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事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柏林危机导致战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加快了德国的分裂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于美国而言，这场的危机意义远不止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及将军事手段用于外交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危机这样简单，危机的进程和结局对1948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立法、冷战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大西洋联盟政策以及对德政策等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危机事件对1948年总统选举及国会立法的影响。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1948年正值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当时谋求连任的杜鲁门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则国内经济状况糟糕、物价飞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当年8月演化为经济危机;二则竞选对手在对外政策上的攻击，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批评杜鲁门没能有效地抑制苏联极权主义扩张，放弃了对波兰和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努力的支持。为此，总统政策顾问克利福德一方面建议杜鲁门更多地关注国内事务，妥善处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不要忽视对外政策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外交是政府声望新的增长点，白宫可以从与克里姆林宫的战斗中获得更多的国内政治优势。在克利福德看来，可能出现外来战争危险的时刻是最能形成国内团结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情况也是总统最容易获得民众全力支持的机会，他因此竭力主张杜鲁门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充分利用外交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其实，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苏联的扩张势力企图征服全世界。[53]杜鲁门很善于将柏林问题与公众舆论的政治意识倾向结合起来，把坚守柏林和从事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当作抵御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他对柏林居民对苏斗争情况的渲染以及对“柏林坚强民主主义者”在战火面前大无畏的勇气的宣传，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崇敬。[54]杜威对杜鲁门对外政策的非议也因后者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坚定立场而不攻自破。
美国学者埃里克·高德曼认为杜鲁门坚定的对苏政策是其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戈贝尔·菲利普斯更是声称杜氏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为自己争取到了大量选票，他认为“国家在危机进程中获得了高涨的自豪感，总统本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并强调柏林空运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杜鲁门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专注美国大选问题研究的学者艾尔顿·弗莱曾表示：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10月份被炒得火热最终使现任总统在选举中获益，1948年柏林危机就使得杜鲁门的支持率在投票前由36%猛增到69%。弗莱进一步解释说：总统面对危机时的勇气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美国公众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考验时民众必定要和总统站在一起。[55]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对苏强硬表现挽救了杜鲁门的政治生命，危机事件给了他一个通过强硬举措展示美国力量的良机，使一个在美国朝野上下和民众中另眼相看的可怕外部对手屈从于他的意志，杜鲁门征服了多数选民，为自己赢得了又一次领导美利坚民众的机会。[56]
第一次柏林危机还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一些具有冷战色彩的法案。其一，提高税收的法案。为了满足对苏冷战军备建设和军事援助西欧盟国的资金需要，政府在1948年初要求提高税收，但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声音。不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影响下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受提高税收以满足国防开支的需要。对民众而言，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不愿接受庞大的军费预算，但在面对苏联威胁的情况下扩大征税数量是可以接受的。[57]其二，征兵法案。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试图在国会通过新的征兵法案，但遭到了包括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和劳工与民权领袖菲利普·兰道夫在内诸多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反对。不过，一个有限定范围的征兵提案还是在苏联封锁柏林行动的触动下在国会顺利通过[58]，并得到众多民众的响应，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通过的征兵法案。对于第一次柏林危机对上述事件的影响，英国首相艾德礼曾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描述道：“虽然希腊事件和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很大程度上擦亮了美国国会的眼睛，但直到建立了对柏林的空中补给线，美国公众的头脑才真正清醒过来，开始面对生活的现实。”[59]其实，艾德礼所指的“生活的现实”对美国人而言，就是莫斯科通过这次危机事件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攻势和现实的安全威胁。
其次，危机事件对美国冷战军事战略调整的影响。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认为冷战在刚开始时是一种政治冲突，但1948年柏林危机后便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因为苏联的行动有触发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导致美国认为莫斯科的威胁是一种潜在的军事威胁，如此就使得东西方对立有了新内容，彼此都逐渐转向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相互关系。[60]这种变化使美国衍生出了更多敌对的思维，比如过度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认为苏联有能力在六个月内征服西欧、有能力轰炸阿拉斯加和普吉特海峡[61]、有能力通过所谓带有内奸性质的“第五纵队”在美国本土煽动颠覆和破坏活动。
从1946年到1948年初，美国高层决策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苏联通过武装侵略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对外扩张。[62]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前，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承认苏联对外扩张给欧洲带来了潜在危险，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政治和安全压力，但却一致认为这种威胁仅局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长期、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军事威胁，至少在短期内苏联不会对欧洲发动侵略战争。[63]但随着柏林封锁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的思维出现了拐点，它们认为需要面对克里姆林宫由于决策失误或东西方争端失控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64]危机不但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保守势力、反苏势力实施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提供了借口，更突出了军事力量作为推行遏制政策工具的重要性。
这场危机还改变了美国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的认识。虽然美国在战后初期长时间保持着对苏战略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但在1948年之前却很少注意到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依然认为必须将重点放在发展常规武装方面。杜鲁门曾在危机发生前表示：即便是爆发战争也只是在常规军事争斗面对迫在眉睫的失败时，美国才会将核武器作为最后一招加以使用;政府内部负责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官员们同样认为可能再次爆发的战争依然属于常规武器对抗的范畴，国家安全资源局和军需部都因此将对普通战争动员计划的执行放到了优先地位。[65]但情况在危机爆发三个月后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文件指出：绝对不能给苏联人以哪怕最细小的理由认为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如此，苏联的当权者就会主动挑起那些恰恰是美国需要从根本上阻止的侵略活动。[66]国安会在这份编号为NSC—30的《美国原子武器政策》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核威慑思想。报告强调：一旦出现敌对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军方必须迅速且有效地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67]为此，华盛顿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携带和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群的数量，其飞行范围则扩大到了包围苏联的海外美军基地网。[68]到1948年底，美国拥有核运载能力的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至少包括18架B—50型轰炸机、4架B—36型轰炸机，B—29型轰炸机的数量也达到了1947年底的3倍。[69]可以说，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遏制苏联战略中的作用因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而更加受到重视，它不再是居于常规武器之后的备用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后者在应对国家间军事对抗中的先发位置，这种新的战略理念在之后很长时间内都影响着美国的冷战思维。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成了奠定核威慑在美国对苏遏制战略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结点。
此外，第一次柏林危机还推动了美国空军的发展。美国《空军杂志》在1948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曾对该军种在危机中的作用进行评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把空军作为一种外交武器来使用;今天，伴随着作为国家的第一道防线时代的到来，美国空军已经在国际事务中执行了两大任务：一个是被称为“往返于美洲和欧洲的空军”即战略空军的两个B—29轰炸机大队到达英格兰;另一个就是柏林空运……空中力量在外交中的角色也因此被书写。[70]柏林空运的直接经验表明军事空运也是一种战争活动，需要有严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应该由一个有决定权的指挥官负责统一指挥;间接经验则表明军事空运力量能够在和平时期作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手段，是推行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力量。美国空军指挥层更认为柏林空运说明了空军战略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一个扩展全球空军基地的机会;参与柏林空运的军官们更是认为，空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空军快速反应的特点可以与和平时期捍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责任很好地结合起来。[71]总结和汲取柏林空运的经验，美国开始加强军事空运力量的建设。国防部把军事空运分为战略空运部队和战术空运部队两部分，前者归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担负美国军事力量的洲际战略空运任务，也可用于协助战术空军完成战区范围内的军事调动。美国从柏林空运起开始构建适应其全球战略的环球空运体系，空军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力量。在危机的直接影响下，杜鲁门政府开始在军队的整体建设上优先发展空军，国防经费的分配也有意识地向空军建设倾斜。在1948年总计10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29亿分给了空军、40亿给了海军、32亿给了陆军[72]，三者比例分别是29%、40%和31%;而在1949年总数144亿的国防预算中，空军获得50亿、海军得到46亿、陆军则为48亿[73]，空军所得不但在数额上有了大幅提升，更在比例上首次超过了陆、海二军种。
再者，危机事件对构建美国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影响。杜鲁门总统曾表示：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在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扩大自己和盟友的武装联合，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时绝不能让其产生“西方软弱”的感觉。[74]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促使美国决心加强西欧的防务，成了西方共同防御联盟迅猛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75]
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主要将欧洲力量格局的平衡视作政治和经济问题，华盛顿尽管对苏联人在东欧的行为甚是不悦，但直至1948年初他们也不认为自身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并感到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发生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华盛顿甚至深信在欧洲没有美元不能缓和的问题。此外，由于与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缔结军事联盟对美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政府担心国会中的许多议员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76]上述思维直接体现在美国的实际行为中，例如在1947年12月面对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强调“希望美国能对欧洲的军事联合提供援助”时，国务卿马歇尔明确表示，同时在国会争取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贷款和对欧军事援助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国务院内部也就贝文的要求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乔治·凯南为代表主张美国在鼓励欧洲建立联盟的同时与之保持距离，最多答应单方面保证但决不承担义务;另一派以西欧问题专家约翰·希克逊和西奥多·阿基利斯为代表主张参与西欧各国可能缔结的防务条约。[77]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就将美欧联合上升到军事层面还存在意见分歧。
但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却动摇了华盛顿的上述思维。英国抓住苏联实施柏林封锁的机会，为改变美国政府上下对“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只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认知开展了隐秘的“政治攻势”。在英国人的运作下，“苏联在欧洲进行军事侵略的紧迫性”忽然间成了美国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华盛顿政界关于斯大林要用武力赶走驻西柏林美军的谣言四起，似乎美国已经面临着英法在1938—1939年间面对希特勒时一模一样的情形。[78]当然，更多地体现第一次柏林危机作用于美国对苏联威胁认知的还是其内部思维的变化。美国情报机构在危机影响下也得出了欧洲“武装冲突”近在咫尺的论断，推动了政府对与西欧国家建立军事性联盟关系的重新认识。华盛顿决策层逐渐意识到，侧重于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并不能确保欧洲拥有抵御苏联可能发动的入侵或扩张的能力。[79]因这次危机而导致的战争恐惧心理也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和国会议员们开始重新评估美国长期遵循的对外不结盟思想。同时，危机事态还加快了美国将西德融入西方阵营的步伐。1948—1949年是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形成及发展的关键年代，同样也是西德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入西方冷战联盟的重要阶段。第一次柏林危机显示了西方在前德国首都地位的软弱，同样也凸显出西方在面对苏联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时自身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80]正因为注意到了这种差距，美国反倒加快了分裂德国、引导西德进入西方冷战阵营的步伐，正如国务院在1948年12月3日对外交活动家哈里曼对德政策提问的回应：“我们绝不能让德国滑入苏联的轨道，不能使德国被塑造成苏联扩张政策的工具;我们当前必须使西德地区与整个西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前者能够为欧洲经济复兴贡献自身的力量。”[81]
从另一个角度看，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陡然使西欧诸国增加了对苏联的恐惧心理，而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西欧国家来说，这场危机再次证明了斯大林及其外交政策的威胁是一种“红色暴政”，并使得这些国家转而寻求美国的保护，促使西欧各国希望在一个联合防御体系内确保自身安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指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表现的粗暴和野蛮，使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军事支援，而这一点又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2]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对部分西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变相推动着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发展。美国学者约翰·盖迪斯曾表示，危机的讽刺意味在于斯大林在柏林采取的政策，恰恰造成了许多他自己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例如使华盛顿掌握了更为确凿的证据向西欧国家领导人说明苏联的威胁，以促进西方内部有关密切安全合作体系问题的谈判。[83]
第一次柏林危机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无一不显露出一个重要的矛盾纠结点——“苏联威胁”。具体而言，苏联的威胁推动着坚定反苏的杜鲁门再次向总统宝座迈进，推动着国会反苏性质法案的通过，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核武器和空军的冷战效用，刺激着美国以对苏遏制为宗旨的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加速形成，引导着对德政策进一步切入反苏轨道。其实，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前后，美国对“苏联威胁”的解读还停留在政治层面并因此得出了美苏之间“近期无战事”的结论。但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影响下，华盛顿逐渐强化了“苏联威胁”的军事层面含义。当时美国内部的主导观念认为，如果苏联在1948年初操纵的捷克“二月事件”是莫斯科以政治渗透方式在东欧的公然扩张，那么它实施柏林封锁逼迫美英法军队撤离的行为则是对西方的公开军事挑衅。[84]这种在双方核心利益地区——德国的军事挑衅所导致的危机对抗在走向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测性，从而极大提升了彼此走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据此，美国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变化动摇了战后初期对苏“有限遏制”的政策思维，开始走上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综合领域对苏实施全面遏制的道路。
【注释】
[1]FRUS，1948，Vol.2，p.1242.
[2]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Vol.2)，Moscow 1949，pp.8－9.又见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545页。史密斯的提问和斯大林的回答也可见FRUS，1949，Vol.3，p.666.
[3]［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24页。
[4]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66页。
[5]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第303—304页。
[6]［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章定昭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4页。
[7]［美］托马斯·沃尔夫著，冷向洋译：《苏联霸权与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27页。
[8]［美］托马斯·沃尔夫著：《苏联霸权与欧洲》，第29—31页。
[9]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pp.276－277.
[10]参见张盛发：《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
[11]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89.
[12]［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第94页。
[13]［美］戴维·墨菲，乔治·贝利，谢尔盖·康德拉谢夫著，李嘉曾等译：《柏林墙下的较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4]［美］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硏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0页。
[15]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第147页。
[16]［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4—125页。
[17]［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5页。
[18]［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6—127页。
[19]［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7页。
[20]FRUS，1949，Vol.3，pp.748－749.
[21]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01.
[22]Gaddis Smith，Dean Acheson，New York 1972，p.78.转引自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02.
[23]FRUS，1949，Vol.3，pp.667－668.
[24]［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8页。
[25]FRUS，1949，Vol.3，pp.694－695.
[26]FRUS，1949，Vol.3，pp.695－698.
[27]FRUS，1949，Vol.3，pp.698－700.
[28]FRUS，1949，Vol.3，pp.700－704.
[29]FRUS，1949，Vol.3，pp.707－708.
[30]FRUS，1949，Vol.3，pp.705－707.
[31]FRUS，1949，Vol.3，pp.717－720.
[32]FRUS，1949，Vol.3，pp.746－747.
[33]［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38—139页。
[34]FRUS，1949，Vol.3，pp.724－728.
[35]FRUS，1949，Vol.3，pp.728－730.
[36]FRUS，1949，Vol.3，pp.730－731.
[37]FRUS，1949，Vol.3，p.731.
[38]FRUS，1949，Vol.3，p.731，note 2.
[39]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304—305页。
[40]FRUS，1949，Vol.3，p.749.
[41]FRUS，1949，Vol.3，p.747，note 5.
[42]FRUS，1949，Vol.3，pp.750－751.美英法苏5月4日达成的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详见FRUS，1949，Vol.3，p.751.
[43]FRUS，1949，Vol.3，pp.749－750.该电报并未署明发送时间，但根据电文内容推断大约是在5月初。
[44]［美］威廉森·默里著，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页。
[45]M.L.Dockril，l“The Foreign Office，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Affairs，June 1950－June 1951 Vol.62(1986)，p.475.
[46]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第241页。
[47]第一，苏联政府自1948年3月1日起规定的柏林与德国西部地区以及德国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之间的一切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一律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第二，法、英、美三国或任何其中之一国政府，自1948年3月1日起所加于柏林与德国东部地区之间以及德国西部地区与德国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的限制，亦与1949年5月12日一律取消;第三，在一、二项所述限制取消10天后，即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的问题以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诸问题，包括柏林货币问题。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与资料(1949)》，第99页。转引自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85页。
[48]［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72—173页。
[49]［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2页。
[50]［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5—256页。
[51]［美］丹·考德威尔著，何立译：《论美苏关系：从1947年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52]［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等译：《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2页。
[53]Richard A.Melan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Bush，New York 2000，p.14.
[54]［美］贝科威茨著，张禾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1页。
[55]Robert Divine，“The Cold War and the Election 1948，”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9，No.1(1972)，pp.90－110.有关“十月惊异”的提法也可见孙玉娣：《杜鲁门时期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王玮教授指导］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56]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267页。
[57]［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郭学堂等译：《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8页。
[58]［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第78页。
[59]［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第78页。
[60]［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61]普吉特海峡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附近。
[62]Lawrence Aronse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p.70.
[63]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317页。
[64]Lawrence Aronse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p.70.
[65]Lawrence Aronse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pp.70－71.
[66]FRUS，1948，Vol.1，p.626.
[67]FRUS，1948，Vol.1，pp.624－628.
[68]Melvyn P.Leffler，A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pp.225－226.
[69]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46页。
[70]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44页。
[71]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193.
[72]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第41页。
[73]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第42页。
[74]［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著：《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99页。
[75]［西德］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著，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1973年学员合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页。
[76]［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77]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78]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87页。
[79]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p.187－188.
[80]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433页。
[81]FRUS，1948，Vol.3，p.308.
[82]［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50页。
[83]John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1990，p.197.
[84]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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