，并持续了许多年，把黎巴嫩变成了这个地区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焦点。一定程度上，实际来说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陷入到了这场冲突中去。这时它们对黎巴嫩问题的解决手段常常反映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之间在一些其他问题上的竞争。经过一定时间之后，陷入这个进程的似乎还有支持穆斯林居民中的什叶派教徒特别是支持反以色列的军事化组织“真主党”的伊朗。以色列被吸引到这个冲突中来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因为黎巴嫩南部实际上成了这个时期同部署在那里的对以色列领土施行打击的巴勒斯坦部队进行抵抗的主要前线。

1982年，黎巴嫩成了最后一场大型的多个国家之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战场。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领土，同驻扎在那里的叙利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摧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队，迫使它们放弃了黎巴嫩，阿拉法特转移到了突尼斯。然而这个国家的国内冲突仍然持续了若干年。美国和法国想要把自己的武装部队作为维和人员派往黎巴嫩来结束其国内战争，然而这种尝试毫无结果。1983年10月发生在贝鲁特的大型恐怖主义袭击中有239名美国士兵和58名法国士兵丧生。在这次袭击之后，华盛顿和巴黎放弃了强迫作战双方求得和平解决的尝试。过了若干年之后，通过在基督教徒、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之间分配国家职位的脆弱方法和把以色列军队从该国南部的“安全地带”彻底赶出去的办法才使尖锐的国内冲突缓和下来。在这一阶段，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作用的是驻扎在黎巴嫩的作为维和人员身份的叙利亚军队的应急部队。

虽然苏联成功地保持住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位，但失去了作为盟友的埃及，并且反对以色列斗争的形式的变化大大地削弱了它对这一地区新局势的影响。这一情况加重了莫斯科同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而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巩固了在冲突的新阶段作为冲突双方之间的调解人和平衡杆的地位。事实上，这些能力是有限的，正如华盛顿这一次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收效甚微的继续进行和平调解的进程的尝试所表明的那样。旨在使以色列在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的过程中采取比较妥协的立场而不时对以色列分段施加压力的做法最终未能取得效果。

冷战结束并未消除在中近东地区安全领域里的进程发展的比较深刻的和独立的原因，然而却开辟了可能调解冲突的某些途径，而且还成为了表明这些进程发展到新的形式和阶段的分界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削减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南部的物质上的支援，恢复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莫斯科的行为路线由支持对峙到寻找折衷解决该地区问题的转变，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末在马德里举行的和平代表大会上，在苏联和美国主持之下进行的综合调解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之间的对峙问题的尝试未能产生立刻的效果，然而却提出了共同朝着寻找折衷的而不是对抗的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原则上双方达成了“用土地换和平”的新的提法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方面同意归还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而阿拉伯人则承认以色列拥有安全生存的权利。

更具体的实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提法的决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于奥斯陆举行的双方会谈中制定出来的。

1993年9月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相互承认的协议。而后在华盛顿依茨哈克·拉宾总理和亚瑟尔·阿拉法特之间的会晤中签署了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临时自治组织原则的宣言。实际上，以色列同意逐步把部分历史上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转交到巴勒斯坦行政当局控制之下。1994年秋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了协议，规定了以色列军队要从许多巴勒斯坦居民占多数的城市中撤出，建立巴勒斯坦行政管理机构和警察部队。1994年10月签署了和平条约，建立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外交关系。后者对把西岸领土转交巴勒斯坦自治组织控制不表示反对，而西岸在1967年的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之前曾属于约旦领土的组成部分。

这个妥协引起了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势力的严厉批评。1995年依茨哈克·拉宾被一个犹太教宗教狂热分子杀害。极端主义的巴勒斯坦组织用加强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破坏袭击活动来回应这个局部的调解活动。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在经过若干年的停滞和倒退之后，1999年以色列的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采取行动试图推动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解。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压力之下，巴拉克开始同亚希尔·阿拉法特签署了新的协议。这个协议要求撤出以色列军队，清除许多以色列人定居点，建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走廊。关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遣返巴勒斯坦难民的妥协决议的方案似乎让人觉得大有希望。同时以色列放弃了强占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地带”。

2000年秋天巴勒斯坦方面宣称，第二阶段的“反以色列占领行动”已经开始。武装抵抗活动已经转入到巴勒斯坦人积极施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的轨道上来。这些活动不仅在被强占的领土上，而且还在以色列的城市和以色列军队的军事行动中进行。以色列军队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恐怖主义组织，消灭它们的首领、战斗队员，并由此使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占领制度变得更加严厉。在《防御长盾》的战役中以色列又向所有的西岸较大的城市派遣了军队，加强了针对巴勒斯坦战斗队员的围剿行动。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之间的谈判进程实际上中断了。最终以色列方面谴责了阿拉法特直接支持恐怖分子，并拒绝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把他孤立在拉玛拉赫的官邸里，威胁要他强制出境。

正当关于显著地扩大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权力的重要妥协协议几乎就要达成的时候，公开的武装冲突乍看起来意想不到地、不合逻辑地爆发了，其原因应当在以色列社会和巴勒斯坦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内部进程中去寻找。以色列的右翼党派，首先是以阿利埃尔·沙龙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在这些协议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扩大，而且，在他们看来，也是向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可怕的推进。这可能意味着最终要放弃“大以色列”思想，即用在那里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办法来合并占领来的巴勒斯坦领土。正是这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2000年10月沙龙存心挑衅地参拜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那里有一座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阿里·阿克撒清真寺。这是对以色列社会的一部分人展示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决心。

同样，巴勒斯坦人，主要是更彻底地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一代年轻人也把这些协议看做一种敷衍的方法，虽然这个方法扩大了自治的权力，但偏离了主要目标——建立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在许多冲突活动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以阿拉法特为首的老一代的领导人与年轻的民族主义党派和力量得到增强的伊斯兰教派的领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自治谈判的反对者们和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旨在取得完全独立的拥护者们占据了上风。

在第二次“反对以色列占领行动”的时期，实际上扩大了激进的伊斯兰教派组织的影响。他们当中最积极的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以色列人还指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一部分警察部队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还指责了自治政府的执政党“法塔赫”的一个军事分支——“阿里·阿克撒烈士旅”。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和社会组织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包括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在内。

在这一阶段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受制约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曲折变化，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态度的冲突性要比前一段时期小一些。的确如此，国家间的路线方面的冲突的降低使反以色列情绪和行动急剧得到“弥补性”提高到了次国家水平上。而首先是在伊斯兰教派极端主义和跨国恐怖主义的旗帜之下。

20世纪70年代，新的进程也在波斯湾地区产生了。1971年在“从苏伊士运河转向东方”的新战略框架内，英国从海湾地区撤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随后伊拉克、伊朗和这个地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小国之间的三角地带的矛盾进程加强了。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之间的竞争，甚至也门本国内北方和南方之间对峙也补充到这个对立中来。对这一地区局势发展的逻辑产生了长期影响的重要因素是1979年伊朗的沙赫国王制度的垮台和伊斯兰教派的革命。这次革命具有强大的反西方，首先是反美国的力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在解释、捍卫和推动伊斯兰教义方面起到领袖作用。另一个因素是以侯赛因为首的为争取在整个这一地区，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获得领导地位的斗争更加积极起来。这最终导致了1980—1988年进行的持久的伊拉克—伊朗流血战争。巴格达也并没有隐瞒它对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一些小国的大国家长式的态度。波斯湾地区在国际关系的日程表中，其中包括在安全领域方面上升到了首要位置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是禁止向许多西方国家提供石油出口，以及于1971—1973年之间欧佩克国家急剧提高了石油价格。最后，对这个次地区的军事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除了产生的其他后果外，这个入侵行动还逐渐地导致了动员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居民来支持与他们属于同一教派的阿富汗圣教徒们的斗争。

所有这些对实际提高美国对波斯湾地区事务的军事吸引力产生了影响。为了保障畅通无阻地把石油投入到世界市场，包括美国市场，美国开始建立与沙特阿拉伯和地区里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威胁和对苏联可能向波斯湾沿海一带寻找出路的担心导致美国决定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中央军事指挥部。中央军事指挥部的毗邻地区，其中包括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部署了经常性地面军事设施。美国人试图通过支持正在同德黑兰进行战争的伊拉克来达到削弱革命的伊朗的任务。与此同时，华盛顿力求限制声称要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波斯湾的伊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以保证波斯湾供应石油。法国向伊拉克提供了相当大的军事援助。应当说，苏联成了伊拉克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家之一，虽然更多的动机是失去埃及这块阵地之后要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在波斯湾地区形成了一个在安全领域方面复杂而紧张的斗争焦点，它对发生在近东地区和整个中近东地区的局势产生了影响。

“伊拉克因素”对该地区的军事政治进程的发展逐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巴格达最终还是未能取得对伊朗的胜利，于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交界时期采取了战略转变措施，把扩张目标对准了波斯湾地区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是1990年8月侵占科威特。这导致了来自一些阿拉伯国家方面对伊拉克的孤立，并意味着将同美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伊拉克作为那个时期的盟友在克制伊朗革命的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实际下降了，因为伊朗不得不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同伊拉克进行了多年战争之后的恢复国内的任务，以及要克服国内神权制度下极端主义日益高涨的反对立场。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以及改革中的苏联积极介入国外局势的准备意图的降低，松开了华盛顿的手脚，以便在这一地区内开展更加坚决的行动。美国到头来起到了畅通无阻地从波斯湾取得石油并卖向世界市场的唯一保证人的作用。所构成的威胁由于巴格达新战略的结果而明显得到加强。多数担心在这一地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实行霸权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反伊拉克立场创造了调整这些国家间更加紧密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包括推动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和解。最终，公开的没有借口的侵略行为使得整个新的世界秩序系统遭到质疑。这个秩序仅仅是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形成的。

在考虑到在黎巴嫩地区短期的维和行动和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之前，美国试图对这一地区的安全进程施加影响，正如常常所说的，给予以色列和许多同华盛顿进行合作的阿拉伯国家有差别的武器援助，利用部署在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海军舰队，积极采用金融、贸易和外交影响的杠杆。自从1990年起“华盛顿就转入到了直接的和长期的参与”到“这一区域”的直接的武装对抗中。同时，应当注意到这个倾向的逐步发展从有限制的“沙漠风暴”战斗行动，随后是从伊拉克撤离但保留在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的武装部队的军事基地，到在两次军事干涉期间的定期地对伊拉克施行打击，以及最终在那里用军事手段更换了政权。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演变，即由对第一次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几乎是抱一致支持的态度到对第二次侵略伊拉克持抵制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更为重要的与美国的武装部队在阿拉伯国家领土上的直接存在有联系的新的因素是，在这一地区形成和扩展在次国家的、“社会的”程度的针对这个军事存在的反抗运动，其极端的形式是跨国恐怖主义活动。比较特殊的是，除了耶路撒冷的阿里·阿克撒清真寺和麦加的伊斯兰教世界的圣地之外，1990年第一批设在沙特阿拉伯领土上的美军基地的出现成为了本·拉登用来开展反对异教徒的“侵占”的反美斗争的原因和借口。美国在这一地区中心长期的军事存在，同时反对“十字军骑士和犹太人”的神圣的恐怖主义战争导致了把这一区域至今还相对独立的地区和其中一些个别特殊的问题额外地合并到同一个区域的整体中去。

马格里布地区的安全进程同整个中近东地区的进程是有着联系的，尽管它们由于地理上距离主要的冲突中心遥远而使得各自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一区域里一个比较坚决的反以色列、反西方的泛阿拉伯团结一致阵线的积极分子是利比亚。这种政策，其中包括积极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直接参加恐怖主义活动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公开冲突。最严重的激化情况发生在利比亚间谍组织在英国上空的美国客机上实施爆炸活动和1986年美国空军对利比亚实施报复性空中袭击以及对穆阿马拉·卡扎菲政权进行严厉的国际制裁之后。

总的来说，虽然马格里布的其他国家都支持泛阿拉伯的和反以色列的路线，然而都进行得比较温和，并常常对利比亚试图把极端主义引入该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并企图充当地区领袖的行为表示反对。利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阿拉伯革命政权，并完全冷淡地对待君主立宪制，首先是对沙特阿拉伯。对摩洛哥王朝自然也是遵循对立的观点。成为使其分离的重要因素是非洲毗连地区的相互影响的问题。1975年摩洛哥吞并西撒哈拉领土导致了同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严重的冲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支持同摩洛哥人作战的波利萨利奥前线的部队。同样摩洛哥也支持同利比亚对抗的乍得。在为争取从法国独立出来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阿尔及利亚被迫集中精力去解决国内冲突。这些冲突是政府和不断增长起来的国内反对派伊斯兰教派运动之间在对抗活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一贯地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