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节　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地处东亚的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所幸的是，中国终于抗拒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9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　400亿美元，贸易顺差400亿美元，外资结构合理，90％以上为长期债务。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资本管制为我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使国际投机资本尚无法以大规模抛售人民币来迫使人民币贬值。

根据前述徐滇庆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影响外汇市场均衡的主要变量包括外汇储备、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短期外债、投机需求和对外部冲击的放大系数。中央银行和外部金融投机集团好像是在一个杠杆的两端进行较量。按照中国1998年的数据，在中央银行这一边，外汇储备1　450亿美元，贸易顺差436亿美元，资本账户逆差63亿美元，共计1　823亿美元。在外部冲击这一边，短期外债173亿美元，外资最多能够动员的投机需求不超过300亿美元。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汇市场的管制把杠杆的支点固定在正中，因此，国际金融投机集团要动摇人民币汇率就不得不直接和中央银行比拼实力。短期外债和外部可能出现的最大冲击值加在一起为473亿美元，显然，中国人民银行所拥有的支付能力大大超过了在最糟糕情况下的冲击强度。这就使得中国在和国际金融投机集团较量中游刃有余，从而确保了中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徐滇庆得出结论说：“从1998年的数据来判断，不存在从外部颠覆中国汇率体系的可能，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9]

尽管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仍然是客观存在和不可忽视的。如果说，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1997年基本上还是间接的和不太明显的，那么，到1998年则越来越直接和明显。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外贸出口，显著减少了我国净出口的数额。

以东亚国家为例，由于我国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而东亚各国对美元的汇率的暴跌，使它们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急剧下降，这使我国大幅度增加从东亚国家进口、减少出口，而原先这些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1％；以北美国家为例，由于我国与东亚各国均以北美为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东亚各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严重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北美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会大大减少我国对北美的出口。1998年1—10月份，全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较上年降低21.9个百分点；1998年5月和8—10月，中国出口近3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同比分别下降1.5％、2.9％、6.7％和17.2％^[30]。到1998年末，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　24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使得自1994年以来，净出口增长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1995—1996年的两年中，中国虽然要为外商投资支付百亿美元以上的利息和利润，但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国的经常项目仍然略有顺差。而且，资本项目下有巨额资本流入，使我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但净出口的明显减少则会恶化我国在国际经济平衡方面的形势。1995年中国的净出口比1994年增加约110亿美元，仅约占当年增长的GDP的8％。净出口的明显减少使扩张宏观总需求的重任无法由增加净出口这一举措来分担，由此会恶化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造成国内的总需求不足和城镇地区失业增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次，危机会大大减少发达国家对东亚地区的投资，虽然中国引进外资依然保持平稳状态，但也不可能不为所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风险预期明显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意愿明显降低。与此同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大幅度下调了金融危机国的信用等级。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不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府能否消除金融体系中的隐患存有疑虑，对投资中国举棋不定，采取观望态度。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此外，由于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有比较大的比值，而香港在危机中也遭受重创，因此直接影响到投资总额。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净出口，一方面有利于保持中国的对外经济平衡，另一方面又可扩大内需。但是，面对东亚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严峻局面，政府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向泰国、印尼等国提供了援助。在这个危机过程中，中国表现出了高度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和尊重。当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东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和外国投资——被关闭了，中国的经济政策陷于两难的处境：除了人民币贬值这一手段，其他政策的后果多半是，减轻了对外的经济困难就增加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减轻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增加了对外的经济困难。因为东亚金融危机使我国不能再靠大幅度增加净出口来增加总需求，要增加总需求就只能靠增加内需，增加国内的投资和政府采购；而内需的增加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减少我国的净出口，从而有可能造成甚至加剧我国对外经济上的不平衡。考虑避免经常项目的逆差，我们可以在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条件下，进一步紧缩国内的总需求，使物价总水平逐步下降，这同样可以增加净出口。但是，这样会使国内的总需求进一步萎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加重国内城镇地区的失业问题。反之，如果靠增加国内投资和政府采购来增加国内的总需求，显然，国内城镇地区的失业问题会有所缓解，但是，增加国内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少净出口，有可能将我国的经常项目导入显著的逆差，从而大大增加了我国在未来陷入国际支付危机、金融危机的危险性^[31]。

总之，东亚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不断深化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造成严重困难，加剧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低、物价不断下降、需求不振、出口低迷的通货紧缩局面。

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也让我们从邻国的教训中更多地反思自身的问题，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和国内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生活中多年积累的两个深层次问题也迅速浮出水面：一是体制机制性矛盾，主要是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经济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大量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形成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国际国内竞争加剧的形势^[32]。在反思东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这也为我们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167页。

[2]温世仁：《漫话东亚金融风暴》，三联书店，1998年4月，第20～21页。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2～63页。

[4]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著，黎鸣译：《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5]斯蒂芬·维恩斯：《危机年代：从经济危机到新千年》，第8页。

[6]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第52页。

[7]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7月，第122页。

[8]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8页。该书第129页又指出：“外汇储备从1997年第一季度的370亿美元下降到第二季度的313亿美元。”

[9]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129页。

[10]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11]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第111页。

[12]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171页。

[13]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203～204页。

[14]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260～261、286页。

[15]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296页。

[16]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344页。

[17]陈雪薇、陈述主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18]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259、357～366页。

[19]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第59～61页。

[20]朱民、方星海：《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宏观危机和政策危机》，《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1期。

[21]参见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发展金融1998》，《参考消息》1998年3月26日第4版。

[22]朱民、方星海：《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宏观危机和政策危机》，《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1期；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发展金融1998》，《参考消息》1998年3月26日第4版。

[23]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13～14页。

[24]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第135～136页。

[25]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234页。

[26]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205～207页。

[27]同上书，第228页。

[28]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233页。

[29]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第78～79页。

[30]白和金：《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编：《1998—199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1]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第54～55页。

[32]白和金：《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编：《1998—199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第2页。